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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黄保真先生

2020-08-07成复旺

天涯 2020年3期
关键词:保真黄先生做学问

黄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带笑意,不紧不慢、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时又想不好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也不知道何处可载。前不久,海南师范大学的周泉根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已经编好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黄保真先生文集》的书稿。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周泉根先生是黄保真先生晚年的学友和同事,我们曾在黄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见过一面。没想到,他对黄保真先生怀有如此厚重而实在的师友深情。他约我为此书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一是为周泉根先生的这种师友深情所感动:二是亦即此了结我自己的一桩心事。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大,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我也总是在出书之前先看他刚写完的书稿。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治文论者,往往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仅仅注意他们有关文学的言论:至于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哲学思想,则只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论著中摘取几句现成结论,在“生平简介”中敷衍一下而已。而黄保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在考察了他们的全部著作、厘清了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后,再由此出发去论述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故与其他同类著作面貌迥异。对于章太炎、王国维及其他许多人,他都是这样做的。可想而知,这样做要多花费多少时间、多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是,认真想来: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当时有人问我“黄老师的学术有什么特点”,我回答四个字:“林茂水深。”而“林茂水深”谈何容易,那是长期潜心的学术建设和积蓄的结果。记得某年的春节期间,一位人大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黄保真大年初二就到科学院图书馆去看书啦!”他是亲眼看见的。“林茂水深”,良有以也。

这里所说的黄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上一段所说的他的处世为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但我总觉得有。做人与做学问肯定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生长在同一条心灵之根上、是依存于同一种生命底色的。黄先生的这种心灵之根和生命底色就是:真诚。黄先生名“保真”,可谓名副其实。

黄保真先生与蔡钟祥先生,都是既有学术又有修养的人。古人云“道德、文章”。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头了:但每当我想起他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句话。因此,我们的合作才能那样美好。我曾在人大出版社2009年新排再版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再版前言》中说过:“本书的撰写方式也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人独自承担的,也不是多人执笔、一人主编的,而是由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的。三个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既有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也有必要的保留和让步。但这是真正朋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交流,我们的合作是融洽而愉快的。表现在书里,就是虽然各部分保持着各人的独特风格,而全书又不失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大概是学术合作的最佳状态。我们本来是打算长期合作下去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完成之后,我决定转入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研究,并制定了计划,明确了分工,而且已经启动。但后来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黄先生远调海南,我也从中文系转入哲学系,合作计划也就大部分不了了之了。那篇《再版前言》接著说道:“当年促膝切磋、意趣融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了美好的记忆,这部书也就成了这些美好记忆的载体。”那时说这些话,还只是因为三人的分离:而十年后的“如今”再看这些话,则已经是“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了。

我与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那时他已经做了肠结扎手术,不能吃,不能喝,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见面时气色还好,精神也好,而且依然亲切善谈。我曾问他:“听说你退休以后还在上课?”他笑着重复说:“那是玩儿,那是玩儿。”这个“玩”字似颇可玩味。教师的职责可以届时退休:但学术活动已经化入黄先生的生命,生命不息就不会停止,也无法退休:即使那已经不是他的职责。至于一般的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之意,还在其次。我告诉他,我退休后搬到了郊区的农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你还从来没有去过,等身体好些了,请你去看看,玩玩儿。”他说:“好哇!不知我能否闯过这一关,如果闯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去,咱们再好好聊聊天儿。”谈话间,他不时地要水:因为医嘱不能喝水,看护人员不愿给他。他无奈地跟我说:“我不是要喝水,只是口干,要点水润润口。”这时我才想到,一个不能喝水的人长时间说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于是尽快告辞,同时反复表示,过些天再来。

不料、亦不出所料,在沉重的等待中,约一个月后,噩耗传来……

黄先生去世后,我常常想,也多次向朋友们说:黄保真是个能做学问,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做学问的人。如果再假以时日,环境再好一些,会取得更多的、或许比我更大的成果。他与我,虽然在属相上有“虎”“兔”之别,其实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两个字:侥幸。区别仅在于侥幸与不幸。那么作为一个侥幸尚存的人,对于不幸已逝的故友,除了更深的惋惜、更深的怀念、更深的敬意,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

而今,聊可告慰黄先生的是:周泉根先生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编选的《黄保真先生文集》,不久即将面世。这部文集对黄先生的遗文作了尽量周到的搜寻,深入细致的校勘,认真谨慎的整理,妥善得体的安排。我以为,这是周泉根先生以他个人的贡献,代表黄保真先生的所有生前友好,对黄保真先生所作的最隆重的纪念。而本篇拙文,或不足以弁序此书,仅此向周泉根先生表达诚挚的感谢,向黄保真先生做一个老朋友的纯粹私人的告别。

成复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当代的人学与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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