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而不愠

叙事艺术最终要关照的，既不是故事，也不是人物。作为叙事艺术的血肉，两者并不能代替它们所指向的那些东西：意志、时间、生命价值、幸福序列，及其体现的时代精神。实际上，当今没有一个读者、观者会仅仅满足于作品本身，却不去探求更深层的答案，尽管卡尔维诺说叙事艺术以娱乐大众为前提。与电影相比，长篇小说更擅长关照时间，因为它所能施展的手段至今仍无可匹敌。但解析时间，如普鲁斯特所说把指针拨得飞快，好像操纵着世界的韵律，想以此来吸引读者绝非易事。有些作家尽力避免自己的作品过于镜头化，他们善用概括，而这在钟爱美国小说的读者眼里相当匪夷所思。为何不加强形象感？老实说我没搞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也无法安抚提问者的喜好。我们并不躲避剧本化的危险，我们既不害怕任何危险，更无意为小说艺术的独立摇旗呐喊。我们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去做。据本人所知，那是电影难以企及的。至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也相信这一点.

“为艺术而艺术“

自由主义者宣称，“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口号实现了艺术和文学的自律。他们否认文学艺术的“社会用途”，也从未认识文学艺术业已产生的作用。今天，自由派玄风大畅，似乎在整个行星表面胜利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技术向所有领域渗透。文学成为一种行当、一份工作，或者一盘生意，与其他职业一样进入了各自的壕沟。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这类苍白的言语好像荒原中传来的呼救声，再三助长那笼盖四野的无边孤寂。

艺术的噱头在技术时代往往发轫于商业阴谋，正如一门学科的诞生首先意味着争夺财政预算的胜利。瓦尔特·本雅明在《绘画和摄影》中提炼了友人G弗罗温德的观点：“她说明许多早期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但他们并不以创作艺术的意图来从事摄影，而且作品也只是保留给一小群朋友圈子欣赏。‘表达出摄影艺术地位要求的，乃是摄影商人。换句话说，把摄影当作一种艺术的要求，和摄影在市场上出现，成为商品，乃是同时之事。”

技术导致艺术的商业化，因为机械复制使艺术品得以量产。毫无疑问，商业上的成功，这当今世界的集体神话支持了艺术尤其是艺术家的生存，然而支持所附加的大气压也悄悄改变着艺术领域的生态平衡。艺术家终有一死，商业却不可一日停顿。这一秩序排除了人的因素，于是人也不能拯救其后果。

“艺术作品的独一性”看上去毫不重要，在文学领域更是如此。艺术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艺术作品以及现实的眼光也随之改变。天下大同的梦想并非始于机械零件的标准化，但唯有技术能赋予它现实性。至于技术默默充当着“手段”的角色，又使人忽略其真正危险。电影流水线最终完全击碎了这样的艺术评价体系：“一幅好的相片，它马上告诉您的，不是所涉主题的国籍，而是摄影师的国籍。”

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短视者除了触手可及的金币无法再看到更多东西。利润啦，效率啦，解决方案啦，这些令人愉快的字眼一俟滚动向前，便遮天蔽日，掩盖一切。“人们只考虑到作品的立即用途”，艺术面对这样的悲惨处境，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众所周知，自由主义者已经奉献了他们的锦囊妙计。从此艺术只依附于艺术家，而艺术家作为一些个体，素来无比脆弱。

读沈从文

读完沈从文《湘西杂记》和《湘行书简》，又读他解放后在“作家学习班”所写的那些该死的春游文章，再想起老头子下雨天披着麻袋，去故宫当导游的惨淡生活，不免要产生各种感慨。其中最持久的感慨莫过于：沈从文对家乡的热爱以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为基石，不似我等，终生停留于空泛的亲切感之中，需要借助文字来弥补先天不足。的确，我们成长的环境和少年沈从文的世界大为不同。或许是时代变迁所致。对于作家而言，差异首先体现在构筑现实的材料上。——他用生活经验，我们用书本：他用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们用官修史籍。诸多不同也最终决定了语调上的分歧。即使是沈从文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新湘行散记》，其语调依然独立而真挚。语调与政治有关，它是文艺最艰难的问题。

