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宇，孙若愚，周 静*

（1.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 110866；2.邢台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过去数十年来，兽药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在治疗和预防生猪感染性疾病、促进生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2015年6月公布的首份中国抗生素使用情况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抗生素总使用量约为16.2万t，其中兽用抗生素占比52%，兽用抗生素污染水体后通过食物循环的方式进入人体，从而增加人体耐药性并影响健康。中国网科学频道亦曾报道复旦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江浙沪儿童体内普遍存在兽用抗生素，这可能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之一。抗生素过度使用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

目前中国一些地区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养殖户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都较为薄弱，养殖环节抗生素超量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加之药物废弃物处理不规范、病死动物体内可能携带各种细菌、残留药物等，严重威胁公众的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4个部门共同制定《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国家级战略，同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提出减量化使用抗生素的行动目标。然而部分养殖户存在较强的风险规避心理，意图通过过量使用抗生素行为达到预防动物疾病、促进动物生长的目的。因此，本文通过深入调查养殖户兽用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现状，分析不同养殖规模对抗生素减量化使用的影响，甄别影响抗生素减量化使用行为的因素，以寻求引导和规范养殖户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政策路径。

1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假说

1.1 国内外文献述评 对养殖户兽用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识别、养殖政策设计与评估等方面。养殖户使用抗生素行为受到自身特征、认知特征、市场经济及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养殖户性别、养殖年限和养殖规模对农户过量使用兽药影响显著，男性饲养者更偏好加大兽药使用剂量，养殖年限越长则越容易控制兽药的使用量[1]。推进我国“无抗养殖”进程，应充分发挥安全风险认知对行为选择的基础性作用[2]，生猪养殖户对使用抗生素的风险并不关心，育肥初始阶段农民会习惯使用抗生素，因此有必要增强农户使用抗生素的风险认知及促进减用习惯的形成[3]。除此之外，政府监管对农户超量用药并无显著影响[4]。市场预期收益和自我感知风险才是兽药使用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5]。

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关于规模化对养殖户兽用抗生素减量化的影响，现有研究未取得一致结论。有些学者认为规模化发展可以有效引导养殖户科学用药，过量使用兽药的人数会减少[6]。分散的小规模养殖中，药物添加和使用具有随意性和风险性，即小规模养殖户更愿意冒风险投入药物添加剂[7]。有些学者则认为，养殖规模对遵守休药期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不显著[8]。规模化养殖使饲养密度增加，为降低动物病死率，养殖户“陷入技术不可持续性之中”[9-10]。养殖规模、病害预期损失会提高兽药使用成本性支出，且生猪养殖户过量使用兽药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11]。

可以说，由于养殖环节的抗生素减量使用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对兽用抗生素减量化的研究仍存在较大需求。而本研究正是基于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通过实证检验养殖规模提高对抗生素减量化政策的促进性作用。

1.2 研究假说 本研究将根据理性人假设，养殖户做动物商业化饲养首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营利润主要取决于销售收入（P×Q）和所对应的生产成本（C），其中P表示出栏生猪的单位体重售价，Q表示生猪出栏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养殖的规模化程度。养殖户在面临抗生素使用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从而对采纳抗生素减量化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权衡并做出决策。当养殖户选择抗生素减量化使用时，养殖户需要通过“替代品”的投入和增加管理成本的投入，来消除和降解因抗生素减量使用所可能带来的动物“应激”反应，因此承担较高的生产成本和风险CHQ。当然，抗生素减量化生产行动也会获得国家激励性政策的补贴G，并会获得更好的市场认可度M。当养殖户选择抗生素常量化使用时，并不会额外增加生产成本的支出，此时生产成本为CLQ。抗生素使用剂量不当，一旦引起药物残留问题发生，将面临政府执法单位的处罚措施KQ以及由此产生波及损失δQ2（波及损失既包括因产品质量问题所引起的企业声誉的影响，又包括媒体的放大效应）。在此假设养殖户抗生素使用剂量有减量化和常量化2个选择，抗生素常量化使用以α的概率导致兽药残留，且兽药残留以β的概率被政府执法单位处罚。假设养殖户抗生素减量化使用时的收益是RH，抗生素常量化使用时的收益为RL，则有：

