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圣翔 董振武 贺娟

摘要：基于441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样本，从各类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及其购买成本方面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并从老年劳动力的体力状况、控制感、技能需求、风险态度和人际关系等途径探究其影响机制，进一步考察农村老年劳动力个体特征对化学品投入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显著减少对复合肥的使用量以及化肥的购买成本。当控制了体力和技能需求等变量后，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依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以往研究推测的体力和技术采纳是老龄化影响务农的途径，不能全面揭示其影响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影响农户的人际关系以及风险偏好对务农投入的边际效应。结论表明，中国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政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粮食安全;化学品投入;人际关系;风险偏好;机制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441 micro survey samples of farmers， this study analysised the impact of aging rural labor force on chemical input from the aspects of various fertilizer use， pesticide use and purchase cost， and explore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aging rural labor force from the aspects of physical condition， sense of control， skill demand， risk attitud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 a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lderly labor force the heterogeneity effect on chemical inp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compound fertilizer and the purchase cost of chemical fertilizer. The aging still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hemical input 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s such as physical strength and skill demand，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hysical strength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speculated in previous studies were the ways for aging to affect farming，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could not be fully revealed.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aging of rural labor will affec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farmers and the risk preference on farming input marginal effec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policy of building ecological and livable beautiful countryside in China can promote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Key words： aging labor force; food security; chemical inp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risk preference; mechanism research

據国家统计年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为7.5%，而到第6次人口普查时，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上升至10.1%，提高了2.6个百分点。Glasgow等[1]指出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和21世纪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趋势，并且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要比城市中发展得更为迅速。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改善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等具体工作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部门涌入，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同时，城乡融合进程也不断加深，农户的收入来源增多，务农积极性随之下降，留守老年农户对农业的投入也会受到影响。Clawson[2]指出农产品价格支持及其他农业政策多关注于土地和产量，而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能动性的劳动力才是关键的生产要素。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亟需关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产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会威胁粮食安全。通过对辽宁省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李旻等[3]认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将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以及规模化经营而影响粮食安全;周静等[4]通过构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将不利于农机的购置和农业技术的推广而影响粮食产量;郭熙保等[5]对湖北、湖南和河南3省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会导致农业生产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撂荒，带来农业生产后继乏人的局面;Li等[6]对辽宁省农户的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效率在农户家庭平均年龄45岁时达到高点，而后随着平均年龄的增加，生产效率持续下降。

针对老龄化不利于农业发展以及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老龄化使农户精力衰退，新技术接受能力下降，如李澜等[7]对全国种植水稻农户的研究表明，随着农户的老龄化，其生理功能逐渐衰退，体力和精力开始下降，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新技术的掌握能力也逐渐下降，因此不利于粮食增产和农业的发展;吕新业等[8]对黑龙江、吉林、河南和山东等4省的调研数据表明，随着农户的年龄增长，其体能等身体素质逐渐下降，而对粮食生产产生负向影响;彭柳林等[9]基于江西省20个粮食主产县的研究表明，老龄劳动力由于过分地依赖耕作经验，对新的农业科技培训缺乏积极性而给粮食生产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杨志海[10]对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和江苏省6个省份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农户生产技术采纳行为，进而影响粮食增产;何小勤[11]对浙江省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使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变得十分困难，带来了农民的农业情感弱化和效率下降等问题。

也有学者认为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何福平[12]对福建省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减少种粮劳动供给和粮食种植面积而影响粮食生产安全;陈锡文等[13]对全国水稻、蔬菜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农业从业人员过度减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乔志霞等[14]对陕西和甘肃小麦、水果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减少有效劳动供给和资金投入，而影响土地利用效率;Liao等[15]研究了黄淮海地区老龄化和土地利用转变的时空发展规律，结果显示劳动力老龄化影响了农业从业人员的供给数量。有学者也指出老龄化减少了农资投入，胡雪枝等[16]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化肥、农药投入减少而影响粮食增产;魏君英等[17]对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13个主要种粮地区水稻种植农户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影响种植面积以及农药和化肥的投入。

