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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而已

2020-08-07马笑泉

天涯 2020年3期

马笑泉

二0一0年春天,我从地处邵阳大道的东风日产4S店把平生第一辆小车开回家。骊威劲锐版,黑色。尽管驾照已到手,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拥有什么开车的技艺。坐在副驾室的内子事先也心存忐忑,甚至建议我请个老司机来代驾。但虚荣心,还有男人对新车首次驾驶权天然的不愿让渡的心理,使我决定亲自上阵,怀抱不安轻踩油门,频繁查看后视镜,随时准备停下。占据了大部分路程的邵阳大道既宽敞又寂静,房地产商们暂时还没有把无所不能的魔手伸向两边土地,让我胆子渐大,居然渐渐加速,惹得内子神情紧张,明明系了安全带,手还要抓住车顶边把手。过了佘湖桥后人车渐多,好在系于左侧后视镜上的红绸布鲜明如火,昭示着开车的乃菜鸟一只。老司机们均害怕这种菜鸟会突然刹车或拐弯,要么保持谨慎的距离,要么迅速果断地超车远去。我充分发挥喇叭的功能,也没有人来跟我计较这么频繁地按喇叭是否有必要。进入小区后,我头次体会到小区的路是如此之窄,那些停在拐弯处的小车又是如此可恶。终于把车停在了篮球场边的树荫下,还反复了两次,才使它紧挨路边。内子几乎和我同时松了口大气,衷心地提出表扬。下车后,使用电子钥匙落锁,又拉了一回车门,确定已经关上。接下来的两次回首并非出于不放心,而是为了印证某种满足和自豪。

之后我频频带着家人去郊外兜风,甚至到五百米外的酒店吃饭,也要开车。这种激情大约两个月后渐渐消退。半年过后,只要天气不是过于寒冷,我连上班也步行,把骊威闲置于小区,任它在被冷落中暗自郁闷。实际上,我走到单位,不用快行也就半小时,平常若有急事,自有无处不在的“摩的”随时等候召唤,所费不过四五元。而小车落地价虽不到十一万,却完全花光了我的存款。之前一年半,我才把房贷还清。十万出头虽不多,但对于一个中部省份欠发达地区的党报副刊编辑而言,若无额外收入,一年半要攒下,就算节省到极点,也是难以做到的。我的额外收入来自于文学创作和广告、栏目赞助费提成。虽是党报,但报社全员均有广告任务。对于非广告部门的人员,提成是零起点,只要能够拉来广告或栏目赞助,就有百分之十的提成,栏目到年底还有百分之二十的组稿费。经济激励如此强劲,可以想见大家的干劲。副刊在报社早已是边缘化存在,既不能直接创收,又缺乏新闻版的政治重要性。好在承蒙老总信任,把重要性几乎跟头版齐平的理论版交给我一并打理,使我开口拉广告或栏目赞助时,尚有几分底气和实效。作为市里寥寥几个能够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还能出版的业余爬格子者,我并不高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也让同好们惊叹。他们有的甚至不相信出版社出书还能给版税,对此我只能置之一笑,甚至有些后悔谈及这些。在小地方生活,就得有这些顾忌,你最好跟大家一样,方能过得安然。幸好报社买车的同事已然不少,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记者还开上了最新款的奥迪,我的骊威算是资本单薄的年轻后进,并不扎眼。而就算我仍骑电动车上班,同事们也不会觉得惊异。

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让存款在银行里再待一段时间,让它变得丰厚一些。但我压不住要买一辆车的念头,尽管它并非必需。在条件刚刚允许后,我就立刻付诸行动,即便开车的激情很快消失,也并不感到后悔。如果换了年纪大一些的同事,他们买辆十万元的车,多半是手里有了二十几万。而换了年轻十岁的同事,他们也许会再货五六万,买辆更好的车。但我不是前一拨“他们”,也不是后一拨“他们”,我恰好而且只能是我这代人中的普通一员,既不会吝于享受,也没潇洒到超前消费的地步。这种心态也决定了我赚钱的速度。如果我把更多心思花在拉广告和栏目赞助上,收入应该还会有所提高。但我小康即安,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没必要把自己弄得成年累月绞尽脑汁紧张兮兮。当然,这种想法跟四线城市的生存压力也是相匹配的,如果我生活在北京或上海,也许会是另一番心思。

