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秀春

摘    要： 戴维·洛奇的《小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一个介于索绪尔和德里达之间的语言的世界。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的规则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它是一个延异的世界，但又没有走向最终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它是一个由语言建构起来的虚构的世界，但这世界毕竟还留有现实的影子。

关键词： 《小世界》    索绪尔    德里达

引言

但凡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标题往往耐人寻味。《红楼梦》暗示人生不过是空梦一场，《飘》揭示被命运的洪流裹挟，《围城》比喻婚姻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维·洛奇的《小世界》被誉为“西方的《围城》”，这部后现代主义力作的标题本身，就能激发读者无尽的揣摩和思考。故事主人公柏斯在东京偶遇一名日本翻译家坂埼章，于是前者说“这真是个小世界”，后者说“这真是个狭窄的世界”，小说题目“小世界”似乎由此而来。那么，“小世界”这一标题是否只是想说，世界虽大，人生却总是充满偶遇，在地球的任一角落，随时可能会遇到熟人？它是否别有深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后现代主义小说所营造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语言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介于索绪尔的语言世界和德里达的语言世界之间的世界。

一

索绪尔认为语言就是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集合，二者犹如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你不可能在切开能指的同时不切开所指。索绪尔强调，所指不是指涉物，而是声音形象（sound-image）。这样，语言的世界里再也不包含客观指涉物，而成了一个完全自主的世界。

索绪尔的语言的世界无疑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正如《小世界》里的学术圈。那些顶着各种头衔的文学理论家们和文艺批评家们不知疲倦地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参加各种主题、各种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一方面不断偶遇同领域的专家、教授（甚至有人参加每一个可能举办的研讨会，如安吉丽卡），使用一整套专属于那个世界里的人的话语，如陌生化、叙事、编码、解码等。作者也说“总的来说，学术学科团体是各自为政的、排外的统一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专门术语、社会等级、业务通讯和专业协会”（戴维·洛奇，1992：377）。正因为如此，圈内人士不论怎样兜兜转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巧遇、巧合便成了《小世界》的主旋律。

索绪尔的语言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有规则和结构的系统化的世界。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规则，是抽象而不可见的;言语是规则的具体实现，是具体而可见的。用象棋的比喻来说，语言就是象棋规则，言语就是具体的一局棋。相比较而言，语言更重要，更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在象棋中，只要规则不变，那么棋子的形状材质无关紧要，这一点在《小世界》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小说中的“美国现代语协”就是一个语言系统，“对美国高教领域的就业、人员聘用、课程发展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戴维·洛奇，1992：505）。它“既是一个马戏场又是一个市场，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们满怀渴望地寻找他们第一份工作的场所，也是老到的学者们另谋高就的地方”（戴维·洛奇，1992：506）。在这里，作家的作品渴望得到评论家的好评，高校教师的论文希望得到业界权威的认可，学者们的文章和专著需要经由出版商才能面向读者，这一切都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运行和流通，甚至包括那个只拿薪水的虚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无疑处在这个封闭的圈子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系统的规则有时候会强大到荒谬的地步。在芝加哥飞往伦敦的班机上，霍华德·林鲍姆试图说服他妻子塞尔玛与他做爱，他这样做的目的竟然只是加入“里高俱乐部”——一个由在飞机上与人性交过的男人组成的专门团体。这样一个荒谬的组织竟然有自己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系统、规则、结构的力量可见一斑。

二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意义是语言系统的产物，是差异系统所产生的效果”（Jonathan，1985：110）。在对客观世界加以悬置，将客观指涉物逐出语言世界之后，索绪尔不得不为解决“意义如果不等于指涉物，那么它从何处来”的问题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索绪尔选定了差异作为意义的来源。

