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回顾与总结

2020-08-18董建辉闫梦雅

三峡论坛 2020年4期

董建辉闫梦雅

摘要：“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立项的重大课题，目前结项在即。本文在介绍该课题研究缘起、阐述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回顾了研究工作开展的大体经过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总结了对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整体认识及研究心得，并就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回顾；总结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4-0024-07

“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立项的重大课题，迄今已整6个年头。自立项以来，项目负责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福建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合作单位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协同努力，在吸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台湾高山族各族群聚居区，开展全面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作业，在了解台湾高山族各族群社会文化的同时，重点关注各族群之间及族群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历史互动与现实交往，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根据之前的研究计划分工协作，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初步理论分析，形成了一批阶段性成果。如今结项在即，有必要对前期的研究工作做一个回顾，既总结其中存在的经验和不足，也为后續的结项及延伸性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课题研究的缘起

厦门大学素有台湾高山族研究的人文传统。台湾高山族历史上被蔑称为“蕃（番）族”，并有“生蕃”、“野蕃”与“熟蕃”、“化蕃”之别，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被确定为高山族。台湾地区则在短暂地被区分为“山地同胞”与“平地山胞”后，于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原住民”（指称个人）与“原住民族”（指称整体）。1929年，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科创始人林惠祥先生尚在成立未久的中央研究院任职，就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委派，利用赴台北为父亲料理后事，“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1] 6。他先后访问了卑南、马兰、哈喇巴宛、大马武窟、知本、水社等一些番社，足迹踏及泰雅、阿美、卑南、排湾、布农、邵等族群。1930年，出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2]一书，创大陆学者研究台湾高山族之先河。该书基于亲身实地调查，并参考同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现代学科方法，对台湾高山族社会历史文化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曾专文纪念林惠祥先生，评价该书“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韧始”[3]。

1935年，已调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林惠祥先生为了给自己的人类学标本陈列所增添藏品，又再次于“暑假自费复往台湾，再入番地，采买标本”[1] 8，历时两周，采得番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史前石器等标本数十件。先后两次亲赴台湾高山族地区开展田野作业的特殊经历，奠定了林惠祥先生此后一生的研究方向。尽管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的学科众多，成果丰硕，但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马来族（即今所谓“南岛语族”）与我国南方地区的渊源关系，一直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他从考古遗存、文化习俗、体质特征等多角度论述大陆、台湾、中南半岛土著民族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将大陆东南地区百越民族及其先民文化确定为高山族所属的马来种族与文化的祖先，并且提出百越民族及其先民南迁南洋诸群岛的东、西两条不同路线[4]。

林惠祥先生1958年辞世后，助手陈国强和同仁以及他们的弟子继续拓展台湾高山族研究。一方面，他们出版了一批基础性的著作，从不同层面介绍台湾高山族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如《高山族简史简志合编》[5]、《高山族简史》[6]、《台湾少数民族》[7]、《高山族风情录》[8]、《高山族民俗》[9]、《台湾原住民的姓名》[10]等；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台湾高山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占据了同时期大陆高山族研究成果的绝大部分。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两岸不通未来，厦门大学的学者们未能赴高山族地区开展实地考察，只能依靠历史、考古、文献资料甚至新闻报道等开展研究，从而使得这些研究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学特征，而未能充分体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特色。[11]

进入21世纪后，厦门大学学者对台湾高山族研究的关注度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在国际“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运动的大背景下，台湾高山族提出了“正名”及“自治”等权利诉求，台湾民进党当局及一些持“台独”立场的境外学者利用高山族属于南岛语族的历史和社会事实，操弄“南岛语族的起源”这一原本属于学术领域的议题，为“台独”寻求历史与文化依据。针对这种不良企图，厦门大学学者同大陆其他学者一道，借鉴国际学界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方法，论证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历史渊源关系，发表了《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12]、《“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13]、《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14]等专题论文，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闽台土著民族关系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2001）。