四线城市的日常生活是半慵懒半黏稠的。半慵懒是指它的节奏,虽然不像县城那样趿着拖鞋鞭子抽在身上都走不快,但也不像大城市那般低头疾行:半黏稠是指它的人际交集程度,熟面孔固然不少,但还没恐怖到如县城街上那样走几步就得打声招呼的程度,多少有点陌生化空间和自由度,否则也不能称为城市。我已完全恢复到买车之前的日常出行状态:步行和坐公交车,那台骊威大抵只在需要出市区时使用。邵阳市好歹也有三个区,从最西边的资江二桥走到最东边的老火车站,也得两个多小时,外出坐公交车和步行混合使用最为合理。我对坐公交车的喜爱还在步行之上,主要原因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各色人等,倾听他们的谈话,而且,彼此皆可那么自然。

有次我坐在最后一排,接了个电话。旁边的小妹子瞥见我手中的諾基亚,竟然难以自禁不加掩饰地向同伴表达了自己的惊异,那口气仿佛这是古人用的玩意。我这才明确意识到一种叫作智能手机的东西正在迅速占领这个世界。其实报社跟移动、电信、联通均有业务来往,前不久还通过内部关系订到一批小米手机,采取了预售制,惹得报社的小年轻和中年潮男们兴奋不已。介于小年轻和中年潮男之间的我却一派淡然,甚至无动于衷。我觉得手机就是用来接听电话和收发短信的,至于上网,大屏幕的高清液晶电脑难道不敞亮清晰得多?何况从一开始,我就使用诺基亚,对这个牌子怀有悠久的感情。

一九九八年,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一千五百元,超过了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前往电信局购买这款诺基亚的还有参加工作已经十几年的股长。他在犹豫了好几天后终于接受了我的鼓动,但脸上明显出现肉疼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手机在腰后长期压抑着自己的股长意气风发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已忘记那款黑色诺基亚的型号,却牢牢记住了它的样子:只比手掌略长,腰身窄而厚,造型挺拔结实,有着并不显眼但非常考究的线条处理。我现在很后悔二000年以五百元的价格卖掉了它,那时却迫不及待,因为新出的诺基亚8250太有魅力了——小巧得仿佛可以包在手心里,更迷人的是蓝屏亮起时宝石般的光辉。为了它,尚在县城银行工作的我又花了两千元。那是诺基亚手机的巅峰时代,苹果尚未出世,遑论小米和华为。但没过几年,我便感觉到了它的平均价格悄然下滑,但在翻盖型手机层出不穷的时代诺基亚还是勉力保持了它的地位,直到我因它而在公共汽车上遭到嘲笑的时候。

那款诺基亚的深蓝颜色和宽版造型十分合我心意,更让我满意到简直不好意思的是它的价格:六百余元。所以尽管在更年轻的人眼中成了古董,我却毫无抛弃它的意思,打算以横眉冷对的姿态,将钟爱的诺基亚用到岁月尽头,直到从内子那里看到一款叫作微信的东东。我当时并不知道它的发明者就是从脚下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只是被它的聊天功能给深深吸引了,那么直观,那么体贴,可以打字可以语音可以截图可以发照片还可以视频通话和聊天。内子还异常肯定地告诉我:无需付任何费用,但,必须是智能手机。那是二0一一年底,朋友圉的首张图片可以确证我的记忆无误。二0一三年,当我在手机上看到约玛·奥利拉含泪向全世界说出那句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输了,心里一颤,生出愧疚之意。我明白自己不必为改用三星而愧疚,而曾经覆盖了一个时代的诺基亚也谈不上输不输的,因为,在时代面前,没有永远的赢家,只要尽力了,辉煌过,便已足够幸运。

时代的变化越来越迅捷越来越繁复,时不时还透出股诡异的气息,好似金庸笔下那些左道大高手的招式。拥有智能手机最大的好处,于我,倒不是可以随时免费跟人聊天或留言,而是能够像看边拍边放的电视剧或正在写作的小说,随时探察这个时代的动向:扑朔迷离在全世界的关注中沉向深海成为不解之谜的马航事件、柴静以一人之力拍成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兜里揣着这样与新闻发生几乎同步的电子产品,再想想那些为旧闻的见报还天天深夜奋战于总编室、晚班室和印刷厂的同事们,我感慨良多却难以对人言说。