读克莱斯特

“浪漫主义文学”尽管名声受损，其中佳作每每透出一种久违的质朴气息——如何形容？——就像馬塞尔·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点心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冰块，令人忆起童年阳光充裕的炎热下午所阅读的地方小报文艺副刊、古代神话今译本、外国名著缩写本，以及中学语文教师的讲故事散文。沃尔特·司各特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皆向读者提供此等氛围，而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子嗣从未让我们产生类似的安逸感。当代文学注定是一种“干涉”文学，这一论断，无关作品的优劣高低，而旨在强调小说家的野心，毕竟现实的多面性一再激起他们的占有欲。当“结构”发现自己衣衫褴褛，最终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骨架，叙事艺术仍将继续生长。不得不承认，把许多知识领域和文体熔于一炉的诱惑无可比拟。

缅怀之人

村上春树为缅怀者开辟的道路，从《且听风呤》通往《舞！舞！舞！》。但我们并不买账，感慨那些布鲁斯的悒郁调子，那些落在草坪上的漾漾细雨，才真正适于缅怀者呼吸。一抹追念的幻觉便已足够，一个简单的年代数字即可激起无限忧伤的联想。除此以外缅怀者没有故乡。老相册、初秋阳光、天真烂漫的美少女、一张落满灰尘的黑胶唱片、只有在深夜重温才向我们呈现其美妙轻柔的旧文章……情绪掩盖了全体现实，氛围取代了整个世界，因此，时光倏尔远逝的唯一烙印必当是诗意地感慨人生，并使缅怀者越来越羞于表达这一想法，使他隐入越来越幽沉的精神矛盾。那里充满内疚与惋惜，像一篇没头没尾的故事，尽管匪夷所思，却“糟糕”得仅剩其同道者才有耐心阅读，晦涩则依然如故，不免让人联想到一盏独自闪耀在漆黑巷尾的昏黄路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提醒我们：“不要遗失了那种特殊的情绪氛围，没有它，再精彩的回忆也只会唤起失望的苦涩。”

第三个德罗图夫特

作为结束，或者作为开端，我应该谈谈德罗图夫特。第一次读到此人的事迹，大约是在十六年前。第一次提到它则是在七年前。当时的札记显示，我试图搞清楚世人的命运为什么会反转。那篇浅陋的短文首先引用了《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的几个句子，随后便谈及博尔赫斯曾“记述一名匈奴首领为保护雄伟的罗马城，与本族人作战”。事实上德罗图夫特不是匈奴首领，而是一位伦巴底武士，他要守护的城市也不是罗马，而是北方的拉文纳。因为找不到原文，我一度怀疑这个蛮族来自梦境，并非来自博尔赫斯的某本小说集。但初露端倪的记忆力衰退尚不妨碍本人在札记里纵论强者将整个大地当作舞台，他们之所以不计较成败利钝，他们的内心世界之所以像一团秘密，我妄加揣测道，或许恰恰是因为这团秘密充满了光明。三年后，再次提到德罗图夫特，源自一篇关于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摘要式评论。我提请读者注意这个野蛮人的永恒形象，他在千年岁月之中不断诞生死亡，完成一次又一次轮回，例如那些渴望把中国变成无边牧场的蒙古人一个个终老于农耕世界，例如大举南侵的塞尔柱克人自视为阿拉伯波斯文化的捍卫者。我感慨野蛮之路很宽，文明之路很窄，没有去推敲最初是谁先动手的关键问题，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负责耕种的该隐杀死了负责放牧的亚伯。今晚，第三次阅读《武士和女俘的故事》，我不再将德罗图夫特与下列人物相类比：放走曹操的关羽、要砍死宋江的李逵，以及《现代启示录》里陷入狂悖的科茨上校。我不再把德罗图夫特看作纯粹的象征，他神秘的激情、反转的命运是不可企及、不可冀求的。今晚，听到一个小女孩问她父亲：“爸爸你长大了吗？。我才意识到成长兴许是为了保住童年，意识到写作不是为了创造另一个现实，而是为了让现实效法我们的虚构，为了给渐悟的人生提供一次顿悟的际遇。