反观以日本、台湾等为主的境外学者，自19世纪末期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1895年日本窃据台湾后，就从东京人类学会雇佣了一些学有专长的人类学者，深入台湾各地开展“蕃地调查”。鸟居龙藏（1870—1953）、伊能嘉矩（1867—1925）和森丑之助（1877—1926）并称为早期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的“三杰”。其中又以伊能嘉矩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研究最为出色，他在《台湾番人事情》（1900）一书中首次依据语言、风俗等特征，对台湾高山族做了较为科学的“九族”分类。日本设立台湾总督府后，出于统治的需要，曾先后成立“临时台湾惯习调查委员会”和“理蕃课”，从事高山族惯习和社会状况调查，出版了8卷《蕃族调查报告书》、8卷《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和大量统计文书，详细记录台湾高山族的社会文化，积累下丰富的民族志资料。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前身）成立，成为台湾高山族研究的中心。其土俗人种学研究室以高山族各族群文化为主要对象，出版了研究高山族“九族”社会组织的重要著作《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1935），产生了像马渊东一这样的高山族研究国际知名学者，并吸引了文理农工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这些调查、研究虽然不关心理论的构建，但是奠定了日后高山族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

台湾光复之后，一些民族学家前往台湾，成为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第一批台湾本土学者，其代表性人物有凌纯声、卫惠林、陶云逵等。他们秉承日本学者的余绪，组成若干调查组，带着他们的学生，前往高山族地区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形成了一批经典的高山族民族志，如《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15]《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16]《南澳的泰雅人》[17]《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18]《秀姑峦阿美族的社会组织》[19]《大港口的阿美族》[20]等。这些研究延续了中国大陆“南派”民族学的学术传统，重视文化史的构建，融合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太注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而着重于材料的搜集和解释，试图重构高山族过去的历史文化。

经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短暂沉寂，台湾高山族研究又在80年代初的“正名”运动后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者对之前历史学派式的研究进行反思，开始采取主位的视角和人文关怀的倾向，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现代生活与文化，探讨在强势的汉文化影响下高山族的社会处境与文化适应，典型者如李亦园的《山地行政政策之研究与评估》[21]、许木柱的《阿美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青少年适应》[22]。进入90年代后，随着从1949年开始實施的戒严法于1987年被解除，台湾高山族的族群意识和权利意识高涨，传统文化开始复兴甚至再造。台湾高山族对于自身发展的思考，并未停留在弱小民族的现代化、旅游开发等层面上，而是从更宏大的视角拓展视野。在此背景下，甚至出现了台湾高山族研究的本土学者，如布农族群的达西乌拉弯·毕马（田哲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涵盖了台湾高山族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姻和亲属制度等，包括新出现的文化复振、社区营造、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

与我国大陆学者相比较，境外学者的最大优点是，他们大多立足于实地调查。即使某些研究未必以调查为基础，最少也具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更“接地气”，关注社会现实的层面远较大陆学者为多。尽管如此，无论大陆学者的研究抑或日本、台湾等境外学者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多以静态的视角考察台湾高山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而少以动态的眼光探究高山族诸族群间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在大陆学界，包括一般人的常识中及国家民族政策的层面上，更经常视台湾高山族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一致性的民族整体，而忽视了其内部诸族群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及族际族内关系的复杂性。有鉴于此，我们选择台湾高山族的族群关系作为新时期拓展厦门大学高山族研究的新路向，希望能够通过本项目研究克服前述弊端。

二、课题研究的开展

从日据时期起，日本殖民者基于统治的需要，就对台湾高山族进行了相当慎密的田野调查与纪录，逐渐形成了对台湾高山族的“九族”分类法[23]，并发展成为日据时期官方与学界的基本共识。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采纳了媒体发明的“高山族”概念，不久又因山地行政处之设，将高山族称呼为“山地同胞”，但实际运作中仍沿用“九族”分类法，将高山族分为泰雅、赛夏、布农、邹、阿美、卑南、排湾、鲁凯和雅美九大族群。这种外来认定的、他称式的族群分类，伴随着1987年台湾社会解除戒严、政治民主化，以及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等因素，产生了重大改变。不断高涨的台湾高山族主体意识，一再挑战暨有的族群分类，要求“自治”与“正名”，突破日据时期以来的九族分类架构。在台湾族群政治发酵、高山族族群与权利意识凸显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截止2014年6月，台湾官方“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认定的台湾“原住民族”已从原来的9族增加到16族，它们分别是泰雅（Taiyal）、太鲁阁（Truku）、赛德克（Seediq）、赛夏（Saisiyat）、邵（Sao）、布农（Bunun）、邹（Tsou）、鲁凯（Rukai）、排湾（Paiwan）、阿美（Amis）、撒奇莱雅（Sakizaya）、卑南（Puyuma）、达悟（Tau，旧称雅美）和噶玛兰（Kavalan）、拉阿鲁哇（Saaroa）和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此外，还有台南市地方政府认定的西拉雅（Syraya）。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海峡两岸政治情势坎坷曲折，但经济文化交流与协作始终热络。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台湾当局将高山族分为16“族”且未来可能还将更多这一事实？将来海峡两岸实现统一，相关部门又该如何决策，是认可台湾当局的做法，将台湾高山族分为十几族甚至更多，还是继续视之为一个单一的高山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抓紧从学术的角度对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展开深入研究。

