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彬彬

(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社区——“村改居”社区。从制度角度来说，是由原来的村民委员会制度转变为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从经济角度来说，土地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大部分“村改居”居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不再依靠农产品；从政策角度来说，村民虽然身份上变成了市民，实则与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福利仍存有差异。由于“村改居”居民还未完成市民化转型，在一段时期内，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区认同等方面都有不适应的情况出现。“‘村改居’社区外在形态是城市社区，内在意识则是农村社区，属于过渡型社区”[1]。

C市M社区是在原上六宫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原村民居住环境差，村民乱建自建房现象严重，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自建房变出租房，不仅加大了社会治安工作的难度，而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直接影响到了城镇化的进展。2010年12月，“村改居”工作全面展开，该社区总住户约317户，占地面积约650亩。社区是由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汉族共同组成的民族聚居社区，其中汉族约占27.79%。M社区“村改居”主要采取“外源式”的模式进行，即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由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向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由于工作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往往具有极强的行政化色彩，使得“村改居”工作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可以使得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解决集体性问题，对完善“村改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社区认同感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泰弗尔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泰弗尔对社会认同的定义为：个体意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区认同表现了居民对社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映射出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们，相互沟通、相互帮助、相互了解后，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心理上形成的依恋、归属的情感[3]”。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例如：邹辉明(2009)认为增强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意识，培育社区居民的共同价值体系，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能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宋悦华和谷媛媛(2014)以平度市为例，研究认为居民社区认同感不足的根源是角色身份的转变、谋生方式的转变、土地所有权的转变以及社交圈的转变。王潇和焦爱英(2014)选取了社区居住满意度、新社区建设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的参与度等要素作为衡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标准。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许多学者的着重点是农村和城市来研究社区认同。在农村社区认同感研究中，学者的研究大致分为农村社区认同的削弱及其原因和如何构建农村社区认同。在“村改居”社区的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致力于研究其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综上，笔者认为，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社区认同感方面，“村改居”社区作为转型期特殊过渡社区，很少有关于“村改居”社区居民认同感的研究。其次，由于“村改居”社区保留一部分之前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加上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使得社区交往存在复杂性。社区认同感作为“村改居”社区建设的重要部分，是凝聚社区居民关系的纽带。但现有的研究中未能把社区建设与社区认同感很好的联系起来。本文以C市M社区为例，分析影响“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从政策层面、社区层面、个体层面深入探讨提升“村改居”社区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对策。为“村改居”社区工作提供有一定理论价值的建议。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作者结合实际调查，通过对理论的梳理，形成如下假设内容。

假设1：基于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假设

从本质上来看，居民每天都在社区里生活，每天都在和社区接触，社区内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都影响着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产生社区认同感的重要因素。单菁菁(2006)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归属感成高度相关性，社区满意是促进和形成居民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因素[4]”。管义伟(2012)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生活上尽可能的满足农民的需要，这样有助于加强农民对于所在社区的认同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受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假设2：基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的假设

居民通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相互沟通，彼此了解，有助于增进邻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彼此的感情，从而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唐有财和王天夫(2017)认为社区认同感的动力来源是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二者相互影响。刘欣怡等(2018)将社区参与分为了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两种类型。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受社区参与程度的影响。

假设3：基于居民社区交往因素的假设

人们为了自身情感需要，会不断跟周围的人进行交往，产生人际关系，从而构成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络。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让社区内的居民感到亲切感，对所居住社区产生感情，从而使居民希望在本社区继续生活不愿搬去其他地方。刘君林(2016)认为影响社区认同的关键是社区交往，居民间的交往性活动能进一步强化社区认同。柴梅等(2017)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形成较高的社区认同需要社区成员在共同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交往，且社区居民居住的时间与其社区认同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受社区交往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简况与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以C市M社区为例，在调研方法方面，采取入户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以问卷法为主，辅之以对部分居民的访谈。在获取数据方面，笔者于2019年7月15日至8月初，前往C市进行为期20天左右的实地调研。整个调研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9份，回收率为90%，具备了一定的可析性。此次问卷材料，采用SPSS24.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运用spss24.0进行综合信度系数值分析(Cronbach's Alpha)，居住感受各变量总体信度为0.874，信度非常好。各潜变量的信度结果分别是0.902(居民居住满意度)，0.701(居民社区参与)，0.761(居民社区交往)，各变量信度值都在0.70以上，说明所调查的居民感受的信度较好。

在效度分析中，本文在各变量的量表选择上，主要依托文献进行设计，以确保此次调查研究的效度。在因子分析中，可知变量的总体KMO值为0.860，其余各变量KMO值明显高于0.6的最低临界水平，表明调查问卷整体效度较好。

(二)样本特征的基本描述

表1 样本特征描述统计量

从频数分析来看，样本男性占总体的49.7%，女性占50.3%，比较均衡。年龄18-25、26-35、36-45、46-55、56岁以上分别占比为20.1%、20.7%、26.3%、16.8%、16.2%，以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占80%，显示出该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受访对象的就业情况68.7%是在职和临时工，退休和失业分别占17.3%和14%。

(三)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相关系数定量描述两个变量间线性关系紧密的一种方法，但不能确定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常用的Pearson相关系数描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大小。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社区认同感社区交往皮尔逊相关性显著性(双尾)个案数.501**.000179**.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社区认同感社区参与程度皮尔逊相关性显著性(双尾)个案数.420**.001179

从表2可以看出，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居民居住满意度与社区认同感呈现出正相关(P=0.490)；居民社区参程度与与社区认同感呈现出正相关(P=0.420)；居民社区交往与社区认同感呈现出正相关(P=0.501)。因此，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判断可知，前文中所提到的3个假设均得到了验证，即假设1、假设2、假设3成立。