其实大部分纸质报纸完全可以取消,丝毫不影响讯息的传递,于生态环境而言又是一件无量功德。其实大部分同事心里也明白,我们为之日夜操劳的报纸,虽然还有几万份的征订数,但自发订阅的用户越来越少,作为市委机关报,大部分是财政买单,等于自己印报自己看。但就算报社领导层锐意改革,也只能在无纸化办公、多元化经营上施展拳脚。推行无纸化办公最多导致一两位不愿意学习电脑操作的资深记者提前退休,而如果取消纸质报纸,把内容生产完全转移到APP上,那么,光是印刷部门的裁员便会引发风暴,更不用说这种转型还涉及更深刻的结构调整,需要完全彻底的企业化管理。我们虽然被要求按企业模式运作,但实质上还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何况上级领导未必乐意关于自己的会议报道只闪烁于触摸屏而没有变成白纸黑字。我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存在中撇清,毕竟,我骨子里不喜欢日新月异、无休无止的竞争,只想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保持自己的趣味,包括给作者们寄去一份剪报而非发一个网络链接。我只是伤感于神州大地上,那些其实办得相当不错的都市类报纸一家又一家宣布停刊,那些我私心里喜欢并推崇的调查记者一个接一个退隐江湖。一九九0到二00九,这二十年中纸媒英雄辈出神作如云,但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至少是深度报道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而在我看来,报纸如果还需要以少量纸质的方式保存,恰恰需要这些见证并阐释了时代的深度报道来支撑。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深度报道,小地方有小地方的深度报道,地方上的民众永远对本埠秘闻有着天然兴趣,而所谓的秘闻并非秘密,就藏在热气腾腾的三百六十行中,等待着深入的挖掘和鲜活的表达。这种报道,再加上切口小、考证细的本地文史,才是值得印在纸上被读者细读然后装订收藏的。然而最先从报纸上消失的反倒是真正具有保存价值的深度报道,就像最先出局的反而是那些富有活力还有一定读者群的都市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一种荒诞,然而,它又是现实之一种。

另一种现实是,一批为数不多的APP和微信公众号,逐步依靠深度报道在线上获得了生存土壤。在深度挖掘的同时,他们充分考虑了网民的阅读习性,尽量略去可有可无的铺垫,虽然减损了厚重,也柔化了尖锐的部分,但这种主要为网民阅读者而写的深度报道文体更加省净,结构也更加精巧,很明显,写作者竭尽全力把尽量多的信息量融于尽量少的文字中。我有时难免想,这些哥们姐们恐怕是海明威和卡佛的跨界传人。不管如何,我热爱的深度报道在经过美颜修身后,在新媒介上又冒了出来,跟那种标题和观点均以耸人听闻为旨归的“亮瞎你的眼体“、三观其实挺正情感也还真挚但表达方式出奇邪门的“心清舌毒体”、七拼八凑所有材料和观点皆为二手货的“顺手牵羊百衲体”同台竞技,走的依然是内容为王的正派路线,奋力砍下一块又一块结结实实的流量。

既然真正的新闻和深度报道都已跑到这方寸之屏中,随点随读,那么,编辑和记者们除了查看一下跟自己有关的版面外,别的版面到底登了些什么,自然很难提起兴趣也不太有时间去关心,兴趣和时间都给了刷手机。刷得娴熟了,有的编辑难免灵机一动,尝试从网上东撮一点西挪一块来填满自家版面,有的记者发现了省时省力的捷径,开始大大方方运用百度进行写作。这又是吊诡的现实之一种:网络反过来成了纸媒的内容提供者,而且纸媒往往还不用为这些内容付费。与此同步,许多报纸新闻报道的现场感被一再稀釋——以前是酒里掺水,现在是水里能有点酒味已属难得:许多的报纸进化成主要由下面四类稿件构成——事先拟好的新闻通稿、以消息通讯特写等面貌出现的企业软文、四平八稳套话连篇的社论社评理论文章、勉力维持着原创性但锋芒尽去的副刊文章。据我所知,在地方上也算知识分子群体的报纸编辑们几乎没人愿意走到这一步,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晚年回头来看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也很少有人真觉得可以逃避这种结局。

