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三

情系未名湖

燕园，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未名湖，我心中的湖。

我爱未名湖，不仅仅因为，湖边升腾起的袅袅柳烟，湖畔的荷花绽开妩媚的笑容，或是，临湖轩的翠竹清影迎风起舞，湖光与古塔相映成辉……更因为，未名湖是北大的象征，这里集聚着闻名国内外的教授、学者，集聚着为众多弟子传道授业解惑的一代宗师。

1970年仲夏，作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我荣幸地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北大，是我久已向往的大学，未名湖，更令我梦魂牵绕。来到北大之后，未名湖就成了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最为钟情的地方。

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在三十二号楼，离未名湖并不算很近，但也不算很远。我时常有意无意地绕路从未名湖身边走过，她是那么令人留连忘返。

我常常惊叹她的年轻。虽然历经寒暑，饱经风霜，她却依然那样英姿勃发。不是吗，在她的身边汇集了多少年轻的身影和笑容！

我常常迷恋她的美丽。她的翠柳啼莺，她的芳草鲜花，她的波光塔影，她的水气氤氲，她的微风徐徐，她的一切，无不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记。

我也常常沉醉于她的明净如深沉。在她的身边潜心读书，切磋学术，心灵会得以净化，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亦充满坦荡与真诚……

因此，我不能不充满深情地说：未名湖，我心中的湖！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心系未名湖，情系未名湖。校园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时不唤起我对母校的思念。她一回回走进我的梦境，也是在梦中，我——一只北疆的飞雁，常常回到书声琅琅的湖边，栖息在她那温暖的臂弯里。我创作的许多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从梦中流出到我的笔端。

大学毕业后，我曾写过北大中文系的十几位老先生，当然，他们只是教过我的老师中有过交往和较为熟悉的。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上，曾经和正在做出毋庸置疑的贡献，他们的道德文章影响了几代人，时间越久，越能感悟到他们学识的伟力与精深。可惜，我在北大学习的年代，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文化断层。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在老师那里除了学习知识外，也学到一些在平时难以学到的师长的学仪风范，这也是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我所写的老师和校园生活的几十篇散文，正是刻印在笔者大脑中的那些岁月之痕。伴随着岁月之痕的，就是那些曾经和我们一起度过那段艰难时日的，一代恩师们时显时隐的身影……青春倒退不能，未名湖已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中。北大，我永远的母校。每当我接到先生们邮来的大著，每当我在电视屏幕里见到先生们演讲的风采，每当我和先生们通一次电话，每当我去学校看望先生们一回，每当我走过母校的未名湖畔，都令我兴奋不已！那种自豪不可言状，那种激动和未名湖的波纹一同漾起而又向远方荡去，我仿佛又回到当年师生无拘无束亲切交谈的那种情境里。未名湖的岁月，一支永远的歌，你是如此地令我难以忘怀！

我在北大当过“兵”

上个世纪的1970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是年12月，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北京大学组织全校师生千里拉练。

像当年野战部队一样，我们背上行李、脸盆和牙具，踏上了征程。拉练的路线是，沿著昌平、顺义、密云、平谷、延庆，绕北京走一圈，再回到学校。时值隆冬，正是北京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而同学们的情绪十分昂扬，一路高歌，一路豪情。“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中文系近200名师生，编为一个连队，按照部队“支部建在连上”的规矩，我们的党总支书记是8341部队连指导员朱曙光。上个世纪90年代，他担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松花江发大水那年，他曾亲临哈尔滨抗洪一线。而当时的朱指导员风华正茂，比同学们大不了几岁，性格开朗随和，没有一点长官架子，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住在当地老乡的家里，白天和社员们一起下地修“大寨田”，干农活儿，晚上以班为单位，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或分为几个小组访贫问苦。

