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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威特,与“现代奴工”面对面

2020-08-09俞荷

看世界 2020年15期
关键词:科威特穆罕默德莱恩

俞荷

移工们挤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

阿拉伯地区新冠疫情高峰之时,一篇报道特别引人注目。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因应疫情,找了一位南亚劳工装扮成消毒装置,在公司园区游走发放消毒液。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载,引发大量争议,网络舆论跨国群起挞伐。

在世界各国,因产业人力空缺而引进跨国劳动力行之有年,各种歧视和劳动权益上的不平等早非新闻。然而,谈到外籍劳工(又称“移工”)的生活环境与权益,阿拉伯世界诸国可谓“恶名昭彰”,尤以波斯湾区的沙特、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巴林等国为甚。

学者形容阿拉伯世界的移工是“现代奴隶制”的一大部分。移工在母国想象的富有产油国,其实是一座“大牢”:一纸“卖身契”带他们远渡重洋后成为“罪状”,“保证人制度”(Kafala)是手銬,经济重担是脚镣,日常生活的种种歧视则是他们的囚服。

然而,就像阿拉伯地区偶然发生的沙暴一般,这些关于移工权益的争议和批判,总是一阵一阵如黄沙飞扬铺天盖地,又瞬间风平浪静。人们早已习惯,因而总觉得不值一哂,在下一次风云变色时才又突然想起。

水烟咖啡馆的吆喝

我在科威特就学的一年间,和当地人交流的次数远远不及和移工的日常交汇频率。从机场职员、宿舍清洁工、校园警卫到餐厅服务员,在这些岗位上若看到本地人的身影才值得惊奇。

科威特受到沙特宗教政治思潮影响,奉行保守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因严禁酒精饮料,科威特本地人最热衷的社交娱乐,是在街边咖啡馆吞云吐雾。隐身在自由贸易区的水烟馆,每到假日总是高朋满座。

除了身穿白色大袍的本地人、三三两两的外国白领和留学生以外,负责点餐和制作餐食饮品的是埃及人,提着烧得通红的木炭块在座位区挥汗奔走的则是来自南亚的劳工。水烟店的消费族群和员工投射的,是科威特移工国族结构的微型缩影。

我和黎巴嫩裔的马塔天南地北地聊,提着木炭篮的印度籍服务员,时不时前来探询需不需要服务。这时一位本地人大声吆喝:“穆罕默德呀!过来!”只见在我们桌边挂着微笑的年轻人立刻快步奔向另一桌,在烟雾中挥汗更换“水烟草”上的木炭。

后来,我和马塔在这位年轻人前来服务的片刻与他闲聊。我问起他的名字是否是“穆罕默德”?只见他腼腆一笑,说“不是”,没有继续此话题的意愿。我和马塔心照不宣,没有追问。

疫情期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找了一位南亚劳工装扮成消毒装置,在公司园区游走发放消毒液

水烟店的消费族群和员工投射的,是科威特移工国族结构的微型缩影。

马塔的母亲在科威特担任工程师,他便在当地大学就读。已经在科威特生活4年的他,对这些文化冲击早已见怪不怪。但我的思绪还在那声“穆罕默德”中环绕,马塔微笑着问我:“还没习惯吗?”

后来,马塔无声息地递上一张1第纳尔的纸钞,“穆罕默德”拿了小费,关照得更殷勤了。如何能习惯呢?我无法想象如今谁还能对推着行动不便老人的菲律宾看护脱口叫出“玛丽亚”,或者把来自越南、印尼的家务工统称为“菲佣”,遑论耳边那一声响亮的“穆罕默德”。

飘洋过海入“牢笼”

背景、姓名无人在乎,化作一声“穆罕默德”,仿若沙漠中一记响亮的召唤哨音。他们是没有名字的人。相似的是,自不同国家、飘洋过海来到黎巴嫩的家务移工,也被化约成简单的称谓—“斯里兰卡人”。

“斯里兰卡人”大部分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来自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的“斯里兰卡人”,在宗教多元的黎巴嫩每月可赚进260美金(约合人民币1800元),而来自印度的“穆罕默德”在科威特可赚进1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280元)。无论黎巴嫩还是科威特,物价其实不比国内一线城市低多少,因此“穆罕默德”和“斯里兰卡人”多半只能拮据度日,将微薄的收入尽数寄回母国支撑家庭。

在科威特,埃及劳工有着重要的地位。主因是他们已经熟谙阿拉伯语,就连科威特方言都能朗朗上口—这是他们的机会。

即便移工做事比当地人利索,劳动条件也总是更差、工时总是更长,而薪资呢?不用多想,一定是最低的。

科威特市中心的穆巴拉克市集

中东地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移工政策相比,最大的“特色”在于绑手绑脚的“保证人制度”。在申请签证或相关文件时,保证人(通常为雇主)与被保人(受雇者)强制绑定,保证人因而对被保人有绝对的支配权。

这样的制度也影响外籍学生,在申请签证时,学生的保证人必须是就学的单位。身为留学生的我们,在就学期间若要出境科威特,是需要获得学校同意的。据曾留学沙特的朋友称,早年沙特的大学甚至会扣留学生的护照,等于是直接限制外籍学生的移动自由。