在《小世界》中，正是差异才产生了意义。安吉丽卡和丽丽作为孪生姐妹，虽然形貌体态相似到让柏斯都无法区分，但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两个人的腿上都有像倒过来的逗号的胎记，一个在左腿，一个在右腿;两个人都有叛逆的性格，一个通过在色情娱乐业中放浪形骸来叛逆，一个通过不顾一切地投入学术研究中来叛逆。或许我们可以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安吉丽卡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她不同于丽丽。男主人公柏斯·莫克加里格尔阴差阳错得到了本属于皮特·莫克加里格尔的面试机会，而后者却在最后赢得了前者一直追求的女孩的芳心。柏斯·莫克加里格尔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他不是皮特·莫克加里格爾。柏斯与赫尔曼·帕伯斯特的对话中出现了诸多口误：如“complete literature”（完全文学）实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John”（约翰）实为“genre”（文类），似乎在印证或暗合索绪尔关于意义产生于差异的观点。

然而，区分和差异一旦运行起来，应该在哪里停止，这一点索绪尔并没有加以认真考虑。当有限的区分变成无限的区分，当能指的差异变成能指的狂欢，当差异（difference）变成延异（differance），语言的世界就在不经意间从索绪尔滑向了德里达。“boat”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moat”或“coat”，“coat”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不是“coal”或“coax”。当我们出于寻找所指的目的到词典里查一个词的意义，却发现一个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又指向更多的能指，能指环环相扣、相互指涉，所指一再延宕，推迟到来的时间。那原本被索绪尔的“差异”脆弱地暂时固定住的意义就像勤劳的秒针一样，在跑完一分钟之后并没有丝毫的定格，又马不停蹄地朝着下一分钟奔去了，在这无尽的播撒之中，留下的不是意义，而是踪迹。《小世界》中的学者、教授们或许在空中飞的时间要超过待在地上的时间，他们去赶赴的，与其说是学术的狂欢、所指的狂欢，不如说是肉欲的狂欢、能指的狂欢。真正的所指，总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圣约翰街那幢维多利亚式别墅的卧室里，菲利浦和妻子希拉莉正同床异梦：菲利浦心里想着乔伊，希拉莉则回忆着莫里斯·扎普。两个人“谁也没有看过谁的脸，两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卧室的这张床起到的不是向心的效果，而是离心的效果，正如能指的不断扩散和播撒。作为罗纳德·弗罗比希尔《可以再努力试试》一书的翻译者，坂埼章在阅读过程中不断遇到诸如“Bugger me”“a bit of spare”之类的双关语，意义飘忽不定，以致他不得不一次次地致信原作者询问当初的写作意图。柏斯满世界追寻安吉丽卡，却总是与她失之交臂。他从鲁米治追到伦敦，继而追到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和洛桑，追到洛杉矶和夏威夷，追到东京、汉城和耶路撒冷，最后追到纽约。能指并没有指向所指而是指向了更多的能指。于是，文本也罢，人生也罢，学术也罢，爱情也罢，都成了能指的海洋。然而延宕与播撒毕竟还是留下了“踪迹”，所以我们只能从这蛛丝马迹中获得某种暂时的确定性与安慰。柏斯赶到“贝乐加德公寓”的时候，安吉丽卡刚刚退房，柏斯坚持要住在她住过的房间里，房间不需打扫，床单不需更换，要保持“原封不动”的样子。房间里潮湿的毛巾、揉皱的纸巾、淡红色的唇印、皱起的被子，在找不到安吉丽卡的柏斯看来，这些“踪迹”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三

索緒尔在语言学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论述了语言的两条原则：一为任意性，二为线性原则。所谓任意性原则，又称“约定俗成”原则，意思是说，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存在理据上的关系，只有“文化意义上和历史意义上的约定俗成”（Terry， 1986：84）。英语称那种食肉目犬科哺乳动物为“dog”，中文则称之为“狗”。若当初英语用的是“cat”，中文用的是“猫”，而且逐渐深入人心，那今天我们可能早已习惯称那种食肉目犬科哺乳动物为“猫”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与现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语言与其说反映了现实，倒不如说是建构了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继承了维特根斯坦“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的观点。说得极端一点，说“我们生活在语言中”比说“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更合适。所谓的“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英语中存在Santa Claus这样的词汇。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God”这个词早已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语言不是对现实的原原本本的反映，而是以现实为素材，对它进行加工和制作。这样，语言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虚构的性质。