我依然默不作声,只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微小的抵抗,比如坚持对每篇准备编发的稿件通过百度查重,发现抄袭一律毙掉:比如对关说通通应着好好,但用稿时依然按质取舍简单明了。我自知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也就守着自己的拙重。对于时代提供的种种便利,有的早就看到,老派做法却是能保持就保持。微信和支付宝均已装上,但每次出门总要带个钱包,以致于屡遭内子嘲笑:现在出门哪还用带这么多现金?我反诘:万一手机没电怎么办?内子翻了个白眼表示无语。不过她也承认我担心的情况可能发生,很快淘宝了一个精致的带插孔的金属方块,并喜滋滋地说,有了它,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了。我很直观地从中看到了对生活便利无限制的追求,会导致人们依赖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摆在眼前的赤裸裸的异化。当然,有种解决之道,就是在人身体上直接开插孔、装WIFI,可免去随身携带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但这是一种更严重的异化,光只想想就让我寒毛直竖。当听说有科学家已在朝这方面努力时,我却不怀疑他们会梦想成真,因为这跟人性的某一部分很贴,跟某一类人内心的憧憬很贴。人类的天性本就是不作会死,当然,根据物极必反的宇宙真理,最终也会把自身作进去。我只是拒绝当那个作的人,也竭力避免被作进去。

然而,一味拒绝或逃避,而无些许建构性或破坏力,有可能被无声无息抹掉,连自身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我冷静思考过如下问题:你身上有什么因素能让这个世界一直需要你?

有职业精神,在涉及行业底线的问题上态度坚决。

这固然很好,很重要。但在某些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人嘴里,会用另一套词汇来描述这种精神:古板,死脑筋,不知变通。中文的可怕就在于此,它异常含混,词语缺乏清晰的内涵界定,一个词义的微妙挪动就能否定一个人一生的清白和努力。当然,罪不在语言,而在于那些阴毒、贪婪、没有底线又善于伪装的人。所以,职业精神只是一个正当的起点,你有没有从此起点出发,发展出难以替代的能力呢?

策划、组稿能力强,对文字天生敏感,阅读面广,作为副刊编辑,在业界算得上一把好手,而且,还只三十出头,精力充沛。所以,即使性情有些孤僻,依然是副刊部挑大梁的角色,老总信任有加。

但是,如果哪天换了个领导呢?如果新来的领导不是搞业务出身不太能够判断编辑的水平呢,抑或是把会摇小尾巴、善于随时表忠心放在选人用人第一位呢?

想到此处,我心里开始发虚。再进一步想,就算我运气好,遇上的领导全部都是为人正直精通业务,但这个行业并非铁打的。报纸已是夕阳产业,虽然因为政策的倾斜,实际阅读量很少的报纸还能活得比较滋润,但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优待”会永存。一旦行业崩塌,行业能力再优秀也是枉然,因为已成屠龙之术。

从上个十年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蔚然成风,到眼下仍如火如茶。邵阳建城于西汉时期,又是梅山腹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丰厚,与湘西同为湖南两个超级大户。宝庆竹刻、滩头年画、花瑶挑花、五峰铺蓝印花布、武冈丝弦、宝河派祁剧、布袋戏、羽毛画、漆雕,乃至周旺望星楼通书,无论是制作精良还是风格独特,表演流丽多姿还是古拙朴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曾在某个范围内拥有广泛需求,而它们的衰落也只有一个共同点:被市场和人民群众给抛弃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真相:不是自身水平问题,而是失去刚需了。没有什么好愤愤不平的,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不是谁暗箱操作幕后使坏。所以,副刊编辑能力再突出,又怎能保证它一直被需要呢?

好在我还能写小说,拥有虚构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算是刚需,因为不仅人民永远需要好故事,这个时代一些巨无霸行业:影视、动漫、网游、广告,都需要这种能力。甚至连最高层都发出态度鲜明的号召:讲好中国故事。在蒲松龄和曹雪芹的时代,讲好故事虽然也受欢迎,但人民可以不付一文钱:在沈从文和张爱玲的时代,讲好故事已经能够产生收益,但大抵止于故事本身,连在大学里讲授这门本事也受到某些傲娇学者如刘文典的轻蔑:在今天这个时代,讲好一个故事,其影响和收益远远溢出故事本身。我没怎么奢望自家作品能有《挪威的森林》或《追风筝的人》那样的幸运,而是悟清了一点:撇开兴趣不谈,这是一种值得全身心投入、孜孜修炼的能力,它可以保证我尽管不爱交际,却依然能活得滋润。突然涌出种紧迫感来,我咬咬牙把票友心态抛开,开始以职业小说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自我要求确立后,手头那部一拖再拖的《迷城》,写作进程明显加快。

