俞杰 郑依寒

【摘   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紧密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1073（2020）09-0011-12

Study on the Cultural Change of Guizhou Minority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YU Jie1， ZHENG Yihan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2. School of Business，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Guizhou minority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should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road sele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minority nationality; cultural change; cultural inheritance

1  貴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贵州民族地区多处于欠发达的山地农村，是贵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工作对象。新型城镇化建设能使更多民族群众“市民化”，加快农业富余人口的转移，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同时也能充实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带动生计方式的转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贵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2015年，贵州全面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计划于“十三五”期间实施总规模为188万人的异地扶贫搬迁工作，截至2019年3月，已完成搬迁140万人，预计2019年内全部完成搬迁[1]。

2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问题

2.1  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文化变迁

2.1.1  农事祭祀及节庆习俗的变迁     贵州少数民族在农耕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庆祭祀习俗，大多与农事生产相关，以侗族、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都庆祝的“吃新节”为例，虽然仪式上有所不同，但主题都是庆祝丰收，祈求并感谢祖先和神灵保佑丰收。侗族、苗族、布依族的“牛王节”，仪式都包括让牛休耕，为耕牛准备精致饲料等，主旨都是感谢耕牛的辛勤耕耘。进入城镇后，由于缺少了统一的农闲，农业生产资料如耕牛的缺失，农事祭祀和节庆习俗面临着衰退甚至消亡的风险。

2.1.2  民族语言文字的变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渐深入，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学习工作中多使用普通话或地方通用方言，民族语言和文字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年轻人对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缺乏兴趣，城镇少数民族往往在第二代、第三代时逐渐失去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民族语言和文字是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史诗故事、民族音乐等艺术形式的重要载体，断代将严重威胁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值得重视。

2.1.3  饮食文化的变迁    依托稻作文明的贵州少数民族喜欢糯食，有的民族喜欢食酸。进入城镇后，取之山林的野菜、野味难以获取，坛酸、腊肉等家庭自副食品也转向市场采购，失去自家风味。苗族、侗族的“庖汤”文化也因城镇中无法饲养年猪而消失。缺乏必要的空间和设备，城镇家庭基本告别自家酿酒。进入城镇的民族群众，也会逐渐接触外地甚至国外的饮食，饮食文化最终会趋向普同化。

2.1.4  服饰文化的变迁    服饰文化是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些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的差别也往往直观地体现在服饰上，如以颜色来区分的 “黑彝”和“白彝”，“黑苗”和“花苗”，以裙式长短来划分的“长裙苗”和“短裙苗”，以刺绣图样作为“族徽”识别的部分侗族群落。城镇化过程中，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服饰文化中颜色、图案、纹样、配饰造型的文化意象逐渐模糊，甚至被淡忘、遗忘。

2.1.5  婚丧习俗的变迁     城镇化后的少数民族群众，离开了原本生活的山地、村寨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婚姻习俗不可避免发生转变。青年男女“对歌”这种浪漫的交往恋爱方式已不常见，在城镇化较为深入的地区，民族群众对于西式婚礼的接受程度很高，许多特色婚俗逐渐被抛弃。

2.2   居住环境改变带来的文化变迁

2.2.1  “庭院经济”的没落带来民族传统工艺的没落   庭院经济适应性强、形式多样，是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贵州农村的庭院经济主要有畜禽饲养、副食加工、酿酒、手工加工等，可以补充家庭所需，或用于交换、贩售，是群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传统工艺传承的重要渠道。庭院经济无从开展，不仅推高了群众的生活成本，也势必给传统工艺的传承带来威胁。

2.2.2  外部公共空间改变使得传统集体活动开展遭遇困难    贵州传统村落的外部公共空间称为“场坝”，通常占地面积很小，形状灵活，承担起居民日常聚会、庆典活动等多种功能。如贵州山地侗寨的鼓楼、戏台和水塘，是村寨节庆聚会、集体议事、举办仪式的重要场所，既满足集体活动空间需要，同时也满足群众的社会情感需要。进入城镇生活后，“场坝”空间的缺失会成为集体活动的阻碍，也将造成民族文化的衰落和消失。

2.2.3  城市住房空间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贵州少数民族通常是大家庭，典型的家庭往往三代共居。在部分生态移民新村（新城），由于房间数目和面积都相对缩小，面积60～80m2的两居室、三居室，难以满足三代共居，部分老年人未随同子孙迁入新居，留守旧居，造成了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居家养老也面临较大困难，使得传统孝亲伦理面临巨大挑战。

2.3  少数民族内部治理结构的变迁

2.3.1  居民交往方式的转变    城镇化使传统村落内部开放式散居结构演变为小区单元立体封闭式居住结构。在传统村落的日常生产中，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十分普遍，而城镇居民里之间基于生产互助的交往较为少见;传统村落中居民之间的生活交往频繁而密切，而城镇小区中的生活交往则相对低频且疏远。

2.3.2  宗族内部治理难以持续    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社群关系，进入城镇后则主要表现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区关系。传统村落中，拥有血缘关系的同族同胞集中居住，以宗祠为依托的宗族观念较为浓厚，血缘同胞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监督，共同开展祭祖等信仰活动。进入城镇生活后，血缘同胞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被打乱，宗祠缺失也弱化了同胞之间的精神联系，家族观念、宗族信念在行为引导和规诫方面的作用也极大弱化，召集举行宗族集体活动更加困难，与宗族信仰相关的民族文化也面临被削弱的危机。

2.3.3   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城镇治理之间的错位    在贵州许多苗族、侗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一些为人正直、做事公道的人逐渐成了“自然权威”，称为“寨老”。寨老威信较高，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参与处理村寨日常事务时具有很强的决定性作用。进入城镇后，寨老权威面临严重威胁，“寨老”制度很有可能失灵。侗族有“合款”制度，即若干村寨訂立同盟，就村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共同防御外扰、纠纷处理等问题制定“款约”。

3  贵州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

探讨民族文化的变迁和传承保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变迁是一切文化的必然现象，文化变迁具有必然性和绝对性。新型城镇化必然带来民族文化的深刻变迁，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任何试图人为阻断这种变迁过程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3.1   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镇

贵州民族地区长期经济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信。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要传承，必须树立足够的文化自信。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顶层设计时，要避免一味求新、求现代性，将打造民族特色文化城镇建设提升到战略层面。

3.2  发掘民族文化价值，促进民族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

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产业道路的选择要充分结合地区实际。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要促进民族文化与产业路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生态农业、民族文化产业等民族特色产业。民族文化是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的灵魂所在，为民族特色产业提供了持续动力;民族特色产业的发展，又为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3.3  注重民族文化和现代教育的结合，立体推广民族文化

结合素质教育，推进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改革，增加系统的民族文化学习，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中传统工艺培训的比重。通过学校的辐射作用向学习型社区发展，带动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的学习。要注重对民族整体文化的学习，避免出现学习民族歌曲而不学习音乐文化，学习印染工艺而不学习印染艺术的现象。

3.4  充分结合现代文化成果，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创新能力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吸收融合、自我创新的能力。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能单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机械地追求“原汁原味”。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2] 贵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EB/OL]. http：//fpb.     guizhou.gov.cn/xwzx/jrtt/201904/t20190412_2866211.html.

[3] 房冠辛，张鸿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地区新型城     镇化发展路径[J].民族研究，2014（1）：32.

（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