《小世界》的副标题是“学者罗曼司”，故事女主人公试图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就是“罗曼司”，虚构性正是“罗曼司”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作品中的确充斥着伦敦、阿姆斯特丹、日内瓦这样真实的地名和弗洛伊德、皮尔斯、马修·阿诺德这样真实的人名，但鲁米治、尤福利亚等毕竟是作者本人的杜撰。莫里斯曾说“小说家都是可怕的撒谎者”，称“他们捏造事实，他们混淆是非;黑的能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戴维·洛奇，1992：222）。这样的描述不仅适用于小说，更适用于索绪尔的语言观。另一处，莫里斯对爱情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疯狂地相爱”，当然！这种语言对一个50岁的人合适吗？“相爱”这种事整个就不是实际存在的事实，而是文化产品的一种形式，是由无数玫瑰色的镜子-爱情诗、通俗歌曲、电影形象、离婚通告、洗发香波广告和传奇小说-互相反射而产生的幻觉吗？（戴维·洛奇，1992：402-403）

作者无疑是想借莫里斯之口说明纯粹的、原生态的现实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现实”无非是某种无意识的社会力量或者诸多社会力量合力建构出来的产物。这种无意识的社会力量，索绪尔称之为语言，阿尔都塞、马歇雷和伊格尔顿称之为意识形态，而杰姆逊则称之为政治无意识。

与其说语言的虚构性是一种缺陷，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现实并不一一对应，意味着语言可以摆脱现实的羁绊，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强的表现力。语言的指涉力越弱，它的表现力反而越强。如果我们一直抱着“语言必须指向现实、必须与现实一一对应”的思想，那么这世界上永远不会出现Santa Claus这样让儿童充满期待的词语。有些时候，虚构反而比现实更有力量。虚构可以产生现实：弗罗比希尔称如果自己想看真实的女性身体，只需将它们写进电视脚本，几周之后，就可以坐在家里欣赏它;虚构可以拯救现实：菲利浦出国之前睡不好觉，于是他幻想自己在一列土耳其火车上，将安吉丽卡从政治恐怖主义者的魔掌中拯救出来，最后竟然睡了过去;虚构可以搅乱现实：冯·托皮兹的一只手上总是戴着黑色的手套，引发众人的无限猜测，是受伤还是畸形？由于柏斯的原因，冯·托皮兹那只神秘的手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一只完全正常而健康的手。这就好像爱伦坡《失窃的信》中的那封信，层层波澜被搅起，人们却早已忘了问那信是什么，或许那信本来就是一张白纸，这就是虚构的力量，也是语言的力量。

结语

戴维·洛奇的《小世界》一方面是一个不断他乡遇故知的小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上下求索寻觅而不得的大世界。说到底，它是一个语言的世界——介于索绪尔和德里达之间的语言的世界。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不乏像男主人公柏斯这样特立独行又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年轻学者;它是一个延异的世界，但没有走向最终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行踪不定又屡次和柏斯擦肩而过的安吉丽卡终究还是出现在了后者的面前，尽管成了别人的未婚妻;它是一个由语言建构起来的虚构的世界，但这世界毕竟还留有现实的影子，对解构主义有点失去信心的莫里斯坚定地说出了“死亡是一个无法解构的概念”，毕竟有些东西，就在那里，无法解构。《小世界》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寓言，每个人似乎都无意识又宿命般地生活在这个寓言之中。

参考文献：

[1]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2]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6.

[3]戴维·洛奇.小世界——学者罗曼司[M].罗贻荣，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本文属于山东大学（威海）2018年教改立项“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显性衔接和隐性连贯”系列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