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研究员 戴春晨 郭倩倩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予晴

深圳华强北的“山寨体系”可能是产品经理最早的外部协同网络。“山寨机”的背后，其实是囊括方案研发、外观设计、模具、元器件和壳料供应装配的服务体系。　　　IC Photo　❘图

“硬件硅谷”跃升之谜

★产品经理的汇聚与创造，让深圳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动能转换，从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逐渐转型升级为“中国硅谷”。

“全球创业者接入中国市场，中国创业团队需要链接全球，都需要一个入口和平台。从深圳开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998年的一天，在深圳华强北赛格科技园的老楼里，年轻的兼职工程师吴宵光敲下OICQ的第一行代码，这款软件模仿的是以色列的一款互联网即时通讯软件。

当时许多人都没有想到，脱胎于OICQ的QQ将成为拥有数亿用户的国民级应用，戴红围巾的胖企鹅形象将深入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第一行代码，成为腾讯“互联网创世纪”的开篇。

这是深圳投身互联网浪潮的新一代企业家，也是深圳的第一代产品经理。1990年代开始涌现的产品经理们，成为深圳城市进化的“关键先生”。产品经理的汇聚与创造，让深圳开启新一轮的城市动能转换，从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逐渐转型升级为“中国硅谷”。

渴望创造财富的冒险精神、精益求精的工程师文化、完备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和制造能力，这座年轻的城市似乎正在提供产品经理们想要的一切。渴望“改变世界”的产品经理们改变着深圳，让这座城市始终站在全球互联网革命的前沿。

产品经理的诞生

深圳在上世纪末迎来第一代产品经理，有某种历史的必然。

1998年，互联网浪潮正席卷美国西海岸：比尔·盖茨将浏览器和操作系统“捆绑销售”的策略已初见成效；重回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推出iMac电脑；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正在加州郊区的车库开始创业，并将公司名字取名为“Google”——产品经理们崇拜的“超级产品经理”正登上历史舞台。

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马化腾和他深圳大学的同学们较早接触到了新奇的互联网。在搬进赛格科技园老楼之前，他被熟知的身份是“马站长”——BBS社区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站长基因”，成为这位青年工程师日后加冕“腾讯最大产品经理”的起点。

在2017年出版的《腾讯传》中，马化腾这样描绘最早“冲浪”的体验：“它实在太奇妙了，你在那里可以遇见跟你一样的、天南地北的人，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却可以互相展示最新写的软件、交换加密解密的心得，也可以倾诉对程序人生的感悟。”

这种“奇妙”的体验，催生了深圳“初代产品经理”的初心——一如硅谷的同行们一样，他们做互联网产品不是单纯为了获取财富，还有“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情结。

在“微信之父”张小龙2017年的一场演讲中，他将产品经理称为“站在上帝身边的人”。在他看来，产品经理和上帝一样，也会俯瞰芸芸众生，知道用户的欲望，给用户制定一些规则，让用户按照这个规则运转。做到这一点，产品经理就会有“上帝的成就感”。

这种自带“创造感”的职业，在世纪之交的深圳乃至全世界都是新奇的事物。当时在深圳，年轻人“光明的前途”是两条路——代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和华强北倒卖电子产品的小商贩。

正当腾讯第一代产品经理敲下OICQ的第一行代码时，深圳正进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三个十年。在前两个十年，以“三来一补”为主要模式的加工贸易创造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动下，各类市场力量正在特区的土地上迅猛增长，这座城市已经褪去“边陲渔村”的形象，工业化城市已趋成型。当时，全球市场进入亚洲金融风暴后的迅猛复苏，全球制造业重心往中国转移，代工厂老板们挣得盆满钵满。直到进入新世纪，深圳外经贸工作人员引以为傲的，是深圳供应着全球七成的圣诞树。

但就是这样的深圳，却成了产品经理的天堂。IDG亚洲总裁朱东方对南方周末分析，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发展壮大，敢于冲破藩篱，能够敢为人先。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是新产业、新职位的“助产士”。深圳还是一座移民城市，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一个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城市，对于渴望用拼搏和努力赢得成功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最为理想的就业、创业之地。

“发现市场痛点，切合用户需求，甚至是激发用户需求、教育市场，这是产品经理的基本自我修养。如果解构这些职责，就会发现这背后要求个人和行业生态、城市氛围都必须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对试错的包容性。”他补充说，“这刚好就是深圳所具备的基因。”