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老龄化对农户务农行为本身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影响途径和探究其影响机制。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①通过构建农户行为的效用函数，提出分析老龄化影响农户务农投入的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地对影响务农投入的因素进行分析。在实证研究中控制了农户的技能需求偏好、控制感、体力、风险偏好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已有的研究没有对农户的这类个体特征进行控制，前文提到有学者指出老龄化通过农户的精力不足和新技术接纳意愿不足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但控制了这些变量后，老龄化是否还会影响农业生产是全面揭示老龄化影响的重要环节。②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产生的特异性影响，从而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途径。已有的文献对农村老龄化影响粮食生产途径的深入探究较为少见，大多是通过研究结果推测原因，而对其机制和影响途径的直接研究可以给政策制定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③聚焦城乡融合趋势变化下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种粮生产投入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样本较多来自于传统的粮食种植地区，而随着城乡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工作机会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聚焦家庭有较为稳定非农收入的老龄农户务农行为的研究较为少见，而这类研究对预测社会融合程度加深后农业格局的变化具有现实意义。

通过对受城乡融合影响程度较大地区的441份农户样本，从各类化学品投入使用量和花费等方面考察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务农投入的影响，并且从农户的技能需求偏好、控制感、体力、风险偏好和人际关系等个体特征出发，进一步考察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产生的特异性影响，以及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途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老齡化会显著减少对复合肥及钾肥的施用量和投入成本。当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后，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依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以得出前人对老龄化影响务农途径的推测具有局限性，老龄化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务农投入，如风险偏好以及人际关系等。最终结果表明，在城乡融合地区老龄化对种植投入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城乡融合程度的加深，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老龄化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降低老年农户人际关系缺失和加强农户农业风险意识等建议。

1 理论分析及假设

已有研究如王善高等[18]认为农村老龄化通过劳动者的“体能效应”和“时间效应”影响农业生产;魏君英等[17]则认为农村老龄化通过劳动供给结构和要素的边际增产效率影响产量;李俊鹏等[19]则是通过构建劳动增强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老龄化率越高则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少这一结果;而双琰等[20]通过构建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得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粮农生产行为调整的动机影响粮食产量。为了将农户微观的个体特征如风险偏好等因素作为研究农户务农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假设农户的效用函数符合如下Von-Neumann-Morgenstern形式：

式（1）中，[Aα]为农户的产量函数，[A]为农户使用的任意一种投入品，[PA]为投入品[A]的价格，[wi]为随机生产状况，发生概率为[Pwi]。[CA]为施用投入品的非金钱成本，例如体力耗费以及其他机会成本。农户的目标是最大化其效用水平，因而投入品[A]的最优使用量[A?]为使得目标函数一阶导为0的解，即满足：

由式（2）可见，[A?]的值与效用函数[U]的具体形式即农户的风险偏好有关，同时也和投入品的价格[PA]以及[CA]有关。[CA]为施用投入品的边际非金钱成本。[CA]在一般情况下为正，可以推测，农户的体力状况越好，[CA]越小。如果农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施用的边际成本[CA]就越小，因为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助。同样地，如果农户可以学到新的技术，[CA]也能在新技术的协助下得以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投入品具有省力的性质，会有[CA<0]，即[CA]在这个水平的投入品下边际成本为负，意味着农户增加投入品可以减少非金钱成本，如施用足量的除草剂可以省去自己人工除草的成本。根据以上模型分析，可以推出以下假设。

H1，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施用化肥越少。农户在施肥的过程中常采取人工施肥的方式，而这一过程通常会消耗一定量的体力与精力。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体力和精力也会因此下降，施肥量可能会因此而减少。

H2，对技能不重视的老年人会施用较少的化肥及农药。对技能不重视的老年人容易错失学习省时省力的新型施用方法的机会，从而会选择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以减少时间和体力成本。

H3，控制感强的老年人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越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控制感强的老年农户认为种植过程中遭受风险的不确定性较易得到控制，因而认为产量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从而减少对化肥及农药等化学品的投入。

H4，厌恶风险的老年人会施用较少的化肥及农药。由于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危害，老年农户担心各种身体状况或者疾病的发生，厌恶风险的老年人会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再者，务农投入也有一定的风险，老年人在遭受风险损失后，较难恢复到受灾前的经济水平，因而老年农户倾向于较少的务农投资，即购买较少的化学品。

H5，人际关系弱的老年人会施用较少的化肥及农药。一般来说，人际关系强的农户容易得到非农工作的机会，并且在务农的过程中也较易获得朋友的帮助，因此不必施用大量的化肥以及农药用以防范不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而当农户进入中老年阶段，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必须通过务农投入保障生计，此时如果缺少亲朋好友的帮助将使得老龄农户较难获取足够的农资，因此人际关系弱的老年人会施用较少的化学投入品。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估测以下模型：

