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姚克与“坐忘斋”

2020-08-20［美］姚湘著姜异新

书屋 2020年8期

［美］姚湘著姜异新译

前几天，我正在写一首新诗，有一个词语始终挥之不去，隐隐感到需要换一个。我停下来查阅辞典，翻开了默立在父亲书架上已经很多年的一本旧书。书页随着我手指的翻动，散发出父亲书斋的味道。蓦地，我感到好像与父亲相通，尽管他人已经不在了，但空中的气息如同他就在那里！

父亲去世至今已逾一年半。然而，奇异的是，他好像从未真正离开过。或许，创造性生命的遗产比興旺发达的实业所遗更具影响力。一方面，是诗歌、散文和音乐的力量;另一方面，通常只是可以花得完的金钱。

父亲的遗产之一是自己的和他人的著作与藏书。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书房是他内心的圣殿，只有最有价值的灵魂，才能踏进。我对这间书房的记忆是一个孩童的记忆，时间虽然朦胧模糊，但感觉是清晰的。

书房的门总是半敞着。当父亲不在而我又有足够的勇气时，我会冒险进去猎奇一个下午。书房里含有两种诱惑：一是虽未正式宣布也被认为是禁区的神秘感;二是桌子抽屉里埋藏着珍宝的迹象，通常是用厚重的哲学书和古青铜器巧妙地遮掩着。由于年龄最小，我只好自己在那里摸索，因为，唉，哥哥姐姐们想不到要给我一张藏宝图。我那仨哥一姐，利用他们多年在书籍和文件里的侦察经验，已将父亲的藏书体系解码，几乎可以肯定孔子生产腰果;亚里士多德提供杏干;易卜生，瓜子;萧伯纳，巧克力;西塞罗，饼干。

父亲的书房是典型的学者书房——书从来都不是井井有条的，几乎看不到桌面。有时，母亲的清洁与秩序感降临，会来个彻底的大扫除，但她必须当心不能收拾得太勤，因为无论她多么仔细地将文件放到该放的地方，房间该打蜡和除尘的迹象才能将父亲带入状态。

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被明确禁止进入书房，但是，正如一个人会本能地在图书馆低语，父亲的圣殿有一种庄严宁静的氛围，向最优秀的行为发出邀约。我们从不敢把玩具落在那儿。如果弄乱了什么，我们会在离开前将它们恢复原样。我们可以把书从那里取出，但前提是必须小心地再将它们整齐地放回书架上。

为了阻止贪婪的后代成功探宝，爸爸设计出一种“邪恶”的防卫方法。他习惯于在书房里脱下袜子，把它们挂到半开着的抽屉上。这是收藏有价值东西的可靠标记。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把那烦人的袜子移开，我可以保证它确实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父亲对自己的习惯一丝不苟，在某些方面几乎有洁癖，饶是如此，有一次他却把一块已经嚼过的口香糖放回银色的包装纸里，压平，然后把它塑造成原来的形状，重新插入右上角抽屉里那包口香糖里去。不幸的是，随后就被我哥哥约翰找到，这件事便成了家族传说。我依然记得，后来每每忆及此事，父亲脸上总是一副“恶毒”的幸灾乐祸模样，他为自己计谋的完胜，拍手抚膝，狂笑不止。

长大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母亲生了五个孩子，但却抚养了六个——父亲却是其中最不愿意成熟的那一个。他从内心里是个孩子，对人对事始终抱有孩子气的天真。在许多方面，我的父母相处得十分快乐，因为尽管母亲拥有成熟、智慧和在实践中养成的打理生活的能力，但仍同父亲一样单纯、天真。

父亲给他的书房起名为“坐忘斋”;工作时，他特别专注，以致外面的世界不复存在似的。他用毛笔书写的三个汉字刻在打磨过的木板上，挂在书房远端的墙上。我依然记得深棕色木头衬着绿油油的墨汁，使它看上去就像神龛或寺庙门上方的匾额。挨着这堵墙的是两张巨大的红木书桌，背靠背，配套放置着台灯和皮椅。一张是父亲的，一张是母亲的。除了一扇大窗户外，书房每英寸的墙壁空间都从地板到天花板排列着书柜，书柜上有可以上锁的玻璃门，尽管父亲从不费心去锁。