五、调查结果分析

(一)按居住满意度分析“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从相关性结果分析来看，居住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490，表明对“村改居”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影响。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在某种意义上表现的是对社区设施的满意度。社区设施包括健身设施、娱乐设施、环境卫生等，也包括社区绿化、社区治安、社区道路、社区照明等。

如表3所示，居民对社区绿化、社区治安以及活动中心方面居民评价很好或较好的都在50%以上，但是对社区卫生、社区道路以及社区照明方面居民评价不好或非常不好分别占到18.4%、25.7%、45.8%。在访谈中了解到，多数居民提到社区道路不平整，社区内路灯极少，夜晚照明效果差的情况，十分影响日常生活，并迫切希望小区能尽快解决道路不平整和夜晚照明效果差的问题。一些居民还谈到，社区内健身设施较少，不能满足社区内住户锻炼的需要，希望小区能增建一些健身器材。在谈到社区医疗时，接受访问的居民表示，社区附近有社区诊所，但医疗水平不高，平时小病可去诊所拿药挂针，如若有大问题还是得到大医院就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在社区建设时需多考虑居民的需求，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

表3 居民对所处社区各方面的评价(%)

(二)按社区参与程度分析“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从前文的相关性结果分析来看，社区参与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420，表明对“村改居”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一定影响。表4说明了居民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只有极少一部分居民表示自愿参加社区活动，22.3%的居民是因为组要要求必须参加才去参加社区活动。相当一部分部分居民表示从不愿意参加社区活动或抱有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社区活动与自己关系不大。

吴理财(2011)的观点认为“社区认同减弱导致社区参与不足，同时，社区参与不足也将进一步削弱人们的社区认同”[5]。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参加社区活动的意愿并不高。在居民个体层面，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缺乏主动性，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和融入意识薄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参与的主体。在社区层面，社区组织的活动没有吸引力，活动宣传不到位，社区活动开展的渠道不畅通等都是导致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

表4 居民参加活动的意愿

(三)按社区交往因素分析“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居民日常活动中离不开社区交往活动，在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居民会产生情感纽带，从而使居民产生对社区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反之，不良的人际关系则会造成社区的凝聚力下降，从而使社区发展停滞不前。

表5 的数据显示，邻里之间来往很少或从没有的占到了60.3%，由此可知，社区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感。在所有的调查者中，在回答到“是否对所住社区有亲切感”的时候，45.8%的居民回答“是”，54.2%的居民回答“否”。在访谈中了解到，该社区有一部分居民是来自原来的村落，一部分居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搬入新社区之后，打破了原来的交际圈，原来村落的居民不主动与新住户来往，新住户之间来往也少，加之原来村落中以前的邻居不再住的进，自然也跟原来邻居的关系慢慢疏远了，整个社区居民的交往意愿都不是很高。

表5 您会跟邻居交流串门吗

六、提升“村改居”居民社区认同感营造对策

(一)政策层面

“村改居”社区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外，还需要政府加大对社区的资金投入。“村改居”社区要和城市社区享受同等的政府财政拨款，这些拨款不但要覆盖到娱乐设施、健身设施、绿化、道路、照明等方方面面，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要求，还要合理的提高社区干部及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

目前，我国村改居社区的首要困境就是治理主体单一化、公共物品提供单一化，政府单一治理模式非常明显。政府为了方便管理，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管理社区，有极强的行政化色彩，这会使居民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政府要转变管理观念，由“领导者”转变为“领路人”，在对社区进行广泛深入的了解后，给予社区工作方向性的引导。社区自身要增强创新意识，强化自身的服务职能，使居民感受到自己才是社区的主体。

(二)社区层面

以居委会为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共治。在“村改居”社区的建设发展中，居委会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居委会作为社区资源分配的主体，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实现社区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营造出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和谐融洽的氛围，构建和维护居委会与居民良好互动的关系。

首先，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对“村改居”社区的持续发展有战略性意义，要对社区干部制定相应管理和考核方案，通过定期的考核来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还可通过吸收新鲜的血液来优化社区干部队伍。以优厚的福利待遇从人才市场中吸纳一些有专业素养且综合能力较高的年轻骨干加入到“村改居”建设发展的队伍当中。

其次，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社区文体活动，加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在社区活动宣传方面，要鼓励居民积极参加，社区工作人员可准备一些小礼品用来奖励参加活动的居民。从以往的调查资料中显示，社区活动多是一些舞蹈比赛，歌咏比赛，年轻人大多对这种活动的参与欲望并不强烈。社区可举办一些就业讲座或职业技能培训，使自身具有市场竞争力；也可推进电影放映、文化长廊等惠民工程的开展。通过组建舞蹈队、合唱团、乐器组、篮球队等兴趣社团组织，举办文艺演出、棋牌大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不仅能丰富社区居民的生活，还能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帮助居民更好的融入社区这个大集体，形成互相帮助的邻里关系，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三)个体层面

转变观念，培育居民社区融入意识。“村改居”居民要主动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摒弃原有农村的生活观念，积极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敞开心扉与社区新朋友交往，而不是局限于原来的“小团体”，加入城市新主人的行列。

社区意识对于居民的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感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通过开展社区活动，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为“村改居”居民树立社区意识，让居民意识到自己是社区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并以“主人翁”的姿态，为社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另外，通过社区宣传栏、社区图书馆和社区微博等社区活动中心载体的建立，使社区内居民对党的最新方针政策和社区发展建设进行进一步了解，使其更好的融入社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