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安营扎寨，拉练总部的供给车就把吃的粮食送到各个连队，连队分到各班，各班再分头在老乡家起伙做饭。记得那次在延庆县花盆公社一个生产大队宿营，住在一户老贫农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天子脚下的京郊地区，还有这般贫困人家！家徒四壁，一铺土炕上，只有两条破旧棉被，炕前屋地上，堆放着几袋粒粮、地瓜。然而，老两口乐乐呵呵，把我们当成自家的孩子，看成是人民子弟兵，把炕烧得热热乎乎。几天来，给我们烧水洗脚，给病号煮鸡蛋，见我们上顿下顿吃苞米面，说什么也要给我们包一顿饺子吃。盛情实在难却。饺子虽是清一色大白菜馅，无油无肉无佐料，却好吃得难以形容。我敢说天南地北吃过各种各样的饺子，没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比。后来得知，这是老两口半年来攒下的鸡蛋和几斤白面。

我当时虽然是普通一兵，连里却交给我一项任务，那就是，让我和中文系最年轻的赵景云老师编印战地小报。赵老师年龄比我小一岁，我称他老师，他却让我称他的名字，我试探着叫一声“景云”，他喜形于色。我们成了朋友。每晚刻钢板，我乐不可支，俨然成了随军记者。当晚，我饱含激情写了一首诗《老房东》，刊登在战报上，得到赵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后来又刊登在《新北大》校刊上。几十年后，我曾约郑立水、刘胜奇等几位同学旧地重游，专程去看望我诗中所写的给我们包饺子的这家房东。

塞外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燕山雪花大如席。拉练队伍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特别是一些女同学，有点儿跟不上连队前进的步伐了。每天行军，同学们抢着为体弱的同学背行李，背诵毛主席语录，相互鼓励。不知是哪个同学动议，行军路上，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背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拉练这段日子，可谓弥足珍贵。同学们不无自豪地说，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拉练路上反复温习，我们不能说首首诗都能倒背如流，但可以说，每一首诗皆能朗朗上口。

千里拉练路上，我学会了做饭，最拿手的是贴苞米面大饼子，同学们常常为我点赞。他们未必知道，这门手艺，是我中学时代下乡秋收学会的，如今派上了用场，有了用武之地。

拉练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忆苦思甜教育。那天傍晚，大家在一起吃忆苦饭，吃的是谷糠做的窝头，我吃过苞米糠，以为谷糠和苞米糠相差无几，难吃不到哪里去，可只吃了一口，方知想得大相径庭，苦涩不说，其难咽无比，几次咽下又呕吐出来。同学们的痛苦表情雷同，都想找个地方吐出去。此刻，但见朱指导员在墙角默默无语，一口一口吞咽下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闭上眼睛强吞了下去，两眼里却呛出了泪水。

一个月的拉练生活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的第三天，迎来1972年的春节。我被连里评为“五好战士”，立功喜报寄到小兴安岭深处我所在的家乡。这年春节过后，我入了党，亦是巧合，批准之日，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北京，因而这一天记得格外确切。

此情可待成追忆。每当回首往事，我都掩饰不住内心的骄傲，不止一次告诉朋友和家人，在人生之路，我亦进过解放军这座大熔炉，在北京曾当过一个月的“兵”！

寻访张建中同学

北大百年校庆前夕，为寻访分别二十几年的张建中同学，我从北疆城市哈尔滨出发，取道北京，去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

当年，他也许是乘这趟列车回上海老家的。和我不同的是，他不是在这春意盎然的花开季节，而是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严冬;他不是躺在舒适的卧铺车厢里，尽情饱览大江南北的山光水色，而是由两名工作人员押解出校，并失去了自由。那时，距毕业典礼还有十天，北大“革委会”军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将张建中“开除学籍”“开除党籍”，遣返崇明岛劳动改造！

二十几年未曾见面也未曾有过联系，只是从老师或同学那里打听到一点他的境况。我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只凭他受苦受难时一位同班同学给我的一个电话号码去寻觅。几经周折，多方询问，终于打听到他现在的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并知道了他现在已担任了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我真替他高兴，兴奋之余，我竟禁不住默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

