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晨

番茄收获期间，非洲劳工在意大利普利亚大区工作

55岁的希迪来自西非的塞内加尔，和众多非洲劳工一样，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西班牙，却只能陷于棚戶区的艰困生活。

希迪身处的贫民棚户区，位于当地公墓附近。墓地里有划成一格格的壁龛、墓穴和教堂，大多漆成白色，而当地贫民窟的房子大多也是白色的。房子从外头看起来，有点像快递包裹的泡沫塑料盒，里面其实是由塑料和木板搭成，上头由绳索捆着，还有许多网布包覆在外头。衣裤就挂在绳索上晾晒。

西班牙的阳光在这里并不悠闲，也不奔放，更像是曝晒着赤裸裸的残酷。

整个贫民窟住的几乎都是男人，希迪的太太与三个孩子都在家乡，靠他寄回来的钱支撑贫穷的生活。希迪十几年前是个渔民，但由于外国远洋渔船的竞争，渔获量越来越少，最后他决定于2007年前往欧洲，以期改变生活。

前往欧洲，是一场艰苦的旅程，像希迪这样的人并不知道欧洲真实的模样，却认定这是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他和100多人挤在一艘平底船上，这种船的马力不大，大约有20多米长、两米宽，深度不足一米。可以想象这么多人塞进这样一条船进行漫长的航行，有多么危险。

希迪的船从塞内加尔的达卡出发，光是第一步航行到作为西班牙在大西洋领土的加那利群岛，旅程就已长达1600公里。在航程中有许多人陆续死去，到了末尾他几乎快失去活下去的希望。

改变生活的机会？

西班牙当地的温室农业，主要种植的是橙子、橄榄、草莓、番茄、莴苣等作物，然后雇用希迪这样的外籍劳工收获作物。好一点的情形下，外籍劳工可以拿到每天42欧元的法定最低工资;很多人则只能拿到20欧元。他们工作不稳定，或者每个月只有几天有工作。

有些人很担心媒体采访时，自己的身份被曝光，害怕自己的处境被传回家乡人耳中。一名受访的工人形容自己就像每天生活在洞穴底部，渴望有人经过时丢一条绳索下来;如果能赚到钱就好了，那样就有可能回家。

外籍劳工是欧洲很重要的农业劳动力，却普遍遭受着不堪的待遇—破烂的居住环境、低于法定工资的薪水。但大多数时候，由于不合法的身份，他们只能忍受这些条件，而雇主则依赖这些廉价劳动力压低生产成本。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个欧洲第三大的蔬菜供应产地，从1970年代就开始依赖非洲劳工收获作物。这些缺乏合法身份的劳工，通常只能就近住在闲置房屋、废弃工厂之类的地方。近年来难民人数大量增加后，临时改建的难民营状况也十分困窘。事实上，西西里岛是黑手党的大本营，当地犯罪集团也对难民伸出魔爪，有不少难民被人蛇集团诱骗和控制，例如很多非洲女孩被骗成为性工作者。

南非也是非洲各国劳工大量前往的一个目的国。邻国津巴布韦的经济崩溃后，有多达100万的津国女性在南非受雇成为家务劳工。不过，近年来南非排外事件不断，每当仇恨事件发生时，外籍劳工与难民甚至被暴民挨家挨户搜查，店铺被毁或遭到殴打杀害的事件常见诸报端;逃走的幸存者心有余悸，留下永远的阴影。

只能告别的家乡

在东非乌干达的难民营里，剑桥大学的研究者遇到了一些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女孩。厄立特里亚是一个距离乌干达1700公里远的国家。但其实她们不是从厄立特里亚直接过来的，而是来自中东的沙特阿拉伯。

厄立特里亚跟沙特只隔着窄窄的红海。在过去石油经济稳定的年代里，沙特能够引进大量外籍劳工。但近年来沙特石油业下行，国内的失业青年人数拔高，政府开始对外国人征收人头税。每人每月要缴纳大约180元人民币，到了第二年还要翻倍。于是，从小在沙特长大的厄立特里亚女孩，就跟着父母回到了非洲。

没人想回到厄立特里亚，因为这个红海沿岸的小国家，在长年战争后终于独立，但与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仍长期紧绷。整个国家处于军事化的高压控制之下，极度贫穷的厄立特里亚近年来已经成为非洲难民的最大输出国之一。例如，德国目前就有大量难民来自厄立特里亚，埃塞与苏丹每天要接受成百上千的厄国难民。

