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欧洲，人类这个词开始变得具体，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在大街上穿梭来去，让人仿佛看到了大海的丰富和危险。虽然只是穿越了大约四分之一地球周长，有了六个小时的时差，但真正站在德国的土地上，还是有一种站在现代文明腹地的感觉。古老的欧洲在过去五六百年中通过航海向世界各地输出了无数征服者，他们的信仰理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通过风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此期间，欧洲的每一次神经颤动，都会产生洪亮的历史回响。仅以古老的印刷术技术突破为例，如果十五世纪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古腾堡没有鼓捣出活字印刷术，那么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就没有办法传播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德国的历史大概会是另外一个走向——要知道在1932年，希特勒获得选票的强大后盾是信奉路德教的农村地区。

正因为时间之中的根脉相连，要看懂如今的德国，便必然需要了解曾经的德国。当然，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又在这些复杂的偶然中构成了某种必然。德国人在性格中充满了严谨的必然，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候却总是屈服于感性和偶然。德国人是严谨的，从慕尼黑市政厅到柏林墙，他们小心翼翼地保留历史的痕迹，他们从骨子里希望记住历史，希望能抗拒遗忘。然而打开德国的历史，严谨的机器却总是屈服于历史的偶然。有许多历史时刻，充满了戏剧性，充满文学所追求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偶然，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无忧宫的主人，他之所以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扭转局势，仅仅因为他的一个“小迷弟”彼得三世登基继位，“勃兰登堡王朝的奇迹”就这样发生。历史的书页再往后翻，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的水兵拒绝与英国皇家海军作最后的自杀式战斗，他们哗变了，而奉命前去镇压的士兵也没有将枪口对准水兵，反而一起欢呼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和士兵议会接管了政权。不到一周之后的11月9日，菲利普·谢德曼不得不中断他迟到的午餐，站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群众大声宣告成立共和国。这样一个以严谨著称的民族，却在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上，充满了随机性和戏剧性。1989年柏林墙的倒掉同样如此，同样是在11月9日，原本那个记者招待会只是为了宣布东德将制订新的《旅游法》，最终却因为媒體记者的一个问句，没有任何命令，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柏林墙便轰然倒下，在历史的必然中倒塌了。

历史之所以永远留不下教训，是因为人类太健忘了。而对人类文明来说，柏林墙就是一个沉重的伤疤。德国人十分细致地保留了柏林墙的痕迹，甚至在大街上都用特殊的砖块标明墙体存在的痕迹。所以，短短三十年过去，柏林墙便成为一处景点，各国的旅客来这里拍照。游客们参观柏林墙，与人类的历史拍照。他们有的大概知道一点历史，有的也不明所以，只是欢笑拍照。看着他们空洞的欢笑，我明白历史的沉重并没有均匀分布。而这样一堵墙留下的悲伤和泪水，那些枪声中悄无声息的死亡，却只有亲历者才能明白。时间和空间，正在形成新的墙体，阻隔了人们对同一个世界的理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不同的人总是处于不同的时间速度之中。

时空的阻隔容易造成误会，但也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形成了宝贵的识别度。也正因为如此，旅途才变得非常有意义。我的行程从慕尼黑出发，一路到柏林，主要目的是了解德国出版业的发展情况。从慕尼黑到柏林，感觉慕尼黑就是一个贵妇人，雍容华贵，有古典的传承和商业化的生活方式。而柏林是个有故事的人，复杂，丰富，克己，也容忍。走在柏林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涂鸦，流浪的人蜷缩在桥洞里。柏林让人感觉亲切，大概是因为跟中国有某些相似，没有那么整洁。但与中国不同，德国高楼很少，到处都是低矮的房屋。这些房子稳健结实，不小心就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并非德国人建不了高楼，而是他们压根就不需要高楼。

2017年有一部科幻电视剧叫《暗黑》，故事时间设定为2019年的德国。之后豆瓣评论里头中国网友开始质疑电视剧导演团队的能力，认为2019年德国还是低矮的房子跟中国十八线城市差不多，这个设定不太符合现实，毕竟德国的经济水平在欧盟名列前茅。但一波在德国留过学的网友开始反驳，他们认为电视剧里的德国非常符合现实，几十年的老房子都非常好用，德国的民众安逸幸福，不用整天挖空心思想着如何赚钱。