二0一四年夏天,邵阳市区主要街道开始划设收费停车位,那份小地方独享的随意停车的-惬意将一去不复返。不过这跟我没多大关系了。我调往长沙,成为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暂时借住在单位机关大楼旁的宿舍楼里,买的期房与单位大院只隔一条岳麓大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上下班只需步行,而且比过去更近。唯一让我觉得不如邵阳的是,长沙居然有雾霾。在我的主观认知中,雾霾仿佛是北京特产,而且那也只是一个概念。二0一五年,我被鲁迅文学院召去待了半年,才真实领教了那种几乎看得到黑色颗粒在空气中蠕动的雾霾,长沙的雾霾在感觉中顿时变得异常轻淡。

来往于省城和京城,有时也去其他地方参加笔会,我却没觉得生活比过去开阔,反而有变窄之感。从前在县城和市里,因为工作关系,跟不少行业都要打交道,三教九流的人虽不全熟但多少也接触了一些,如今无论是接待作者、组织活动,还是外出开会、学习,碰到的不是作家、编辑,就是文学组织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差不多成年累月在文学圉里打转,连听内子聊下她单位的琐事,都有重接地气的新鲜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至少对于小说家而言,是种危险的生活。何况文坛越来越同质化,那种真正鸿儒之间的激烈交战和深入讨论也几成绝响。大家读着差不多的书,操着差不多的腔调,发表着差不多的观点,甚至遵循着差不多的行为模式。自由不羁、纵情任性、独持己见、一意孤行,这些对作家们而言极其重要的品质日益退化,代之以小心翼翼一团和气。当我屡屡看到作家们好容易凑在一块,却是在郑重其事地议论谁谁人缘好不好、谁与谁关系怎么样时,内心顿时升起悲凉之感。作家和一代之文学最终均是以气象和格局来论,太纠结于功利性人际关系,过于圆滑甚至市侩,纵然有可能在技术上超过前人,但能成就多超拔的气象和多阔大的格局呢?如果整体文学气象低矮,身在其中的个体再如何努力,也是枉然。这是一种互相制约互相成就的关系,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责任,都脱不了干系。我当然也脱不了干系,但人微言轻,无力改变什么,只能提醒自己和少数几个不至于把我的话当成恶意的同道:不要攀缘比附,不要心神不定,尽量把精气神贯注于手头活计。

为了保持专注,我有段时间犹豫着要不要把微信卸掉,因为精彩的公众号越来越多,如果每天全部看完更新,那么,书架上还没读的经典便会永无时间去读,朋友圉则越来越像一个菜市场,作家们成了其中的小摊贩,每个人都在推销自己的菜,順便替交好的其他摊贩吆喝上一两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坛陷入自循环状态,对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但这是一款太体贴的社交软件,令人难以割舍。思索再三后,我对它做了使用限定:通讯、支付和每天晚餐后半小时的浏览,这样总算达成了和解,把它留在新换的华为手机中。手机里还装了款社交软件:抖音。我并不害怕它分散注意力,相反,从中能吸收许多有益成分,因为各行各业的人在上面发自拍,我能够直接看到这些人的生活状态。诚然,他们带有或显或隐的表演性,但透过表演,那毛茸茸的生活质地,仍然鲜明地摆在那里。

手机中装着两款社交软件(如果把全民K歌也算进来,那就有三款),但在生活中,我依然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这一倾向甚至比过去更加明显。那些场面上的交际,如非工作需要,能推则推。有时难免同行扎在一起,谁红不红又是怎样走红,谁与某主编某评论家某评委的关系如何如何,不搭腔,不议论,我只关心谁写出了真正的佳作。这是化繁为简直抵核心的工夫,需要自制力,但最根本的是我心欲简明,世界遂简明。简明并非无欲,而是将最强烈的爱好努力扩充,使之占据自己的整个身心,遂有简单、充实、纯粹之感。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写小说当然是种可贵的能力,但于我而言,它又是此生最大的爱好,我能从中享受到最强烈、最深沉的乐趣,否则无以解释当初年少,分配到县级人民银行,拿着高于大多数单位的工资,每天优哉游哉,身边晃荡着的人基本上跟文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写点小诗尚可理解,却居然写起了耗时耗精力的小说。看上去不期而至最没来由的,往往夙缘最深,只是这种缘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确认。确认了,也是悟透了:此生就是这件事了。悟透了,便会生出大主见来,起码在这件事上,不再受人惑。对于理论和评论,不再听风就是雨,而是在审视和思考中提炼自己的看法:对于同行,不再读那些天花乱坠的创作谈和访谈录,而是直接进入作品,名头再大,自我阐释再高明,若是作品寻常,便丢到一边不再理会。我依然苦心锤炼技法,但已不相信技法本身能造就杰作。只有当我忘记了这些技法,养足精神,扑上去跟时代和素材肉搏到底的时候,才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发挥。小说出自意想,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方有佳作。

