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研究

2020-08-27王思雨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0年7期
关键词:考证

内容摘要: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因其新颖的写法而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本文试从纪传体体例、精密的考证和情感的介入三方面对韩著《徐志摩传》的文体特点进行分析。韩著《徐志摩传》从中国古代史书的写法中寻求灵感,采用了独特的纪传体体例,以“本传”作纪,“交游”作“传”,可谓独具特色。作者秉承着“把它当作一部史书来写”的追求,在史料方面做到了精心搜集、考证翔实。此外,析事入情也是韩著《徐志摩传》的明显特色。

关键词:韩石山 《徐志摩传》 纪传体 考证 析事入情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徐志摩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作为新月派的灵魂,徐志摩以诗歌名世。上世纪80年代初,徐志摩研究逐渐升温成为热点。以徐志摩为传主出版的传记作品,有数十种之多,并且涉及自叙、传记、评传、图传、传记文学剧本等多种形式,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更是把徐志摩热推向了高潮。在诸多关于徐志摩的传记中,韩石山的《徐志摩传》因其新颖的体例和精密的考证脱颖而出,自完稿后一版再版。本文试从纪传体体例、精密的考证和情感的介入三方面就韩著《徐志摩传》的文体特点进行分析。

一.体例之新

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在传记体例上进行了创新,突破了传统的以时间更迭为轴记录传主生平的编年体写法,而采用了独特的纪传体体例。韩石山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饱读中国古代典籍的他在写作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史书里常用的纪传体写法。纪传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志”指的是天文、地理、经济、艺文这些内容,“表”指官职等。因为主体是纪和传,所以叫纪传体,其中纪侧重时序,传侧重人物与事件。中国史書还有个特征,叫“互见”。一件事情涉及两个人物,这个人物在这个传里,那个人物在那个传里。在不同传中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叙述因传主差异而有详有略,不会一味进行重复。

韩著《徐志摩传》正文部分分为“家庭”、“本传”和“交游”三卷,将著作和年表放在了附录部分。第一卷家庭介绍了徐志摩的世系和家庭成员;第二卷本传近似纪传体中的“纪”,以时间顺序展示了徐志摩一生的主要经历;第三卷交游近似纪传体中的“传”,书写了与传主徐志摩有交往的40多位人物的小传。附录里徐志摩的著作近似“志”(可写艺文志),年表权且作“表”。若将本传卷比为树木的主干,那么交游卷无疑就是树木的枝叶,分开各是各的,合起来则是一颗主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参天大树。这样结构文章的好处在于,把徐志摩一生的重要经历安排在本传卷中,通过透视这些事件,读者可以窥见历史的起因和传承。而将交游单列一卷,又避免了行文的壅塞,使文章行云流水,欢快顺畅。倘使采用传统的传记写作方式,那么在写到与徐志摩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胡适、周作人、赵元任、梁实秋等)时,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介绍,这就容易导致文气的中断,阻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此外,韩著《徐志摩传》也同样具有史书“互见”的特征。比如对于徐志摩和沈从文的交往,在本传卷中仅是简单提及沈从文向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而交游卷则详细叙述了沈从文与徐志摩介于弟子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对沈从文,徐志摩不仅在写作上进行提携,也在工作中展开帮助。而沈从文对志摩的恩情也一直谨记在心。作者在书写二人友谊的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徐志摩慷慨仗义的天性。韩石山从传统的史书写法中寻求灵感,这无疑为现代人物传记提供了写法上的新思路。

二.考证之实

在筹备《徐志摩传》写作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的把握传主形象,韩石山秉持着“把它当作一部史书写”的追求,在史料的考证下了很深的功夫。在韩石山的自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中,他曾详细叙述了筹备写作《徐志摩传》的过程,作者光是整理资料、编纂年谱,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我要先编一部《徐志摩年谱》,将所有现成的和搜集到的资料,按年月日,逐条排比下来。有日的放在日下,无日有月的放在月末,无月有季的放在季末,无季有年的放在年末。三年时间,四易其稿,待动笔写传时,这个年谱,已厚厚的两大册四五十万字了。”[1]正因为作者精细的考证,所以作者得以在书中不少地方对回忆录之类文章的误记或者回避进行了纠正,比如对陆小曼回忆她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的纠正,再比如对蒋复璁回忆自己编《志摩的诗》时将《康桥再会吧》置于卷首的纠正。