令W=RH－RL，则W越大，养殖户抗生素减量化使用的可能性越大。将（1）式和（2）式代入W中，可以得到：

研究假说一：兽用抗生素减量化受到养殖规模影响，养殖规模越大，越倾向于执行抗生素减量化行为；

研究假说二：兽用抗生素减量化受到成本增加影响，成本增加越小，越倾向于执行抗生素减量化行为；

研究假说三：兽用抗生素减量化受到期望损失影响，期望损失越大，越倾向于执行抗生素减量化行为。

2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农户养殖规模程度越高，则响应国家政策实施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为了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4）式中，yi代表农户i的抗生素减量化行为，采取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取值为1，未采取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取值为0；scale为养殖规模，关于养殖规模指标的度量以往学者主要是参考《中国畜牧业年鉴》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划分标准[12-13]，因抗生素减量化行为亦为已发生的客观存在情况，故本研究以生猪年末出栏量作为养殖规模的考量指标，具体划分为：1～49头（散养）该变量取值为1，50～499头（小规模）该变量取值为2，500～999头（中规模）该变量取值为3，1 000头以上（大规模）该变量取值为4；Xij代表第i个农户的第j个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源于2018年1—2月由课题组组织的河北省生猪养殖户抗生素使用行为的问卷调查。选择河北省作为调研省份有3个原因：一是2017年河北省养殖户基本上没有受到“禁养区”政策的影响。根据国务院《“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四川、河南等生猪养殖大省必须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禁养区内所有生猪养殖场关闭或拆迁的任务，这些省份的生猪养殖户受到较大影响。而河北省于2016年底已经全面完成了上述工作。二是按照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河北省属于中国生猪养殖重点发展地区，将发展成为稳定我国猪肉供给的核心区域。三是近年来，河北省猪肉产量一直保持在275万t左右，稳居全国中上游水平，不存在大的产量波动。根据河北省及所属城市《201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可知，石家庄、唐山、保定和邢台这4个城市生猪养殖业发展态势好、出栏量高，且2017年四城市猪肉产量占到河北省总产量的58.9%。

本次调查包括预调查和正式调查2个阶段。首先，课题组在邢台市开展了小规模预调查，并据此修正了养殖户容易出现理解偏差的词语，改善了某些使其感到敏感的问题的提问方式，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接着对调研人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以保证获得的数据准确可靠。然后对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和邢台四市展开正式调查。具体按照分层抽样的原则，从每个样本市分别选取若干个村（镇），再从每个村（镇）随机选取受访的养殖户。为确保回收问卷的质量，采用问卷为主、访谈为辅的调查方式，并且将调查对象限定为能够对生猪养殖发挥直接决策作用的家庭成员。调查共收集问卷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73份，有效率为95.50%。

3 统计性描述与实证检验

3.1 统计性描述 首先，对样本特征方面进行统计描述，具体描述情况见表1。所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比67.19%；30岁及以下的样本占总量的2.97%，31～40岁的样本为17.80%，41～50岁的样本占比最高，为45.90%，51～60岁的样本为24.96%，60岁及以上的样本比例为8.37%。教育程度为高中的样本养殖户比重最高，为34.55%，其次为初中，占29.67%，小学以下、小学、专科及以上的样本分别占比为7.16%、13.44%和15.18%；养殖户户均畜舍面积为1 326.07 m2；养殖户感知的平均期望损失较成本增加高137.07元；另外统计数据还表明样本农户对于兽用抗生素用法和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认知程度，但农户与企业或者经销者之间签订销售合同的比例为37%。

其次，对目标考察变量进行统计描述。根据理论假说的推导可知，畜牧业生产的规模化养殖对于抗生素减量化使用是有利的，本研究中养殖户抗生素减量化使用时取值为1，抗生素常量化使用时取值为0。本研究中以生猪年末出栏头数作为养殖规模的衡量指标，从所获样本的变量指标统计情况来看，样本农户规模化分布均匀，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的养殖户数量分别为87、141、221、124户。抗生素减量化使用行为随着规模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其中散户和小规模养殖户抗生素减量使用均值比较接近，且数值较小。中规模和大规模养殖抗生素减量使用均值分别为0.344和0.444，样本数据统计结果与理论假设相符。