“保证人制度”首先在1950年代实施,赋予雇主控制受雇者行踪的绝对权力,雇主因而肩负“替国家监控外国劳动力动向”的责任。若未得到雇主的书面同意,受雇者不得任意出入境或转换雇主。目前仍实施保证人制度的国家,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约旦和黎巴嫩。

来自菲律宾、已在科威特工作多年的雷,在谈到保证人制度时表示:家务劳工肯定是这种结构性问题下的最大输家,和雇主日夜共处于一个屋檐下,有任何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毕竟雇主握有谈判的最大筹码。

如此,黎巴嫩的“斯里兰卡人”在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雇主的暴力或性骚扰时,仍然不敢站出来为自己伸张正义,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机会与命运

在科威特大学念书期间,我每周都搭乘校车前往市中心的穆巴拉克市集(Souq al-Mubarakiya),对市区大大小小的商店了若指掌、如数家珍。来自菲律宾的护理师莱恩,介绍我到坐落在金融区的“大使超市”逛逛,因为说不定能找到家乡味。

我走下通往地下商场的楼梯,一股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超市里挤满了菲律宾人,互不相识的同乡攀谈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很快逛了一圈,只见菲律宾人把来自家乡的食材一把一把抓进提篮里。我看着各种咸鱼、零食、干货的标价,不禁想起在科威特的菲律宾家务劳工的月均收入,暗忖着他们如何能负担?

不,他们是负担不起的,他们也走不出家门,在超市里谈笑风生的人们已然是更幸运的一群菲律宾人。

莱恩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曾在大学任教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工作虽稳定却不足以供应弟妹的学费、支撑生活家计,到湾区国家担任护理师,成为他唯一的出路。当他和其他同样来自菲律宾的护理师们到达科威特时,同一批人中只有他持有硕士学位,因而被公司指定进入政府卫生单位工作,担任研究计划助理。

斋戒月到来前的某个周末,我和莱恩相约前往咖啡厅喝杯下午茶。斋戒期间,科威特严格规定餐厅食肆在每日日间不得开张营业,一切居民也不得在公共场所饮食。我也曾听闻工人不堪高温脱水,在街边昏倒、休克甚至死亡的事。

我问莱恩,前一年斋戒月上班时会不会饿得很辛苦?他笑着说,他的主管都会让他三分,甚至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在会议室里休息、用餐。主管是个年约40岁的科威特本地女子,靠着关系进入政府部门上班,平时呼风唤雨、颐指气使,下班后却总要打电话请教莱恩工作相关的事宜,因而莱恩在单位里也获得特殊关照。

莱恩将我载到宿舍门口,我和埃及警卫萨赫拉和赫马德打了招呼。萨赫拉和赫马德的家乡相隔不远,又在校园里的同一小区执勤,因此特别有话聊,闲暇时总是形影不离。

这里的埃及警卫每日值班12个小时,公司包食宿,每月薪水实领100科威特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280元)。下班后,公司派车将警卫统一载回宿舍,我总是看到赫马德和萨赫拉两人拉着手、谈笑着离开校园。

某天到食堂用晚餐前,赫马德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说很开心认识我,他隔周便要离职回乡,因为3岁大的女儿需要父亲,妻子也难以独力扶持家庭。

没过多久,我接到赫马德来讯,本以为他在埃及享受天伦之乐,却是问我要不要到校区另一头的停车场小亭里和他喝杯茶。不敌现实的压力,他终究还是回到科威特,顶着夏日40度的高温,看着车来车往。

風雨前总是飞沙

在阿拉伯世界卖力如同卖身,劳动契约到期之前,一切行踪都受到保证人的限制,有苦难言。2018年,科威特一处空屋冰箱里的一具女尸掀起了舆论波澜—来自菲律宾的乔安娜在失踪一年多后终于被发现。乔安娜在菲律宾的家人,无法接受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殒命异乡。虽然凶手已被缉捕到案,但她的最后时光是如何遭受折辱凌虐,真相恐怕也只能如飞沙消逝在风中。

“斯里兰卡人”大部分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

科威特的埃及建筑工人

在科威特,若突然刮起沙尘暴,你便能开始预期暴雨将至。在乔安娜事件发生前,科威特发生的多起菲籍移工命案,早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耐心尽失。此事件曝光后,杜特尔特震怒,宣布禁止菲律宾劳工前往科威特。

虽然此次危机中,在科威特已有工作契约的菲籍劳工不受影响,但近年来石油带进的经济红利不再,科威特政府面临预算赤字,多方面影响下,劳动力结构势必会重组。

不止科威特,其他依赖移工劳动力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呼吁聘雇当地劳工、减少移工比例,甚至强制公司提高聘雇本国人的比例。另一方面,许多劳工也不满阿拉伯国家差强人意的劳动和生活环境,甚至转而申请欧美国家的工作签证。

阿拉伯世界的劳动力生态正缓慢变化着,上千万移工正拿着机会的牌卡,等待命运的眷顾。

编辑邮箱 jw@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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