韩石山在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还对文学史事件发表了独到的看法,在此仅举两例进行说明。其一,韩石山对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动因进行了考察。在既有的文学史教材中,谈及文学研究会,只提到这个团体成立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其关注民生、以现实主义为写作的宗旨,而不涉及它缘何成立。而作者通过考证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与研究系蒋百里主持的共学社的工作内容相同,文学研究会成立筹备会的开会地点与共学社的社址相同,以及文学研究会初成立时的文告在研究系掌握的报纸上刊布等历史细节,得出了文学研究会是在蒋百里的策划下成立,与梁启超和研究系有关系这样的结论。甚至连文学研究会的研究二字,韩石山也认为是由“研究系”的“研究”而来,“因为无论如何,文学研究会从创立到后来的发展,都不是个研究会,而是个‘作家协会。”[2]韩石山的推理过程可谓缜密,应该说其观点对于文学史研究具有拓展之功。其二,作者对“闲话事件”所发表的看法,所谓“闲话事件”,指的是因陈西滢写作的《闲话》(刊于《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引发的周氏兄弟和陈西滢之间的论争。不同于既往文学史的看法,韩石山认为这场论争不仅仅是思想分歧,还羼杂了周作人的个人意气,分析了周作人对陈西滢产生怒气的心理原因。韩认为这次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自由的一次辩论,也是最见才智的一次……它必将成为后世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品格,探究20年代人文环境的最佳文本”。[3]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不是怨毒和骂詈,而是矫健的身影和俏皮的文字。从人物隐秘的心理出发探究这场论争的起因,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对史料的整理和考证,显示了其对待历史真诚的态度,对于文学史研究和诗人研究具有拓展之功。

三.析事入情

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作者在进行传记创作时首先必须遵守尊重历史,尽可能地做到纪实传真,书写出真实的传主形象。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传记,它的完成过程不可避免要有叙事主体的介入,从而带有主体化的色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4]的确,传记家在为谁立传的这个问题的选择上,就已经体现了传记家的喜好和倾向性。从《徐志摩传》的“后记”中可知,出版社编辑在向韩石山约稿时,曾提供了几个可以供选择的作家,但作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徐志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诗人徐志摩的欣赏。书中,韩石山也对徐志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能不隐隐约约地感到,把徐志摩定型为一个浪漫文人是一种偏差,把他的成就局限在文艺创作上,不管是诗还是散文,不也是一种明显的亏欠?还是把话说开吧,对于当今的中国,徐志摩和他的作品,不光是一笔丰厚的文学财富,也是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但正如张奚若所说,这得在你认识他的时候。”[5]

徐志摩在生前曾说过,“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6]韩石山在为这位诗人写作传记时,也循着感情的线索,来考察徐志摩一生的行事及其是非功过。无论是1922年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突然回国,还是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南下,亦或是定居上海后精神上的挣扎,作者都为我们寻出了传主感情上的线索。书中尤为动人的一段是韩石山对徐志摩1928年旅欧期间所作《再别康桥》的阐释。1928年6月的这次旅欧,可以算作是徐志摩对生活现状的一次逃离。作者指明,自从1926年12月,徐志摩夫妇因战乱迁居上海后,徐志摩很快便陷入了世俗的泥淖。一方面是家庭内部,陆小曼开始吸食鸦片,二人感情失和,徐志摩的工资难以负担陆小曼日益奢侈的开支。另一方面是国家层面上,1928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面对日军的侵略,当局表现怯懦,一再退让。家事国事郁积在心头,徐志摩便萌生了去国外走走的想法,这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就作于徐志摩11月结束欧洲之行返回中国的途中。作者在叙述了诗歌写作背景之后,动情地写道:

读此诗而读不出其中的忧伤与苦涩,只能说对诗人和他的这首名作还是不太理解。夕阳的余晖里,诗人作别的不是西天的云彩,乃是他一生的豪情与梦想。剑河的柔波里流淌的,不光是河水,也有诗人辛酸的清泪。不知诗人此番出游的心境,仅知此诗的优美,可以谅解。知道诗人此番出游的悲苦,读此诗而不鼻酸欲泪者,不能算是真爱徐志摩其人,不管你是白发老翁还是翩翩少年。[7]

此处作者跨越了时空,与上个世纪的诗人徐志摩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不难见出其对志摩的体察之深。韩石山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这种“灵魂贴近”的方式进行传记创作,这是韩著《徐志摩传》最有艺术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韩石山:《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2][3][5][7]韩石山:《徐志摩传》(插图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第181页,第328页,第229页.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6]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4冊(乙),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135页.

(作者介绍:王思雨,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猜你喜欢

考证
芜湖《商务日报》档案之发现及初步研究
高校大学生考证自我期望与企业认同度的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