本课题针对以往的台湾高山族研究多关注各别族群的社会文化或视之为单一民族的弊端，不仅注重通过实地调查深入考察当代台湾高山族16个族群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纳入历史的深度视野，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追溯和重构明清时期、日据时期、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和解严后台湾高山族的族群关系，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向参证比较，在全面考察台湾高山族各族群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剖析影响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因变量和运行机制，进而科学预测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层面上，该研究既有助于拓宽台湾高山族研究的视野，将台湾高山族研究从宏观引向微观，从平面发展为立体，从而深化对台湾高山族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结合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之变迁，考察引起台湾高山族族群认同、意识和结构变化的主次因素，总结其发展规律，从而丰富民族学、人类学族群关系理论。在应用的层面上，一方面，本课题研究藉由与台湾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和民族学系及其他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更好地整合厦门大学现有的科研力量，传承厦门大学长期形成的台湾高山族研究传统，发挥厦门大学地处海峡西岸的区位优势，将厦门大学打造成国内重要的台湾高山族研究基地；另一方面，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本课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为决策部门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对台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在未来两岸统一的愿景下，本项目研究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无疑将更加凸显。

课题立项通知书于2014年11月下达。在通知书下达之前，人类学研究中心就在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支持”项目经费资助下，组织中心12名研究人员于2014年7月8—21日赴台开展前期准备工作。除与合作单位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座谈交流，商讨后续合作研究事宜之外，还先后考察了宜兰县苏澳白米社区、泰雅族南澳部落，花莲县太鲁阁族和平部落，阿美族大港口部落、奇美部落和马太鞍部落，台东县阿美族都兰部落、布农族红叶部落和中正部落、卑南族南王部落，嘉义市阿里山邹族特富野部落，南投县日月潭邵族，并参访了慈济大学、佛光大学、东华大学、史前文化博物馆等。此行对于台湾高山族的大致分布及其社会文化有一个初步了解。

立项通知书下达之后，2015年3月14日假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一楼会议室举行了开题报告会，会上就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历史记忆、日据时期的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解严后的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及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未来走向等5个子课题的研究设计和预期目标都做了详细汇报。与会学者不仅高度评价该项目的重大意义，认为该项目将从广度与深度两方面促进台湾高山族研究，提升大陆台湾高山族研究理论水准，并且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且对该项目进入实质研究后应注意的角度和问题等，提出了若干具有专业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

从2015年开始，课题组按照之前制定的研究计划，陆续派出研究人员及硕士生、博士生前往高山族地区开展田野作业，时间安排基本是一次3个月，调查范围涵盖台湾高山族所有16个族群，包括离岸兰屿岛的雅美人。具体分工情况是：季伟杰以卑南族为主体，旁及台东地区的阿美、排湾、布农等族群，着重考察卑南族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及现实互动。朱志林到高雄市那玛夏区、桃源区及嘉义县的阿里山乡，就阿里山邹族（“北邹”）与萨阿鲁哇、卡那卡那富（“南邹”）及布农族的族群关系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郑伟斌赴台湾花莲市撒奇拉雅族社区、阿美族社区、太鲁阁族社区，及宜兰县的噶玛兰社区，围绕撒奇莱雅、噶玛兰、阿美和太鲁阁等族群的关系及社会文化开展田野考察。易紫君在新竹五峰乡和桃园南庄乡开展田野调查，重点了解当地赛夏族与泰雅族及客家人之间的历史与现实互动，并对五峰乡和南庄乡族群关系表现的差异性进行考察。刘留在台东县太麻里乡，以几个主要家族为中心，调查排湾族、卑南族与阿美族的族群关系与互动。周慧慧侧重南投仁爱乡，就当地泰雅族、赛德克族及布农族的族群关系进行考察。陈子祎前往台中、苗栗，调查了解当地泰雅族历史文化及其与周边族群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张雪婷前往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主要考察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文化教育及其对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影响。饶瑨雨聚焦台湾高山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田野点选择在台湾东部地区，包括宜兰、花莲和台东。