1970年，来自全国各地的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跨进北大。我们那期中文系的200名工农兵学员中，来自上海的学员不足十分之一。其时，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海学员比较高些，而张建中又是其中的拔尖者。因此，他先后担任了班长、党小组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系里的“红人”了。

在那极“左”的年代，张建中与“红人”不同的是，他从不乔装打扮自己，处处表现出二十几岁年轻人应有的真实。

一次看完“反动影片”——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系里要求学员进行讨论批判。张建中身为党小组长，非但不批，反而领着几个同学在宿舍演起武训来。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学效仿武训的样子，爬在地上当马让人骑，致使这位同学的门牙磕掉，血流如注。张建中和同学们连夜将他送到校外的医院。我和他们的寝室是对门，但对这件事竟不知晓，只知道我的这位老乡不知何故镶了一颗金牙。

学校开门办学，文学专业学员“以社会为课堂”，分赴南口车辆厂和密云县的穆家峪公社。行前做了一番动员，张建中却公然“唱反调”说：“学生应该以学为主，什么社会实践，纯粹瞎折腾！”一个多月以后，他带领一个班的同学从南口回到学校，当走到宿舍楼下时，大声喊道：“弟兄们逃荒回来了，快下楼来接我们吧！”

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工厂上“实践”课，张建中不止一次对几个同学说：“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凭这个就能爬那么高，咱们同学中有的不光当过兵，当过工人，还当过农民呢！比他的阅历还丰富！”“张春桥爬那么快，是踩着多少人的肩膀上的啊！”

当张铁生交白卷成为“反潮流”英雄，登在报纸上的那一天，他对着几位同学发表了一通“激烈的批评”。这些言论，终于导致他大祸临头。

班里有位女同学，犯了一点错误。不久，东窗事发，这位“上海女老乡”为了将功赎罪，向党总支揭发了与此事毫不相干的党小组长的“反动言行”。中文系不愿让事态扩大，想自行解决。不料，这位梁上君子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打开已准备好的小本本，逐条揭发，和盘端出，揭出他的“反动言论”十余条，其中有幾条上纲上线后竟然反映到了学校“革委会”。于是，校“革委会”对张建中做出了如此严厉的处分。

二

见到张建中，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比我想象的要精神得多：他似乎还是老样子，只是发胖且显得更健壮了。他操着上海普通话和我只谈了几句话，便令我想起临来上海时，北京的老同学刘胜旗感慨的那样：“同学见面，别看分别那么多年，有的变得都认不出来了，一唠嗑，还是念书时的那德行！”面对张建中，这话却不尽然。虽然一下子找到了当年同桌的影子，让我惊异的是，他变得沉稳了，但我仍由衷地说，他不是在装扮什么，在举手投足之间，依然表现出了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这一个”。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出乎意料的是，他却淡然一笑，既无慷慨也无激昂，却不无幽默地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遭过如此大难的他，竟然如此平静，平静得令我有几分吃惊。我强烈地感到，这位“一方净土”的领导人，不失学者的风范，笔挺的深色西装，方格领带，裹着一颗智慧的心。难怪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留下印象说，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人民，有着良好的教养。

当晚，彻夜长谈。那年，张建中从北京被发落回崇明岛的星海农场，便拉开了“改造”的序幕。场里分派他罱河泥，他和农工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到晚泡在泥里水里。他没有家，一人住在临时搭起的简陋房舍，屋内阴暗潮湿，第二天起床时裤子、鞋子都是湿漉漉的，没有替换的，咬牙穿上后，照样下到冰冷的水中。感冒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多，仍挑着百斤重的担子，走上十几米高的跳板，两腿颤抖不止，随时都有跌下去的危险。口渴难耐之时，他曾不顾一切地扑向马蹄坑里残存的雨水，俯下身子，吹一吹浮在上边的草末，大口大口地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