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他抱着一摞书匆匆下楼去图书馆，刚走到篮球场中央的空地上，突然，空中传来警报声，先是细细的短鸣，然后是呜咽的长鸣，他立即明白这是为一周前“5·12”汶川大地震的遇难者致哀。他停住脚、立正、低头。周围有寥落的几个人也和他一样，这个时间点，同学们要么在教室上课，要么还在宿舍里睡午觉。高大的乌桕树在烈日下懒洋洋地耷拉着叶子，人和人的遭遇是如此不同，那些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个猝不及防的灾难，一个猝不及防的命运。他想起“5·12”刚刚发生之时，网上的信息铺天盖地，他在简陋的博士生宿舍里经受着心灵的巨震，然后反应过来应该做点什么……为了那些受难的同胞？为了可怜而无助的人类？他打电话给几个好友，商量是否要去灾区做志愿者，并开始计划行程。但随后的新闻提醒非专业者不要前去灾区，以免带来更多的不必要的危险。后来他在一本书（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里反思了这种冲动，觉得这是一种“希望见证历史现场”的参与渴望——其实不过是历史虚无的反面。但是在最初的动机里，却好像确实是想做点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虽然最后也不过是捐了一点钱——当然那个时候他是个穷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是290元，其他的生活费用都得靠自己用课余时间去挣。

大地震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现实的层面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响到他，他没有任何朋友、亲人生活在地震灾区。唯一的是，在一次旅行中他和女友认识了另外一对情侣，那几天他们一起结伴游玩，相处得比较愉快。那对小情侣中的女生来自四川，地震发生后，他的女友给那个女孩发了短信问询情况，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也许她果然遭遇了不幸，也许是不想回复一条其实有点陌生的信息。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杨庆祥《九十年代断代》，收入《鲤·回到2000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中，他将地震与北京奥运并列，并认为这是“大地法”对“强权法”的一次撕裂。是的，地震对于他，更是一个想象的中介，他感受到的，并非具体的丧失，而是作为人类某一部分的丧失，同时他也痛心于同时代的思考者并没有借助“大地震”的痛感建设出一种属于此时代的哲学。他一度想组织一个学术讨论，题目都想好了：大地震之后，我们的秩序和责任。但是直到十年后，这个学术讨论依然没有进行。巧合的是，在2019年的一次出国访问中，他认识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石井刚先生，不知为何话题就谈到了大地震，对日本人来说，大地震构成了生命的内在经验，他在石井刚教授的一篇文章中更是读到了一个人文学者如何将经验思考为哲学的方法：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如何用语言来叙述或者纪录灾难？不，为什么需要用语言来叙述它？危急关头语言还能有何作为？……她感叹的不是在灾难面前不知所措的失语状态，而是灾难带来的人心慌乱和现代传媒体制的虚拟品质导致的语言名实关系的严重失序。……既定秩序突如其来的毁灭出乎意料地给人们敞开了重建语言、重塑“我们”世界的难得机遇。……为了重塑世界，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重要触媒乃是与他者的邂逅。但与他者的邂逅又绝非易事。[（日）石井刚《实践的思想，思想的实践：有关个体生存的追问及“我们”的时代》，收入石井刚《齐物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是的，汶川大地震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地震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大事件所应该带来的“与他者的邂逅”在他生活的语境中并没有发生，或者说，也许发生了一点点，但迅速被体制化了，或者被刻意地压抑和遗忘了。大地震构建了一种新的“国民想象”，他由此感受到了与陌生他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但是这一联系迅速被媒体的话语转化，连足够哀悼的时间都没有留下来。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同情和爱被转化为对抽象的信仰和共同体的爱，这中间缺乏足够人性的逻辑。他想得起来的一个比较人性的故事是，他认识的一位女记者，在地震的现场采访了几天后回来，从此几乎不出席任何北京的文化活动，偶尔的几次见面，也沉默寡言，他从心里对这位记者充满了尊敬，这种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坚固。

2008年8月8日晚20时，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国代表团入场

事实是，2008年的痛感很快在灾后重建的希望和北京奥运的亢奋中被稀释。整个八月，他每天站在宿舍的窗户望着楼下的操场，上面停满了大巴车，成群结对的奥运志愿者穿着统一的服装在此早出晚归，这里面有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他没有参与其中。他在宿舍里打开一本书，在重要的话下面划线，去难吃的西区食堂吃一份回锅肉盖饭。