式（3）用于估计农户老龄化對化学品投入的影响。[Yi]是农户[i]每667㎡复合肥使用总量、每667㎡氮肥使用量、每667㎡磷肥花费总额、每667㎡钾肥花费总额、每667㎡复合肥和氮肥花费总额、每667㎡所有化肥花费总额和每667㎡农药花费总额的总和。主要研究内容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常用的化学品有复合肥、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农药等。由于不同化肥可能存在相互替代效应，为了研究对化肥总量的影响，以不同化肥的花费总额表示化肥施用的总量。考虑到大部分农户施用的化肥主要是复合肥和氮肥，因此除了化肥花费总额外，复合肥和氮肥的花费总额也是因变量之一。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老龄化，相比于已有的文献将年龄进行二元分类处理来表示老龄化，如胡雪枝等[16]，用农户的年龄变量[agei]来表示农户[i]的老龄化程度，即农户的年龄越高其老龄化程度越高。其他的控制变量[Xi]包括农户[i]的性别变量、种植年限变量、种植面积变量、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变量、控制感变量、体力变量、风险偏好变量、人际关系变量、家庭外出务工的人数变量、农忙时的家庭人口变量、非农忙时的家庭人口变量和是否控制村庄变量。

由于性别差异，社会角色的不同会对化学品的投入产生影响，同时已有的研究如杨进等[21]和彭代彦等[22]指出女性劳动力所占比例对粮食生产影响显著，故引入性别这一控制变量;农户受教育年限越高，学习到化学相关知识的机会就越多，对化学品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全面，能够认识到化学品的使用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而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减少对化学品的投入，同时已有的文献如童霞等[23]基于江苏省3个不同地区的实证研究指出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对化学品施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引入受教育年限这一控制变量;随着种植年限的增长，农户种地的经验也逐年增长，农户会更精准合适地使用化学品从而影响化学品的投入，因此引入种植年限变量;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农户缺乏足够的精力管理所有耕地，为了避免杂草、害虫处理不及时对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于是选择增加对除草剂、除虫剂等化学品的投入，因此引入耕地面积控制变量。

对技能不重视的农户容易错失学习省时省力的施用新方法的机会，于是选择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以减少时间和体力成本，因此引入农户技能需求偏好控制变量，并在问卷中通过询问“种田需要很高的技术”来了解这一变量。被访农户的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非常同意”。农户回答“非常不同意”则表明对技能需求程度低，赋值为0;否则表明对技能需求高，赋值为1。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控制感强的农户认为种植过程中遭受风险的不确定性较易得到控制，因而认为产量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从而减少对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投入，故引入农户控制感变量，并在问卷中通过询问“产量是由气候、土壤质量、种子等外部因素控制，我在保持产量上不能做什么”来了解这一变量。被访农户的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非常同意”。处理时选项“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2、3、4、5，即赋值越高，农户的控制感越弱。

农户在施肥的过程中常采取人工施肥的方式，而这一过程通常会消耗一定量的体力与精力，相比于体力弱的农户，体力强的农户会选择施用更多的化肥以促进产量的快速提高，因而引入体力控制变量，并在问卷中通过询问“种田太累”来了解这一变量。被访农户的选项分别为“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非常同意”。处理时选项“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中立”“有点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2、3、4、5，即赋值越高，农户体力越弱。

由于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危害，农户担心各种身体状况或者疾病的发生，厌恶风险的农户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故引入风险偏好控制变量。而本研究的风险偏好是由风险规避量（表1）测算得出，如果情景A和情景B都选择2选项，则认为农户是“风险偏好”型，赋值为1;否则属于“其他”类型，赋值为0。