这评论区的小争论其实蛮有意思的，可以让我们看到想象的德国与真实的德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这样想象的差距如果放在编辑出版上，也依然存在。如果仅从数字上看，德国的出版业体量巨大，连续十五年图书市场销售总额都保持在九十多亿欧元。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德国图书市场的购书人数实现近七年来的首次增长，有两千九百九十万十岁以上德国人至少购买过一本书（德国十岁以上人口约为六千七百四十万，总人口约为八千一百二十万）。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德国三千多家出版社的复杂生态。这里既有龙头企业，也有小微公司：既有几百年的老店，也有刚成立几年的小出版商。大有大的气量，小有小的美感。

其实，从办公的环境也可以大概看到各自的体量。施普林格创建于1842年，百年老店，旗下《Nature》杂志是顶级的期刊品牌：位于柏林的总部办公楼建于1957年，与中国著名的文学期刊《收获》同龄。施普林格的会议室非常宽敞，四面墙壁都用书柜装饰，让人感觉典雅而明亮。兰登书屋的慕尼黑总部则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几乎每个编辑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而一楼错落的公共区域，也保证了必要的交流空间。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贝克出版社在慕尼黑有一个漂亮的小院子，内部的墙壁用红砖装饰，盘旋而上的圆形楼梯显得非常特别，可以说办公环境本身就相当有艺术气息。相比之下，小型出版社企业则非常务实。位于柏林的马特斯与塞茨出版社只有十二个员工，公司临街，走进去跟一家小书店差不多，可以一览无遗。马特斯与塞茨出版社才重新整合成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年营收已经超过三百万欧元，相当于中国一家中等体量的出版社了。西本哈尔出版社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创办人克劳斯·西本哈尔教授是著名的策展人。整个公司就是位于二楼的一套大房子，非常有家庭的氛围。他们一家三口合作经营，业务范围广泛，不仅出版书籍，也为企业和单位提供相应的传媒服务，还能为学术会议提供媒体宣传、印刷服务等。

德国出版业的持续繁荣，当然跟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有关，但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背后有一些支撑因素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图书的定价问题。在中国，图书几乎成为各大电商带动流量的入口，“满100送50”之类的活动最后都是出版社间接承接了降价活动的成本。没有参加折扣活动的图书品种常常会被临时下架，得不到销售机会。电商因为垄断了销售渠道而大举倒逼出版商，再加上纸价一路上涨，出版商只能通过提高定价来抵御打折狂潮，这也让本来艰难的纸书出版雪上加霜。低售价、大折扣成为读者通过电商平台购书最大的理由。而在德国，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早在1887年德国书商协会便促成图书价格管理条例，到了2002年，图书定价终于由行业协议发展到用立法形式来进行保证，所有零售书店和出版商都必须遵从，如有违者将可能被最多罚款六千欧元。几年之后，德国《图书统一定价法》向电商延伸，规定不论是网络还是实体书店的销售、零售商都必须按照统一的价格销售新书。这样的法律环境极大保证了出版商的利益，特别是小微企业，让他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我们能否也学习德国直接制定一个图书统一定价的法律？答案可能是不行的。我们信息化发展太快，没有足够的现实基础像德国那样用很多年的时间来适应和制定保护图书价格的法律。以法律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经济，是一件非常审慎的事情，处理得不好必然要付出代价。墨西哥政府曾在2008年实施十八个月固定书价法案，以色列国会也曾在2014年通过《保护以色列文学及作者法》规定新书出版十八个月内不许打折，这样善意满满的法律最终也好心办坏事，直接导致很多独立书店因为无法灵活调整价格而倒闭。

除了图书定价之外，第二个问题是图书退货制度。大部分出版社会与中间商合作，由中间商再发货给实体书店，但小微的出版社跟中间商的合作会有一些问题，让他们选择直接与书店进行对接。马特斯与塞茨出版社的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退货运作：书店直接以60%到70%的折扣从出版社进货并支付书款，如果一年之后未能卖出需要退货，出版社只退给书店已付款项的5%，或者干脆用折扣券替代这批退货的款项。这样的退货制度，等于书店承担了大部分的经营风险，只要采购了图书，书店就必须负责销售。而在中国，出版社发行图书给书店，书店如果没有卖掉几乎是无条件退货。出版社的图书回款都是在图书得到实际销售之后才结算，所有的经营风险都由出版社承担，如果图書无法卖出，则会变成库存商品，每天增加仓储的成本。如此优厚的退货条件，那么出版社是不是没有压力？当然还是有压力，如果图书没有卖掉，那么书店也不会再继续跟这家出版社进货。为了保证继续进行良性的合作，出版社会对图书进行营销宣传。马特斯与塞茨出版社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场图书活动，都需要人力去策划和跟进。