穿越地中海的移工在船上休息

外籍劳工是欧洲很重要的农业劳动力，却普遍遭受着不堪的待遇。

乌干达是非洲对难民最宽容的国家。厄立特里亚的女孩因此就来到了乌干达，不过这里也没有足够好的谋生机会，所以她们还得继续找寻下一个可以前往的国家。用她们的话说：“你想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就像鸟儿只能在天空不停打转，直到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停下来筑巢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只能到处打转。”

BBC的记者在南非访谈了一位来自东非索马里的难民。他原本是一名英语教师，与朋友一起花了3个月、历经6000多公里的旅程才来到南非，这相当于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距离。途中他挤在渔船里，看到同伴窒息而死，自己被锁在封闭的货柜里，后来爬过电网，也被异国警察拘留了20天。每年都有好几百名这样的索马里人死在路途上。但幸运的是，他成功抵达南非，通过两个星期的等待，获得了工作许可。

留在索马里不是他的生存选项，自1990年代以来，东非之角的索马里就陷入内战。“他们会说你支持敌方，所以要不就是死，要不就得支持其中一方，我没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乌干达难民营

乌干达是非洲对难民最宽容的国家。不过这里也没有足够好的谋生机会。

其实，在南非的他也不一定能够一帆风顺。索马里移民遭受攻击或店铺被砸的事情，长年以来一直在南非发生，很多索马里难民因此被迫再度迁徙，前往美国或欧洲。

2019年，英国传出多则令人震惊的、关于厄立特里亚难民的报道：连续有4名来自厄国的青年人自杀而死，他们多半都是藏在冷冻货柜卡车里进入英国，然而接下来生活的迷茫、创伤、歧视与语言不通，使得这些还不到20岁的青年陷入崩溃的绝境。

在危机中改善治理模式

今年的疫情之下，外籍劳工的生活也受到巨大影响。

4月法国开始防疫隔离之后，很多非洲劳工的经济来源顿时中断。法国媒体在巴黎访问了一位来自西非马里的清洁工人，他来自一个10人的大家庭，父亲已经84岁了。马里失业率极高，所以特别仰赖他在法国的收入，通常他每隔两个星期会汇回150欧元，在疫情之下却没有任何钱可以汇回家里。

不过，在巨大的危机下也可能产生转机。由于在疫情下人力陷入短缺，德国政府在3月宣布动员难民来帮忙收获农作物，并且征募难民中的医护专业人员投入抗疫工作;法国在5月时开始动员难民帮助葡萄园采收，各地红酒酒庄都十分欢迎这一救急措施;意大利政府在疫情放缓后重启经济，宣布有条件允许原本的非法外籍劳工大规模转为合法居留。

事实上，每当国家陷入危机，通常也是改变劳动力雇佣环境的时刻。例如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下，外籍劳工、女性劳工开始成为欧洲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重要的是，让难民能够作出贡献，有效地整合进所在国的经济体系，可以减少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层面的摩擦。

乌干达制定的难民政策，在这方面备受关注。这个国民年收入只有600多美元的国家，由于周边邻国刚果与苏丹战乱频繁，成为全世界收容难民第三多的国家。这些难民被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架构，可以自由移动，获得健康保险与教育的权利，得到土地与工作。

法国的非洲清洁工人

乌干达的政策，注重促进本国人民与新移民的融合，所以有所谓的“30-70”原则—与难民有关的预算有30%要用在本国人口身上，假使预算许可的话还要提升到50%;难民被鼓励从事经济生产，例如在当地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农产品，或进入城市发挥所长。

“乌干达模式”也不是没有遇到问题，现实中物质援助与自力更生之间会发生冲突。2019年联合国官员的腐败遭曝光，还有虚报难民人数之类的情形，使得官方开始引入生物识别技术，但大体上乌干达的政策仍然是世界上相对成功的案例。

要有效改善外籍劳工和难民的生存状况，还得各方努力。就南非而言，长久以来索马里人频繁受到攻击，因为索马里人的社群较为封闭，还有宗教上的隔阂等因素。在疫情期间，南非外籍劳工的防疫问题也很受关注，至今有11万名外籍劳工获得了政府的“新冠救助金”，“家务劳动工会”与社会团体也积极关注外籍劳工的权益，在网络上成立互助群，提供食物，以及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改善难民输出国的情况以减少难民，或者取缔蛇头犯罪集团把控的输送管道，也非常重要。例如，歐盟对厄立特里亚提供发展基金，就有这样的目的。

回到文章开头的西班牙棚户区，虽然2019年先是经历了火灾，在疫情期间又欠缺物资，但在各方支援下已经有所改善，棚户区的部分居民也已移居到管理较好的住宅。

难民和外籍劳工，是这个时代尖锐的社会争议对象。在各种善意的努力中，人们还是可以看见值得珍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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