人际关系强的老年农户，在务农的过程中较易获得朋友的帮助，如老年农户身体状况不适合管理农田时，邻居或朋友会给予帮助;遇到风险灾害时，也较容易获得亲友的资助。因此人际关系较强的农户不必施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以防范不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于是引入人际关系控制变量，并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如果您找亲戚朋友借钱，亲戚朋友是否能提供借款”来了解这一变量。被访农户的选项分别为“完全不会”“可能不会”“可能会”“很可能会”“肯定会”。农户回答“完全不会”则表明人际关系较差，赋值为0;否则表明人际关系一般或较好，赋值为1。由于农业生产收入较低，许多家庭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留下年老的劳动力务农，而其由于身体素质原因不得不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等较重的农活，因此引入农户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控制变量;由于农忙与非农忙时家庭人数越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越多，便有足够的人力施用更多的化肥及农药以期望得到更高的产量，因此引入农忙与非农忙时家庭人数变量;由于不同村庄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异，经济发展快的村庄，其农户有更多的资金购买化学品，从而导致化学品的使用量要多于其他村庄，所以引入是否控制村庄变量。

为了对不同情况的老年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这里引入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agei×skillreqi]表示年龄变量与技能需求偏好控制变量的交互;[agei×controli]表示年龄变量与控制感变量的交互;[agei×phyreqi]表示年龄变量与体力控制变量的交互;[agei×riskprefi]表示年龄变量与风险偏好控制变量的交互;[agei×friendlendmyi]表示年龄变量与人际关系控制变量的交互，用以老年农户的异质性分析以及验证假设的正确与否。

由上述求导结果可知，农户[i]的技能需求偏好、控制感、体力、风险偏好和人际关系对化学品投入变化的边际效果会受到农户[i]老龄化的影响。当交互项系数为正时，农户[i]的老龄化会增强上述变量对化学品投入变化的边际效应;当交互项系数为负时，农户[i]的老龄化则会减弱上述变量对化学品投入变化的边际效应。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8年7—8月对湖南省浏阳市金刚镇观察点所有10个村庄（南岳村、金声村、星星村、丹桂村、山虎村、太子湖村、李畋村、沙螺村、金市村和石霜村）的农户微观抽样调查数据，每个村庄随机抽取30～40名农户。这些村庄是湖南省主要的水稻种植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大，种植历史悠久，农民代代种植水稻，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成熟的种植技术。除此之外，湖南省浏阳市金刚镇毗邻花炮之乡大瑶镇，给附近村镇的年轻劳动力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因此这个地区是研究城乡融合背景下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改变的典型样本。课题组对农户进行“一对一”采访式的问卷调查，保证农户对问卷题目理解正确并给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回答。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劳动力年龄及劳动力就业状况、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人际关系、对农业生产的技能需求、体力状况、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化肥和农药的投入等。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分析农户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因此分别对各个被解释变量进行未引入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的模型（1）、模型（4）、模型（5）结果可知，年龄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对复合肥以及钾肥的使用量减少，即农户的老龄化程度越高，对复合肥以及钾肥等化学品的使用量越少。

而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受教育年限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农户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复合肥以及钾肥等化学品的使用量不断减少，可能原因是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容易学会增加务农效率的技术，因此可以减少化学品的投入。由模型（1）、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結果可知，性别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即相比于女农户，男农户对复合肥、磷肥等化学品的使用量更少，原因可能在于男性外出务工而减少了务农投入，所以复合肥以及磷肥的使用量更少。由模型（3）、模型（4）结果可知，种植年限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整体水平显著，说明农户的种植年限越高，对磷肥以及钾肥的使用量就越多，可能原因是随着种植年限的增长，农户种地的经验也逐年增长，会更精准合适地使用化学品而导致磷肥以及钾肥的使用量增加。

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技能需求偏好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相比不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户，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户对复合肥的使用量更多，原因可能在于对技能不重视的农户容易错失学习省时省力的新型施用方法的机会，从而会选择减少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以减少时间和体力成本。由模型（5）、模型（6）结果可知，农户控制感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农户的控制感越弱对化肥的投入量越多，原因可能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控制感弱的农户认为种植过程中遭受风险的不确定性不易得到控制，因而认为产量会有较大的变动，所以相对于控制感强的农户，会增加对化肥及农药等化学品的投入。

由模型（1）、模型（3）的结果可知，农户的体力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农户的体力越弱对复合肥以及磷肥的使用量越少，可能原因在于施用化肥及农药会消耗一定量的体力，因此体力不足的农户会施用较少的复合肥及磷肥。由模型（1）的结果可知，农户对风险偏好变量前的系数为正且整体水平显著，即农户中风险偏好者相较于风险中立或厌恶者会施用更多的复合肥，原因可能在于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一定危害，农户担心各种身体状况或者疾病的发生，风险厌恶或者中立的农户会减少复合肥的投入。