遍地都是“捞世界”的人，只有少数人抬头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月光”。“世界工厂”模式既支撑着经济繁荣，也掩藏着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不少加工贸易城市遭遇巨大下行压力。深圳市政府较早意识到加工贸易的局限，早在1992年就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从1990年代开始，华为、腾讯、迅雷、金蝶等众多互联网公司先后崛起，让这座代工厂遍地的城市终于有勇气触摸科技创新的门。华为的电信交换机、腾讯的即时通讯应用QQ、迅雷的下载应用、金蝶的会计软件等，“深圳造”的国民级产品闻名全国。这也是曾经以“大进大出”为主的深圳，第一次高质量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以此为开端，深圳开始稳步向“科技创新之都”迈进。大约十年之后，大疆创新、柔宇科技等明星公司的产品经理加入科技创新的洪流。

在明星公司的光环下，深圳俨然成为产品经理的“天堂”。

创新方法论

在畅销书《硅谷百年史》中，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列举了诸多“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例如，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大量发奋图强的创业移民的融入；创业与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梦想改变世界的灵感。进入设立经济特区第三个十年之后的深圳，渐渐拥有了这些“成功元素”。不过，吸引着创业移民们“非深圳不可”的，还有另一关键“元素”——全球最齐备的电子零配件供应链。

这是硅谷的产品经理们都歆羡不已的“福利”：在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实现“想法”所需的原材料；甚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从产品原型到产品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创造这一“壮举”的，正是腾讯创业那栋老楼所在的华强北——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

这其实是深圳人又爱又恨的“山寨遗产”。从21世纪初开始，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的“山寨”产品几乎闻名全国。小商贩们倒卖组装再翻新的手机，在原有手机组装基础上再加工实现反向充电、三卡三待等新功能，当时备受青睐的是，实现苹果手机双卡双待功能的“苹果皮”。相比品牌的定式产品，这些“山寨功能”反而满足了更多的用户需求，野蛮生长市场中的“一米柜台”一度一铺难求。当时的人们盛传，“在楼上买一个配件，下楼就能组装好一部手机”。

这样的“乱局”持续数年之久，随着市场监管部门“双打”行动的开展而宣告终结。

“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深圳人从来不造假，但生产大量的A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早前曾担任深圳副市长，对“深圳山寨史”记忆犹新，“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就是Made in Shenzhen（深圳制造）。”

在他看来，“山寨”带着原罪，但也从侧面锻炼了深圳的电子元件供应链能力，在成本把控和质量把控上积累了许多经验。历经多年发展，“深圳制造”已经转换增长方式，从“三来一补”转向了品牌制造和产业技术创新。

在深圳这样的“转换”中，产品经理以及背后的“山寨体系”功不可没。从产品管理的流程看，华强北的“山寨体系”可能是产品经理最早的外部协同网络。“山寨机”的背后，其实是囊括方案研发、外观设计、模具、元器件和壳料供应装配的服务体系。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华强北“一米柜台”的小商贩们摆脱原罪，成为产品经理们的强大支援。

“山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深圳市场主体的“产品思维”——极强的市场化意识，关注用户需求和品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造“苹果皮”、三卡三待的华强北人，是更早的产品经理。这种“务实”精神，潜移默化影响了深圳一代又一代产品经理。这种文化的产物，是在模仿基础上的“微创新”。

OICQ起步初期，几乎完全模仿世界首款即时通讯软件ICQ，最终却赢得市场竞争。腾讯的初代创业者们将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

据吴宵光回忆，马化腾在某次技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很古怪的问题：“我们的用户会在哪里上网？”

就是这道古怪的问题，成为日后OICQ及之后的QQ击败对手的关键。上世纪末，美国个人电脑已经非常普及，而中国人绝大部分却在网吧上网。考虑到这样的差别，开发OICQ的产品经理并没有参照ICQ将好友列表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内，而是存储至云端。这样的“微创新”解决了经常换电脑的“网吧青年”的“痛点”。

在马化腾提出的“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产品方法论中，这样的“微创新”贯穿始终。这样的产品原则影响到了许多深圳的明星公司和明星项目。

走出校园

2005年，杭州青年汪滔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设计和一款样机，在深圳一间破落的民房里开始创业。短短数年之后，他创办的大疆创新成为全球闻名的“独角兽”，而他也成为无人机领域最著名的产品经理。

