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中国古典诗歌中借“树”的意象来表达爱情主题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以上溯至古老的《诗经》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周南·汉广》中也有“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杨柳”与“乔木”从此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和爱情发生了密切关系。后来，诗人更是频繁借用“柳”与“留”的谐音，最终使得“折柳”成为依依惜别的代名词。所以，唐代诗人王之涣在《送别》诗中才会说：“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

另一类则是借树枝来比喻情感上的牵连不断，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人以此来比喻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此外，白居易在《长相思》中也有“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其实中国人借用“连理枝”来表达情感早在白居易之前，只是具体用词不一定是“连理枝”三字，中国古人用“连枝树”、“连理树”或“连理木”等词汇，而其所表达的情感也不一定是男女爱情，同时也常常指代兄弟手足之情。比如《昭明文选》（卷二十九）中便有“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乐府诗集》中《子夜歌》也有“不见连理树，异根同条起”，而这两处所指的都是兄弟之情。

为何中国古人会以“连理枝”比喻爱情或兄弟之情？这可能是因为“树枝相连”在视觉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手牵手，进而联想到亲密的情谊，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然，这背后也有这词源学上的支持，汉语中的“肢”和“枝”本来就都出自“支”，可谓同源，因此也就有了相互指代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中国古代诗歌中将“树”与爱情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条是“杨柳—折柳—‘留的谐音—依依惜别”，另一条则可以概括为“连理枝—手牵手—心连心”，前者是声音的相近，后者是视觉的联想。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树”与诗的关系更为复杂、多变。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诗人表面上以“杨柳”的婀娜姿态来类比“新娘”，其实又巧妙化用了古代诗歌中“柳”与“留”的谐音，只要联系诗歌题目中的“别”字，诗人这里对传统文化有意或无意的继承就变得清晰了起来。而台湾地区诗人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中则是“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这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变成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边”。徐志摩是将康河畔的柳树比作夕阳下的新娘，借这种恋人间的爱情关系来表达自己对于康桥的眷恋之情;而席慕蓉则是通篇把自己比作一棵树，借树不能移动的特点，来表达自己对于爱情等候、守护、执着的心情。两首诗虽然表达的情感各异，却都将树、人和爱情三者相关联，前者是“拟树为人”，后者是“化人为树”。

中国现代诗歌中也不乏以“连理枝”比喻爱情的诗篇，比如何其芳题为《爱情》的诗歌中就有一句“因为常春藤遍地牵延着，而菟丝子从草根缠上树尖”。而在所有“以树喻情”的中国现代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当属舒婷的《致橡树》：“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这首诗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连理枝”意象在现代诗歌中的延续，另一方面，诗歌热情而坦诚地歌唱了自己的爱情理想与人格理想：与爱人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这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夫唱妇随，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在爱情中对精神上的平等地位的诉求，可以说是给传统“连理枝”意象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因此，舒婷的《致橡树》自从1979年4月的发表于《诗刊》以来广为传诵，甚至被人们推崇为“一篇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书”。

类似的化用“连理枝”意象的新诗还有台湾地区诗人陈金南的《杨柳》：“我们是一对/对望的杨柳/在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宽广的河流/水涨水落/也不能使我们更接近/只是在月明河清的时候/默默弯腰画着彼此的姿容/若是起风/我们絮絮叨叨的托风转信/若是风不来/我们只好说给水听/执意的相信，那些话/会在下游某处聚首交流/而我的愿望，岁岁年年地/幻想能够/潜过这宽广的河流/用我的手/触摸到她不经心伸过来的/一条须根。”这首诗一方面借用了传统的以“杨柳依依”来表达爱情的典故，另一方面根须触碰的象征也和舒婷的诗歌异曲同工。而联系到诗人的政治与地理处境，“在我们中间/隔着一条宽广的河流”一句显然是暗指台湾海峡，而“而我的愿望，岁岁年年地/幻想能够/潜过这宽广的河流/用我的手/触摸到她不经心伸过来的/一条须根”则暗含了有情人被阻于两岸，希望跨过阻隔，彼此相见的内心愿望，甚至是诗人对大陆故土的一往情深。

此外，薛卫民在《两棵树》中写道：“我们应时变成了两棵树/不管路/怎样殷勤地延来伸去/——从你的脚底，到我的脚底/我们没有动/我们没有再走到一起/你有你的惊蛰/我有我的雨季/……我们不会把风/望得吹乱了季节/我们不会把云/望成淅淅沥沥的秋雨/百年之后/几个孩子会发现——/有两棵树的年轮/竟能重合在一起。”这首诗匠心独运的地方在于诗人表面上写爱情双方因故没有相聚——“我们没有动/我们没有再走到一起”，但实际上他们却能够冲破空间的阻隔，在精神上彼此沟通、相知、契合，进而达到一种心心相印的境地：“百年之后/几个孩子会发现——/有两棵树的年轮/竟能重合在一起。”

当然，在以“连理枝”比喻爱情的新诗中也不乏一些质疑甚至解构爱情之作，比如郑敏在《寂寞》中写道：“但是对于我，它们/只不过是种在庭院里/不能行走的两棵大树/纵使手臂搭着手臂/头发缠着头发/只不过是一扇玻璃窗上的两个格子/永远地站在自己的位子上/呵，人们是何等地/渴望着一个混合的生命/假设这个肉体里有那个肉体/这个灵魂内有那个灵魂。”诗人在这里同样借用了传统文学中的“连理枝”作为爱情的比喻（“手臂搭着手臂/头发缠着头发”），同时也和薛卫民一样发现了树木不能移动的特点，并借此质疑世俗爱情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连理枝”看似同气连枝、非常美好，但实际上不过是两棵不能移动、不能进步的“死物”。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与现代诗歌中都不乏借“树”的意象来表达爱情之作。而其中“杨柳”与“连理枝”是古往今来诗人们最常使用的两种意象。在具体运用意象时，古典诗歌更具有传承和稳定性，新诗则更富于变化，甚至出现了以“连理枝”来质疑、解构爱情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诗歌与爱情理解上的不同。看罢这众多杨柳、连理枝与爱情表达之后，穆旦的诗句或许更适合作为本文的结尾：“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穆旦《诗八首·其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