重读博尔赫斯小说集《阿莱夫》使笔者有机会纠正错误的印象。我本以为自己并未从这位幻想学大师的作品当中借鉴过什么情节或概念。其实，《永生》里消除永生的河流、《阿威罗伊的探索》里令阿拉伯商人不解的戏剧表演、《神学家》开头城市惨遭蹂躏的场景，它们纷纷昭示我诸多构思的真实来源。甚至还可以说，本人悲凉的记忆力形同一个反博尔赫斯，本人沉重的书架上有一个伪博尔赫斯，笔下有一个暗博尔赫斯。此外，我才华横溢而不乏奇思妙想的好友朱岳的文学噩梦里，出现过一个女博尔赫斯……

书中之书

博尔赫斯把自己分散到卷帙浩繁的书籍之中。他仿佛躲在一排排书架后面，推倒它们向读者压来。实际上老瞎子谈论的古今诸家并没有那么多，只不过通天图书馆的意象贯穿始终，令他们的影子成倍增长。博尔赫斯特别喜欢援引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和芝诺的悖论。于是他那些演讲集、随笔集、序言集也如同一场场噩梦，让读者感受到某种无限微分的恐怖。没错，博尔赫斯好像一勺糖，已经融化在众多作者写下的句子中间。这无疑与他成为隐形人的愿望相符。但我们发觉，博尔赫斯的谦抑几近不解之谜。他对许多作品的描述、概括、分析，比它们本身更好。敏锐的读者会因此产生挥之不去的印象，即一位大作家在津津有味地评论一些小作家，或者，恕我直言，评论一些既伟大又司空见惯的莎士比亚式作家。博尔赫斯不承认艺术的进步，他确乎在时光之河外看到了世界文学史的超球體。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忍不住如此设想：那份书目没准儿只是为博尔赫斯本人而准备的。这番逻辑一经建立，上述分解过程便开始逆转，先前离散的博尔赫斯原子似将重组为一部书中之书，它以诸多没头没尾的观念、诗行和故事情节为血肉，以评论者独辟蹊径的阐释为灵魂。其实，我们这位幻想学大师同样醉心于讲述秘而不宣的合作。他从未把亚哈船长和白鲸这两个角色拆开来看：他猜测加略人犹大是耶稣最英勇无我的追随者：希特勒或许巴不得自己毁灭，暗中与盟军联手：地狱既象征惩罚同时又代表诱惑……博尔赫斯希望隐姓埋名，希望被彻底忘记，然而根据本文提炼的原理，也根据老瞎子自己的洞悟，遗忘完全可以是记忆的另一种深沉形式，结果谦逊揖让的、渴盼消隐于众贤身后的博尔赫斯在我眼中变成了宏大的复合体，倘若戏拟他极为推崇并再三引用的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的诗句，也可以说博尔赫斯是一只纯粹由他私人藏书构成的大怪物。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八百多年前，法海老禅师在雷峰寺留偈日：“雷峰塔倒，白蛇出世。”然而修行千载的白素贞不单美艳倾城，聪明更无人能比。蛇精知道，大和尚其实并不在乎她能否脱逃，而只贪图雷峰塔永远屹立不倒。所以，在法海那幽暗的心底，白娘子无足轻重，真正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白蛇出世，雷峰塔倒。”法海大师自然不敢道破玄机，因为他深知制定逻辑既是最高的权力，也是最高的危险，真相势必诱发芸芸众生的渴望，日积月累的渴望，某种目睹乃至促成雷峰塔坍塌的莫名渴望。老法海的偈子虽然完全是一句同义反复的废话，却会令民众害怕白娘子重现人间。他们将同意，无论这世道怎样革变，怎样推移递嬗，雷峰塔理当屹立不倒。

