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

抗战史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大量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数据库开发和建设，更加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纵深发展。不过，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我仍愿把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著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视为经典之作，推荐给读者。书中指出，《延安道路》一书以地方和地域的研究方式，既可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也可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此书对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的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精兵简政、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大众教育等一系列革命实践均有深入的探究和讨论，为从区域社会史角度开展革命根据地研究提供了典范。

近日，我读了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之后，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研究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的代表性著作。如果说，现有抗战史研究中关于革命根据地、国统区较多的话，那么，关于沦陷区的研究还不多见。在《灰色上海》一书中，作者运用思想的社会史方法（social history of idea），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分析，从历史的内在脉络出发来阅读文本，深入发掘上海沦陷区文人的心灵困境和思想挣扎，并将战时文人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夹缝和历史处境中所做出的种种抉择与承担概括为“隐退”“反抗”与“合作”三种形态。其中，小说家王统照以消极抵抗的“隐”的姿态以保全其人格，戏剧家李健吾以积极反抗的“忠”的姿态进行人性和德性的界定，而《古今》派的散文家们则以“附逆合作”的姿态为他们想要活下去的人之常情的意愿进行辩护。

在全書的论述方式上，傅葆石以战时文学作为讨论对象，通过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作品的定位和阐释，以实现对相关历史的重建。如，作者对上海沦陷区文人写作和出版的社会政治条件、作家们的生活和自我感知、创作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考察分析，展示了沦陷状况下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与抉择。这种以文学和史学相交叉且贯穿社会史视野的抗战史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