书桌上，有一个看上去颇精致的砚台，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式毛笔。桌子的左角有一个用某种石化木材制成的大型圆笔筒。我记得那块木头是琥珀色的，带有棕色的小斑点，摸上去凹凸不平。父亲往这个圆柱体里塞了一卷卷宣纸、多余的毛笔、自来水笔、中式扇子，还有几根孔雀羽毛，以及他戏剧中的舞台道具。砚台旁有一把小巧雅致的茶壶。而后是他的烟斗、烟叶和一听香烟。在右边有一个贴着几帧肖像的相框：我姊姊艾格尼丝（兰），梳着两条小辫子，经常笑露皓齿;我哥哥安东尼（秦），头发被风吹拂，看上去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罗伯特（翰），哥哥有洁净的外表、时髦的头发和带着酒窝的微笑;母亲——头发往后梳成父亲喜欢的发髻，然而我们觉得这种发型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显老——以及两个最小的孩子，约翰（森），一个瘦小的、有着堂·吉诃德式外貌的聪明可爱的男孩，还有我，沉着脸、皱着眉，好像不愿意摄影师把照片拍好似的;最后是我爸爸，那时他还有头发和稀疏的小胡子。

烟草、墨水、宣纸以及其他东西混合形成了书房里的一种独特的气息。它渗透进书籍的书页，弥漫于我记忆的书页中。这间书房可纪念之处太多了，在这里，许多疑问得以解答，但谜团依然存在，墙壁回荡着那些久远而尚未消逝的声音。

间或在寻找好吃的时候，我的兄弟姐妹会停下来看书。男孩们如饥似渴地读关于古代战争和战略家的故事，而我的姐姐则喜欢艺术和电影方面的。父亲的珍藏品是名副其实的初版本和签名本的宝藏，他的朋友当中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文学家。

母亲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挑战。她以她的书桌设立了奖励制度。我们中不管谁在一学期中功课优异，在下学期就能占有父亲对面她的书桌那崇高的位置。被允许进入这间密室与父亲为伴，是我们虔诚祈愿得到的一种荣誉，更不用说被那么多巨著和优待所包围。成绩单有了新的含义，有时规则会稍微有所偏向，不太聪颖的人可以通过刻苦或凭借行为、书法的评分而得到奖励。

父亲向我介绍了埃斯库罗斯、威廉·康格里夫、约瑟夫·康拉德、萧伯纳、奥古斯特·斯特林堡、路易吉·皮兰德罗、亨里克·易卜生和安东·契诃夫等伟大作家，还有奥斯卡·王尔德。父亲告诉我，王尔德是悖论隽语的大师，并举例他被引用最多的那两句话：“除了诱惑之外，我能够抵制一切。”还有，同一腔调：“摆脱诱惑的唯一途径是屈服于它。”他给我讲了王尔德当年赴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纽约海关人员询问他是否有东西要申报的故事。他的回答是典型的王尔德式的机智：“除了我的天才，别无一物需要申报。”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一个年轻、灵活的头脑怎能不被吸引到书架上去呢？

父亲会和我讨论古代哲学家，并津津有味地辩论希腊悲剧。他也喜欢在晚餐时讲故事。他只吃那么一点点，的确是说得太多了。你从来不知道傍晚演讲的话题：有可能是关于哈利彗星的，也有可能是中国茶文化的礼仪与奢侈。偶尔，会听到他讲小时候的故事，或者教一首古老的民谣，他想起祖父的仆人们过去在中国唱的那种民谣。我们乐在其中，不喜欢听他谈论政治和经济，对我们童年时代那温馨的小世界而言，这样的话题显得遥远而乏味。

父亲在八十七岁生日前夕去世。由于父亲直到四十二岁才结婚，在我看来，他永远是那个样儿，几乎没有变老过，因为当我对他的印象成形时，他已经老了。我庆幸父亲很长寿，使我们能够彼此深入地了解。在父女关系之外，余裕的光阴足以使我们产生一种知识上的纽带。大约在十五岁，我同父亲讨论问题时有了自己的看法。那时他的主要剧本都已完成，在向我复述这些剧本时，为了介绍剧中角色的性格，他能够重新表演一番，并吟诵其中的一小段对话。父亲不仅创作戏剧，还导演戏剧，母亲则承担起从筹资到演出的所有具体事务，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团队。

在退休后的几年里，父亲每天傍晚都盼着我从办公室回来。他渴望听我说说一天的情况，聊一聊道琼斯平均指数和利率，因为他对投资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跟上”我银行事业的步伐。但他怎么知道我宁愿谈论关于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或他的戏剧《美中之美》！

现在他走了，我真希望我能再问他上千个问题，并且能更好地记住他告诉我的一切。当一位朋友说，我是父亲的精神传人时，我被深深打动了。那是我真正想要继承的。母亲和我每天都会想起父亲，有时在追忆里，有时是巧遇中，还有时，当我翻阅一本旧书，不得不经受着书斋散发出的气息。“坐忘斋”攫住了父亲的精髓，此间栖息着他的智慧和顽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