表1 样本特征变量含义与统计结果

表2 不同养殖规模下抗生素减量化使用情况

3.2 实证检验 首先，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的结论和构建的计量模型，对农户抗生素减量化行为进行Probit初步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为核心解释变量养殖规模、成本增加和期望损失的回归，模型2为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3旨在进一步检验养殖规模对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影响的稳健性，故以畜舍面积作为养殖规模的代理变量。本文所述的成本增加是指因抗生素减量化使用，农户为了维持生产不受影响所多支付的生产成本部分，因这一成本与养殖总成本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且直接来度量抗生素使用量对成本的影响难度很大，所以本文以每头出栏生猪的总成本作为成本增加的代理变量。本研究中的期望损失是指养殖过程中过量使用抗生素或者饲料添加剂，所引起动物产品质量下降（如兽药残留等）、社会监督媒体对生产者行为进行曝光所产生的波及效应和因此受到政府监管处罚的经济损失，在此以养殖户所感知估计的预期损失作为期望损失的代理变量。

从表3的模型1可以看出，代表养殖规模的生猪年末出栏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养殖规模化程度越高，对于农户的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发生具有促进性作用。模型2加入农户性别等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养殖规模的结果与之前基本一致。在模型3的变量稳健性检验中，充分考虑到畜牧养殖的生产要素投入问题，对于养殖户来说，其所拥有的畜舍面积一般与养殖规模成正比，故该代理变量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回归结果来看畜舍面积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拥有畜舍面积较大的养殖户，较易实施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回归结果均检验证明，成本增加负向作用于抗生素减量化行为，而期望损失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作用于抗生素减量化行为，且是正向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养殖户从业者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兽用抗生素使用方法的认知和相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水平越高，均对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性作用，而养殖户性别和销售合同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3 养殖规模对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影响的检验

其次，基于不同养殖规模对抗生素减量化影响进行回归再检验。上述回归模型着重从养殖规模角度实证检验其对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影响，结论是养殖规模化程度越高，对于农户的抗生素减量化行为的发生具有促进性作用。本部分将进一步对养殖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来说利用调研数据将养殖规模具体划分为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并对不同养殖规模分样本利用Probit计量模型做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对于散户来说，受教育程度和用法认知变量显著，即养殖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抗生素使用方法越了解，减量化动机越强；对于小规模养殖户来说，成本增加是阻碍抗生素减量决策的因素，而对于抗生素使用方法和相关政策的认知会促进减量化行为的发生；对于中、大规模的养殖户来说，成本增加变量系数为负，期望损失、年龄、抗生素使用方法和政策认知变量系数均为正，上述实证检验结论与理论假说基本一致。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养殖规模对兽用抗生素减量化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养殖规模越大，养殖户越倾向于兽用抗生素减量化使用，而期望预期损失和总成本对抗生素减量化产生的影响较为稳健。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即通过以下措施规范养殖户行为，引导养殖户抗生素使用做到合理合法。第一，养猪业应通过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利用规模化提高有效引导养殖户抗生素减量化使用。同时，应充分重视规模化养殖在取消药物饲料添加剂后对动物防疫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养殖户应做好防疫隔离和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科学配制饲料，注重粗蛋白品质，提高饲料消化率和利用率；打造舒适的养殖环境，使用良好的环境控制设备和保持清洁的养殖环境。第二，养猪业应充分发挥期望预期损失对抗生素减量化使用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抗生素使用减量化配套制度，强化监督考核机制，使养殖户对少用药形成合理的预期，引导具有条件的养殖户自愿选择抗生素减量使用。基于风险管控的考虑，规模化程度高的养殖场（户）成为抗生素使用减量化行动政策的主要指向。第三，养殖户应客观认识抗生素减量化可能会带来养殖成本的增加，但基于长期角度来看养殖业生产水平并不会受到过大影响。药物饲料添加剂（本质上就是抗生素）已经将畜产品从以前的奢侈品转变为价廉的日常食品，养殖户应立足于保障有效的市场供给，通过提升养殖生产的管理水平，尽最大努力消除疾病产生和传播的环境，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支出。

表4 不同养殖规模对抗生素减量化行为影响的再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