为了探究农户老龄化对化学品使用量的影响机制，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表明，此时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年龄前的系数依旧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而我们所关注的控制变量，农户的风险偏好和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能需求偏好等变量前的系数也依旧整体水平显著，且此时模型（8）、模型（14）中的人际关系变量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说明农户的人际关系越强对复合肥及钾肥等化学品的使用量越少。原因可能在于人际关系强的农户容易得到非农工作的机会，并且在务农的过程中也较易获得朋友的帮助，因此不必施用大量的化肥以及农药以防范不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年龄对化学品的投入量有显著影响，且随着年龄增长，老龄化程度增大，农户对化学品的投入量不断减少。同时，引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对化学品的投入也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交互项的系数发现，农户风险偏好变量与年龄变量交互项前的系数为负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假设H4成立，反映农户风险偏好变量对化学品投入变化的边际效应受老龄劳动变化的影响。可见，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老龄化程度增加，风险规避意识高的农户会施用更少的复合肥。原因可能在于务农投入也有一定的风险，老年人在遭受风险损失后，较难恢复到受灾前的经济水平，因此老年农户倾向于较少的务农投资，即购买较少的化学品。人际关系变量与年龄变量交互项前的系数为正且整体水平显著，表明假设H5成立，即人际关系变量对化学品投入变化的边际效应受老龄劳动变化的影响。可见，随着农户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大，人际关系弱的农户选择施用更少的化学品。原因可能是进入中老年阶段后，农户缺少其他收入来源，必须通过务农收入保障生计，此时如果缺少亲朋好友的帮助将使得老龄农户较难获取足够的农资，因此人际关系弱的老年人会施用较少的化学投入品。此交互项模型验证了假设的正确性，说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影响人际关系和风险偏好等途径来影响化学品的投入。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本研究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并未将样本中的极端值剔除，而极端值的存在会影响估计结果，因此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对未引入交互项以及引入交互项的模型分别进行了Robust Regression 分析，通过对样本观测值赋予不同的权重，越接近均值的觀测值其权重越大，越偏离均值的观测值其权重越小，以剔除极端值对模型估计的影响，并得到表5和表6的结果。

由表5可见，对复合肥以及钾肥的回归结果中，年龄变量前的系数依旧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前文得出的结论一致，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减少对复合肥以及钾肥等化学品的投入而影响粮食安全。为了进一步验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使用量的影响机制，引入了交互项进行Robust Regression 分析，得到表6的结果。

由表6可见，人际关系与年龄的交互项系数以及风险偏好与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的老龄化会影响人际关系以及风险偏好对化学品投入的边际效应，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估测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城乡融合影响程度较深地区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龄化对农户的体力、人际关系、技能需求偏好、控制感和风险偏好等个体特征影响化学品的投入。

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减少对复合肥及钾肥等化学品的投入，然而合理施用化肥和保证一定的农资投入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4]，再一次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粮食增产，会威胁到粮食安全。进一步分析可知，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农户个体特征出发，研究了技能需求偏好、控制感、体力、风险偏好和人际关系的异质性对化学品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和人际关系会显著影响老龄化对化学品投入的效应，同时也说明前人推测的诸如体力和技术采纳等影响途径，不足以解释老龄化对务农投入的影响。根据交互项模型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偏爱风险的农户对化学品投入的边际效应更容易受到农户老龄化的影响，换言之，对风险容忍度高的农户随着老龄化程度增大对化学品的投入不断减少。人际关系差的农户对化学品投入的边际效应也更容易受到农户老龄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差的农户随着老龄化程度增大对化学品的投入不断减少。

研究发现，中国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政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该政策的制定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缓解了由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现状，也回答了农村劳动力日趋老龄化背景下谁来种地的疑问。另一方面，乡村生态资源开发项目促进了村民和村企中的人际互动，例如，江西省横峰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乡贤作用和乡村优良民俗功能，在村庄中建立互助会、理事会和促进会，将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可知，建设美丽乡村政策可以通过增强人际互动来促进农民对务农的投入。再者，建立美丽乡村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行为激励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的农业经营活动也需要和产业发展进行有机地结合。在引入内在激励和动力以后，农民风险意识将得到增强，对农业的投入积极性也会提高。因此，在乡村振兴和建立美丽乡村政策大背景下，对村民协作互助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重视可以同时保证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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