其间，董建辉教授和课题组成员黄铭松每次都会随同前往，除指导田野调查作业外，还积极协调与当地的关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几年下来，前往台湾开展调查的人员达到四五十人次，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以这些调查材料为基础，先后完成硕士论文《台湾卑南族与周边族群的历史与现实互动》《夹缝求生：南邹族“正名”的民族学考察》《融合与分化：一个排湾族部落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族群互动与文化变迁：以赛夏族为中心的人类学考察》《外部互动与内部分异：泰雅族北势群的人类学研究》，博士论文《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24《]东台湾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历史变迁中的族群建构》[25]《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26]，并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七脚川事件与花莲地区高山族族群关系》[27《]规训之术：日据时期的台湾高山族教育》[28]《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29]《从雾社事件看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30]等阶段性成果30余篇。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境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入境交流、讲学，另一方面主动出境开展访问、交流，在交流研究心得、密切研究联系的同时，也充分了解该领域的国际研究现状及最新进展。2016年4月底，课题组召开了“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来自日本、西班牙、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相关高校、研究机构。2018年6月上旬，再次组织召开了“两岸民族乡论坛”，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及少数民族乡村的百余名代表与会，其中台湾与会学者、高山族代表近40人。论坛研讨内容涉及两岸少数民族族群关系与社会文化、两岸观光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艺术交流、两岸少数民族乡镇发展等。

三、课题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我们对于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台湾高山族源自祖国大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无论从语言、文化还是体质特征来说，台湾高山族均属于南岛语族。南岛语族分布的范围很广，支系众多，台湾高山族位处其最北端。关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有“南来说”和“大陆说”两种不同主张，前者主张南岛语族起源于东南亚及太平洋群岛，后者则认为南岛语族的原乡在中国大陆南方地区。[31]但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研究越来越表明，南岛语族起源于我国南方地区，而且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证据都支持这一主张。台湾高山族的先民移居台湾岛内的时间不一，早的可能在七八千年前，迟的仅千年左右，但在起源上都和中国大陆南方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和古代百越民族先民及今天持壮侗语族的少数民族同源。

其次，今天台湾高山族被划分为16个族群是台湾当局操弄“族群政治”的結果。台湾高山族分散居住在台湾岛内，以村落为基本单元，历史上被称为“社”，现在通称“部落”。长期以来，高山族除了有关于自身血缘关系的某些口述传说和历史记忆外，并无“族”的概念，无法辨识“我族”与“他族”的差异。他们以部落为生产生活的合作单位，偶尔结成地域性的部落联盟（通常与流域相联系）。而部落的组成大多并非单一血缘，而是由不同来源的人组成。不同部落之间，常常因为猎场争端、婚姻纠纷等发生“出草”（猎首）行为，有的甚至发展演变为世仇。日本殖民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开始对高山族进行民族学意义上的分类，将文化特征保留尚明显的“高山蕃”（与“平埔蕃”相对）区分为“九族”。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分类还是相对合理的。而台湾当局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将“原住民”细分为16“族”，明显有悖科学的原则。例如，泰雅族群原本分为泰雅和赛德克两个亚群，赛德克群又有东赛德克（也即太鲁阁）和西赛德克两分支，彼此间谱系明了。如今泰雅族群一分为三，变成泰雅、赛德克、太鲁阁三个并列的族群，实无必要。

全面认识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需从时间、空间和人群三个维度入手。台湾高山族原本散居全台各地，明清汉人大规模移垦入台后，高山族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他们开始主要由西向东迁移，由此导致了各族群之间波浪式的挤压效应，其人口也因为战争、瘟疫等原因急剧减少。因为主要居住在山地，受高山急流影响，交通极为不便，所以他们的移动范围相对有限。在狭窄的地理空间内，不难想象，围绕狩猎采集和粗耕农作展开的生存竞争异常激烈，矛盾和冲突成为一定区域内共享环境资源的群体之间的常态，相互对抗乃至“出草”变得难以避免。自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后，历代统治者几乎都采取“以蕃制蕃”的方式，作为其统治策略的一部分，在高山族不同族群之间制造出新的矛盾，进而更增添了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族群之间或短暂合作，或彼此杀伐，背后经常都有统治者或明或暗介入的身影。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50年，其对高山族族群关系介入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所造成的影响之深远，为史上所仅见。