大和尚以下列方式巩固塔基，并芟除塔身塔檐上疯长的杂草乱藤。首先，他精心炮制各种版本的《白蛇传》，强调白素贞嫁给许仙是为了报恩。因此谁是许仙无关大局，他前世的善行善果才最重要。其次，影子写手将白娘子塑造成一个温柔贤惠、好心肠的女人，她苦于放不下情义，才终入歧途。他们远远超越了法海的期望，不惜让老方丈背负骂名，面目可憎，甚至行同狗稀。而符合影子写手想象的许仙始终是个无辜者，是个凝望雷峰塔双泪长流的窝囊废。在这里，人性非要酿成惨剧方能彰显它稀薄的美好，爱情则充满痛苦的取舍抉择，是天灾而不是人祸。必须承认，老法海的阴谋得逞了，民众要么喜爱那个凭空捏造的白娘子，要么开始加固自己心中不大牢靠的雷峰塔。他们对真正的白素贞视若无睹，不愿相信其化身仍徜徉于六方尘界，与淳淳世风为敌。但真相毕竟不容淹埋。在白娘子亲授其意的版本，亦即最初的版本中，她毫不讳言自己是因为贪恋许某的青春美貌，才甘犯天条，惑乱人间的。而许仙从一个多愁善感、嗒然若丧的倒霉蛋变成了一只担惊受怕的纯洁小家兔。白娘子回忆说，他实在太可爱，既迷恋她沉鱼落雁的姿色，又再三急于撇清。她最后还透露了一条法海老和尚刻意隐瞒的信息：其实根本就没有老法海这号人物，雷峰塔是她可恨的小冤家许仙化缘所建。在那个版本里，千年蛇精向世众昭示，雷峰塔既不是禅师法海的，更不是郎中许仙的，而是她白素贞自己的，所以它终将倒掉，或早已倒掉。

好莱坞

博尔赫斯大概说过，好莱坞饱受诟病，但其优点之一是在当今挽救了史诗。毋须讳言，好莱坞的史诗在我看来充满了颓废色彩，不过，若仅仅将它的电影工业流水线理解为编剧、特技、音乐、表演、后期制作乃至推广发行等一系列运营程序，未免仍流于肤浅。海德格尔把技术阐述为“座架”，同样为我们理解电影的诞世提供了钥匙。在生产流水线下，任一环节不遵循操作规程，均可能导致整个运作停摆。各环节互相制约又彼此促进的“座架”，也许正是无形的电影生产流水线的精髓所在。各个环节皆难以恣意妄行而满足私欲。例如导演无法单凭自己的喜好选择演员，必须依据全片效果和剧情需要来设计某场戏，否则其余各环节将给予他奠大阻力。但是，应该注意到，这套机制绝非某位大师匠心独运而只手造就，相反更近似于“自组织”现象的产物。也正因为它并不是“建构主义者”之手笔，它必须、也能够不断发展，以避免机制僵死。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那些机制，会发现编剧、演员、导演的个人天才如同闪电把力量注入生产线，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它造成损伤，促使它调整转速和齿距，更新自身机体，更新那逐渐陈旧、钙化的机体。个人才能与非个性的制度之间的对立统一保证了这台艺术利维坦的健康运行。

然而，假如无视民族、历史所凝结的最高文明成果，或者尚未将其化为灵魂、润滑剂，化为某种无意识（有时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套路”），那么蹈袭陈规的电影流水线也仅能生产合格品。我们不难发现，好莱坞影片的设定多以《圣经》的故事、形象为模板及原型，只不过这些模板及原型已渗入电影艺术的“座架”之中，甚至无需编剧、导演经心运用，言下之意，它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编剧、导演不必是哲学家，他们一直在向前辈和同行学习技艺。举例而言，负伤的主人公缓步走向高处，此类意象之所以能唤起神圣感，盖因它最初的源头，乃是头戴荆冠的耶稣艰难地登上自己的殉难之地。这个场景的象征性已经融入世人的血液，成为他们观赏电影的“前知识”。又如，无数影片，包括国产影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可类比于耶稣施行的神迹。但仅有神迹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许多好莱坞影片尚隐藏着“传播福音一忏悔并皈依上帝”的程式。事实上，福音总是自始至终大声传向那个落寞的异教徒，乃至达到振聋发聩的程度，而传播福音的耶稣必先以一次次神迹，继则以牺牲，或以失败前拼尽全力的当头棒喝（也可能是一个吻）使他折服、顿悟。

好莱坞电影的大行其道，根源也许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至现阶段，已经全部纳入了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神教。所谓闪族文明和非闪族文明的对抗，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也不免于虚假。国人所说“下笔如神”“用兵如神”之“神”，与美国人新教伦理之“神“，似乎殊途同归：那是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我们甘愿为它而燃尽所有热情，只要能够接近它，历尽坎坷也在所不惜。

困难在于，好莱坞的流水线即便可以复制其“座架”，仍无法复制这“座架”的灵魂，更何况我们对它还缺少更细致的理解、更实在的把握。“建构”无法产生灵魂，“自组织”却可以，因为那是对上帝的模仿，亦即真正的创造。

陆源，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祖先的爱情》《童年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