那么，在中国出版行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德国的出版行业是不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显然也不是，只是欧洲的数字化进程比较缓慢，不会出现国内连续有报刊停刊的情况，德国的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体并行不悖，虽然也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总体可以并存，书刊还有很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也给了他们腾出手脚发展新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的机会。而对中国的书刊来说，读者对于纸媒的抛弃几乎是断崖式的，没有任何缓冲地带，这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考量。他们的报刊亭也是继续销售书刊，书店在卖书，而我们的报刊亭主要业务是卖矿泉水和手机壳，书店主要在卖咖啡。或者说，稳定的社会形态和缓慢的数字化进程，让他们有腾笼换鸟、接驳靠岸的机会。中国过去二十年，经历了网络信息化高度膨胀的进程，跑得快当然是好事，也会带来问题。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在信息化浪潮中便显得非常尴尬。十年之前，很多专家和媒体都预言电子书刊将会替代纸质书刊成为未来阅读消费的主流，但今天回头看来，纸质书刊与电子书刊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此消彼不长。德国纸质图书依然占据80%的市场，而在中国，如果剔除网络文学部分，直接阅读电子书刊的消费总量也少得可怜。人们刷朋友囤、刷抖音、刷连续剧，主要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屏幕而不是纸张。屏幕并不等于电子书刊，占据屏幕的更多是视频和图像，高速的信息流再也无法容纳长时间专注的深度阅读。

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德国出版商也一样会碰到。德国图书购买人数也在逐年减少，手机游戏、电视剧和视频也同样在挤占读者的时间。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经济学院卡斯滕·巴奇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带来一组数据，很好地说明了图书购买数量减少，阅读时间被游戏、新媒体挤占;2013年到2017年，德国购买大众读物市场（不包括学校教材和专业书籍），减少六百四十万人，占比17.8%。在书籍的投入资金上，四十到四十九岁平均减少37%，三十到三十九岁减少26%，二十到二十九岁减少24%。所以“全球同此凉热”，对于图书产品的兴趣转移、读者在减少是一个大环境，是共同的挑战，在这样的信息化背景之下，出版业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图书出版的未来在何方？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可以简单推导出来的远景焦虑在于，深度阅读的衰减会让精英文化的生产丧失支持，从而延缓了经典化的进程：属于多数人的产业会驱逐属于少数人的事业，而后者其实是前者的重要支撑。然而更深层的悲哀在于，我们要认识到这已经是一种新常态，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问题。

但对于中国的出版机构而言，不必远虑，更多是近忧。中国出版的体量很大，市场不小，但出版业的现状是民营企业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国营出版社多数没有营销能力，并不是民营的资源比国营出版社更好，而在于运营机制和人才队伍。国营出版企业连续鼓励机制创新，但雷声大雨点小，一直受囿于各种原因进度缓慢，内耗严重，看不到本该出现的解放思想和开拓创新。新时代在不断呼唤新的开放创新，出版业应该成为表率。

没有人能预测出版业未来的境况到底如何，也没法猜到有没有新的技术能带来阅读和出版的革命。如果说德国出版业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那么最大的启发应该是专业化的坚持。在当下要做好出版，无疑需要宏观的视野和专业的知识，图书市场需要培育，单纯依靠“摘桃子”进行版权引进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专业的事，显然都必须依靠专业的人去完成。毫无疑问，人才是出版机构的最大资产，优质的人才队伍是一家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一支既懂出版业务，又具备某方面的专业能力，还能有新媒体视野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出版行业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也许对未来的焦虑是多余的，毕竟对读者来说，优质的内容供应依然是一个硬需求。即使在大数据时代，喂食式的数据流推送已经可以针对不同的口味进行投放，但我依然相信有趣的灵魂无法圈养，在优质的创作和高效的阅读中间，总必须有什么东西嫁接成天空和大海，让思想可以在中间飞翔。

陈崇正，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美人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