最后，从发展趋势来看，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未来将走向融合共生。日本殖民时期采取的“集团移住”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高山族传统的居住与分布格局，其目的是“分而治之”，消解高山族的反抗力量，但却造成高山族不同族群之间联系加强、交往增多、文化融合的客观效果，这恐怕也是日本殖民者当初推行该政策时所始料未及的。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以“汉化”为主要导向的“山地行政”政策，要求高山族同胞习“国语”，改汉名，更加速了台湾高山族的“去高山族化”。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宗教政策的改变，短短一二十年间，作为高山族传统文化之“根”广泛存在的祖灵崇拜，迅即被基督宗教所取代，也导致其族群关系的变化。旧的血缘氏族关系和地缘空间关系被淡化，代之以基督宗教内部的“兄弟姐妹”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加深，细小矛盾纠纷虽不免常有，但激烈冲突对抗少见。进入21世纪后，台湾当局出于选举政治考量，操弄族群关系议题，在政策的层面将台湾高山族细分为16“族”，改变了族群间原有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分配模式，造成高山族族群政治生态的恶化，新的矛盾和纠纷不断涌现。尽管如此，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交通不断便利，通讯愈发快捷，社会交往日趋扩大，台湾高山族不同族群之间以及高山族和其他族群之间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可以预见，将来海峡两岸统一之后，台湾高山族将从整体上进一步融入祖国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

此次项目调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首先，合作单位和学界同仁的支持，以及台湾高山族同胞的参与、配合，是调研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作为研究合作单位的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及其领导、工作人员，始终密切关注研究的进展，参与并指导课题组成员的研究工作，还不厌其烦地协助办理赴台手续。“中研院”民族所、台史所、台东大学人文学院、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慈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及一些友人积极提供相关资料，帮助联系报道人，甚至充当司机，亲自带我们前往部落、社区。许许多多的高山族同胞，不僅是我们的调查报道人，而且也是研究的参与者。他们的热情、淳朴、诙谐，缓解了我们进入部落调研的紧张与不安，也令我们的调研经常充满了欢乐与笑声。受篇幅限制，恕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我们的调研工作简直无法想象。

其次，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起伏，给我们的调研工作带来了许多意向不到的困扰。前两年的调研工作总体上还比较顺利，但2016年民进党当局重新执政后，赴台手续的办理变得不那么顺当，需要提供的个人信息多了，负责审批的单位增加了，花费的时间也因此延长了。有时候，提前预订的机票不得不一再改签，甚至退票后再买。好在经过合作单位和友人的不懈努力，问题最终都得到了解决。但在调研的行程安排上，我们变得越来越谨慎，因为有许多的规定需要遵守。我们不想因为自己的大意，影响到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样也可能给合作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再次，理论研究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特别是民族学研究。民族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为国家相关部门制订民族政策提供重要理论参考。所以，从事民族学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其社会应用。基于此认识，我们没有将研究视野仅局限于台湾高山族本身，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南岛语族起源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因为近年来关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一直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谋求“文化台独”过程中加以操弄的重要议题。课题组提交的两份相关提案，先后被福建省政协和中央统战部采纳，近期又有一份调研报告获国家民委奖励，足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最后，我们充分体认到，对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一方面，高山族族群众多，分布范围遍及台湾中东部山区、纵谷和平原，受地理和气候影响极大，调查工作开展不易。另一方面，台湾有翔实文献记载的历史是400年左右，大体从荷据时期开始，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学调查始于日据时期，距今不过120余年。如何爬梳整理零散而槪略的史料，据此分析重构明清时期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原生态”样貌，难度极大。尽管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还差强人意，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争取补上这一重要的缺环，真正将台湾高山族族群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串连起来，以便更好地揭示其发展和演变规律。

注释：

[1] 林惠祥：《自传·二十五年之秘密》，载蒋炳钊、吴春明：《林惠祥文集（上）》，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1930年。

[3] 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怀念乡前辈林教授逝世四十周年》，《东南学术》，1998年第5期。

[4] 中科院古脊椎所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福建及毗邻地区的古南方人群是南岛语族的祖先来源，时间可追溯到8400年前，并确认整个东亚沿海族群之间都存在遗传关系。参见：M. A. Yang et al.， “Ancient DNA indicates human population shifts and admix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Science p. eaba0909， 2020.

[5] 高山族简史简志编写组：《高山族简史简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1963年。

[6] 高山族简史编写组：《高山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陈国强、田珏：《台湾少数民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8] 陈国强：《高山族风情录》，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

[9] 田富达、陈国强：《高山族民俗》，民族出版社，1995年。

[10] 陈国强、林瑶棋、陈炎正：《台湾原住民的姓名》，中国人类学学会印， 1999年。

[11] 董建辉、黄铭松：《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2] 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2期。

[13] 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14] 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5] 卫惠林、刘斌雄：《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1，1962年。

[16] 李亦园：《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2，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