生活跟小说一样,永远有意想不到的情节或细节涌现。二0一九年十一月,我突然成了“网红”。起因是岳阳临湘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征文,主题是“我与十三村的故事”。征文启事二0一八年十月就在报纸和网络上刊登了,特等奖奖金高达五十万,只要愿意写,谁都可以参评。毫无疑问,这是企业在设法扩大自身影响,但不请明星代言,不请官员站台,而是想到这条路径,那也要有文化情结才会如此。据说参加征文者空前踊跃,这是可以想见的。大半年过去了,来稿虽多,质量却并不令主办方满意,企业老总李国武遂通过岳阳市作协联系省作协,希望组织一批作家前去采风。省作协觉得民营企业家能如此重视文字的力量,实在难得,李又是基层下岗职工创业,理应支持,遂认真组织了一支队伍,当中省作协的名誉主席和副主席就有好几位。大家去现场一看,园区建设经营模式确实有特色,产品也做得地道,回来后纷纷提交了作品。李国武考虑到有省内的名家参赛,遂去北京请了评委。哪些人当评委,如何联系,他一手包办。为了防止有人中途做手脚,他亲自带着去掉了作者姓名的打印稿进京,当场看着评委们盲审。评奖严谨细密到了这一步,也是国内少有。评选结果当场公布,他还要求评委签名确认。虽然处处谨慎,一心要把这个自掏腰包的奖评得圆满,他还是漏了一着:去公证处请第三方來现场监督。虽然省了笔公证费,却落下了话柄。但换做是其他人,想着自己既然全程监督了,大概也不会去动这个心思。但这世上的清白,不是自己清白了才叫清白,还得提出证明来才算清白。就像我,因为拙作承蒙评委们一致肯定,擢为榜首,结果变成了搞内幕交易的最大嫌疑人。惹得网民们群情汹汹的是两个关键词:作协副主席和五十万奖金,这两个词搭在一起,引发无数猜疑,连累李董事长和诸位评委都成了跟马某人沆瀣一气的角色。李国武告诉媒体此前并不认识我,评委把评审过程都摆了出来,但不愿相信的还是坚决表示不信。

此事在网上整整热议了一周。有朋友劝我保持沉默,也有朋友建议我索性趁机大闹一番,把事情搞得越火爆越好。我选择了适度回应,通过媒体建议大家去读原文,最好把已在网上公布的其他获奖文章也找来读读,比较一番,在此基础上再行讨论。但我发现几乎没人愿意这么做。很多人一个字也用不着读,就异常肯定这篇文章像某个网络写手所说的那样,存在五十处硬伤,然后开始义正辞严的抨击,个别标榜以客观准确地再现事件为宗旨的媒体也是如此。他们要的其实不是真相,不是挂在嘴上的公平公正,而是情绪的发泄或点击量。当中绝大多数人并无实际利益驱动,但因为在生活里遭遇过种种不顺,又无力或不敢对压迫他们的力量进行直接反击,只能在网上寻找道德假想敌发泄怒火,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当发泄本身成为目的,理性辨析和事实探察便无从谈起,这令我感到悲哀。至于有人事先顾虑重重扭扭捏捏想参赛却最终没有参赛,事后却急火攻心,大喊重评,毫无契约意识,只能让我觉得可笑。当主办方不加理睬时,念念不忘前副市长身份的该人又叫嚣着要我捐出奖金。听到这种道德绑架后,我冷笑一声,然后决定用奖金买辆四驱SUV,早日实现自驾去新疆的夙愿。

“十三村事件”如我所料,在追逐热点的网络时代很快被人淡忘。我也换了辆新车,途观L七座版,仍是黑色。我喜欢这款车的大空间,但依然缺乏开车的热情。若无出门自助游的任务,它基本上是在地下车库休养生息。长沙远比邵阳辽阔,但步行、坐公交车和乘地铁混合使用,出行问题便可完美解决。跟十年前比,我仿佛没有什么变化,但自家明白还是有的。只是这种变化不是增添了什么,而是脱落了一些东西,让我更接近那个本来的、精粹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个本来的、精粹的存在,而时代的作用,就是推动人们去接近它,认识它,或者相反,在背道而驰中渐渐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