像汪滔一样，许许多多年轻人怀揣“改变世界”的想法与技术，走出校园的实验室，将深圳作为他们实践梦想的城市。在汪滔之后，刘自鸿创办柔宇科技、刘若鹏创办光启理工研究院，均成为深圳最新一代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在深圳进入设立经济特区第四个十年之际，伴随着这些人的创业行动，深圳新生代产品经理的故事开始了。

这是有别于“初代产品经理”的一批人：他们掌握着时代最尖端的核心技术，直接从校园进入了创业的“乐园”。他们所谋之事，不是过往的模仿式创新、跟随式发展，他们要代表人类完成新产品的“从0到1”。

“没人会给你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没人会替你思考将来是什么样子。尤其当你是做一个行业的引领者时，你就必须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光峰科技产品中心总经理张贤鹏说，这样的话语饱含“创造感”。

这种强调“自主研发”的产品文化，是初代产品经理的某种传统。做电信交换机起家的华为，在1990年代打开市场，便是依靠一款自主研发的BH03交换机。校园创业的新一代年轻人，则将这种传统发挥到极致。

校园创业，曾是发生在美国西海岸的故事，一度成为城市建设与教育布局互动的美谈。在旧金山湾区，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和肄业生正创造“硅谷”的科技和商业神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在校园期间就开始了创业之旅，学校和风投基金是他们的“后援团”。这样的光荣“传统”，开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惠普”兄弟车库创业和“斯坦福科技工业园区”设立。

《硅谷百年史》将“校园创业”的成功，归结为输送“聪明人”的大学和完善的风险投资服务。与硅谷不一样的是，深圳的“校园创业”，被放在更庞大的大学网络之中，内地的高校、香港的高校乃至国外的高校都在为深圳输送“聪明人”；而服务深圳创业者的风险投资，不仅有深圳本地专业的创投基金，还有来自全球的风投资本。

是什么让众多校园创业者和风投资本舍近求远选择深圳？　其中的奥秘，是深圳强大的“市场转化”魅力。除了超强的供应链能力之外，珠三角地区及内地庞大的消费需求给科研技术提供源源不断的“测试场景”，促使创业团队做出更贴合市场需求的场景。

这也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体现。

朱东方对南方周末分析，深圳算不上技术原创中心城市，但深圳是很重要的技术转化市场中心。深圳在技术转化市场上与全国技术研发机构有着强连接能力。加上深圳还配置有技术投资、风险投资、产业金融等，这使得深圳技术流转效率非常高，技术产品化、场景化速度非常快。

“全球创业者接入中国市场，中国创业团队需要链接全球，都需要一个入口和平台。从深圳开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强调说。

输送“聪明人”的大学，一直是深圳的短板。但在培养产品经理上，以华为、腾讯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却是产品经理最好的“职业学院”。业内有“最好的产品经理被腾讯收割”的说法，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众多产品经理从腾讯的滨海大厦走出来，从华为的坂田科技城走出来。他们或者创业，或者进入初创的明星公司，融入大大小小的企业网络。这样的“裂变”，如同硅谷的仙童公司裂变出全球半导体的佼佼者一样。

“腾讯和深圳的产品文化是共融共生的关系。腾讯就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了大量的产品经理。很多公司把腾讯的产品文化、优秀的产品经理引入到他的公司。我觉得腾讯对于深圳的产品文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腾讯云副总裁王帅说。

让产品经理们更加肯定的是，如今的深圳市政府也颇具产品思维，正将深圳作为一款产品不停迭代。高校和基础创新的短板正在被补足，住房和医疗等社会服务正在不断迭代，即将计入第五个十年的经济特区，正在努力修复有碍“用户体验”的BUG。从人才培养到基础研发，从应用创新再到投入市场，深圳正在强势构建科技的“大循环”；而从应用创新到投入市场，产品经理们则决定一款产品抵达市场的生死命门。

市场主体和政府积极的行动，正在吸引新一轮大公司的进驻潮。近期，产品文化浓厚的另外两家互联网公司今日头条和小米，先后宣布在深圳建设总部大厦，其选择正是如今腾讯所在的粤海街道。

为什么来深圳？　借小米董事长雷军于2018年在深圳开产品经理会议时所说的一句话——“因为友商在这里！”

40年来，深圳的电子产业从产业链最末端的外贸加工工厂，成为了全球消费电子的高地，这里有最完备的产业链，不断孵化出新的品牌，被称作“硬件硅谷”。这种产业的跃升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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