无论如何，大地震和北京奥运，既构成了终点，又构成了起点。

二

2008年年底他没有回安徽老家过春节，理由是要留在学校写博士论文。那个时候他确实在为写论文而努力，但也不至于殚精竭虑。但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刻苦攻读的清贫学子：穿着黑色的贝斯手款的短夹克衫、蓝色牛仔裤、无论多么冷的天都拒绝穿秋衣：头发稍微有点长，脸庞瘦削，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会在宿舍楼下抽几根“中南海”，但从来没吞进过肺里：偶尔会出现在三里屯的某家酒吧，他只点一种叫“自由古巴”的鸡尾酒，不是因为好喝，而是因为对切·格瓦拉的一种盲目的少年的热爱。他在格瓦拉逝世的某个周年纪念日写下了一大篇纪念文章，稱呼切为“导师、战友和大哥”，文章中充满了臆想的激情和小资产阶级的自恋。他有一个英文名字——Chey，词根即来源于切·格瓦拉。他同时将这种想象转化为实践，在一次反对学校宿管科禁止女生自由进入男生宿舍的事件中，他成了校园BBS上最热情的游击队员，他甚至征用了法国五月革命的先例，呼吁抵制“集中营式”的管理制度。他的热情得到了一位法学院博士生的全方位支持，那位法学博士在他的每一条帖子后面跟上一份法理清晰、论证严密的法理技术贴。事情的后果是，他和那位法学博士都受到了学校相关部门的传唤，但是门禁制度也因此搁置。多年后他走过自己曾经住过的宿舍楼，发现已经门禁森严，不禁为自己当年的勇敢而暗生骄傲。这是因为切·格瓦拉的影响还是因为少年的血气？并不确定。虽然后来在陆续的阅读中读到了越来越丰富复杂的格瓦拉形象，但是他依然选择相信那个他最初热爱的切。他在博士宿舍的书桌前，贴了一张切的海报：戴贝雷帽，眼睛斜睨，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就在这不驯服的眼神的注视下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全部学业。

他现实中的导师是一个温和、宽容、乐观的学者。他们共同商定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他一稿即获得了导师的首肯。但是他总觉得导师是被论文最后一页致谢辞打动了，尤其是写给时任女友的几句：“我的父母将我托付给你如托付一个孤儿。”——整个致谢辞他娴熟地使用了第二人称，以此来加强语感的恳切性和抒情的可信度，他知道即使是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们，也大概是从致谢词看起，更不用说他的那些可爱的师弟师妹们。作为一种奖掖和信任，他的导师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常规体例是由五位教授组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则有十几位一线教授到场，以致于答辩会几乎变成了研讨会，他基本上不用回答什么问题，因为教授们已经在各自的逻辑里展开了学术的搏击术。他坐在那里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场景：某个下午他和一位顶尖大学的著名教授聊天，暮晚时分目送这位教授离去，突然觉得这位教授的背影如此孤独，孤独得让他不太相信学术能够完成对生命本身的救赎——是从那一刻起，他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悖论吗？后来他在电影院看《妖猫传》，最打动他的一句是师傅临终前对空海说的话：“空海，我穷尽一生也没有得到超脱，你去大唐寻找真正的秘法吧……”

可是真正的秘法在哪里？是文学吗，成为一个诗人？是学术吗，成为一个学者？他记起来在十一岁的时候——那是1991年，社会转型的序幕即将拉开，数代人的迁徙和漂泊即将开始。在那个巨变前难得的平静中，在故乡的大湖边，他问父亲：“艾青的诗和普希金的诗，谁教会我们更多？“他的父亲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都差不多吧。”这不是他需求的答案，但那个时刻他已经清楚地明白，拥有中师学历的父亲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精神滋养了。红鼻子哥哥的故事一去不返，他必须独自穿过生命的森林。在2009年他博士即将毕业之际，他发现自己再一次陷入困惑之中，生命的秘法何在？虽然时代的喧嚣一次次将这个问题覆盖，但又总是在某个时刻涌现出来。

在2009年的7月和8月，他似乎短暂地回到了那个平静的“大湖时刻”，他顺利毕业并顺利就业，成为了一位新入职的大学教师，在一栋旧楼里有了一间办公室，他将所有的书都堆在办公室里，阅读，记笔记，写论文，吃食堂，穿运动短裤去操场跑步，将脚搭在桌子上，喝很甜的汽水饮料，夜深出门上厕所发现钥匙放在室内了，然后纵身从门上面的半扇窗户里爬进去……

有一天，一位好友从海边给他带来了一枚小小的海螺，然后坐在他的对面，静静地看着他。等他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好友突然起身就走了，他从窗户里望见其身影经过孔夫子的塑像，他打电话，已经是拒接的忙音，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也是在那个月底，他的工资卡收到了入职以来的第一笔工资，一万二千多元，三个月。

三

晚十点，一阵不急不缓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正在看书的他抬起头，侧耳倾听，没错，是有人在敲门。他心中一阵疑惑和激动，难道是有好友要深夜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匆忙整理了一下发型，然后向客厅走去，推开门，一个高大魁梧的东北大婶站在门口：“小伙子，你家门钥匙忘记拔了，你看……”果然，钥匙连着钥匙包一起挂在锁眼上，显然是傍晚进家门时忘记了……这是2011到2015年他住在京郊日常生活中的一幕。

在他埋头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那几年，北京的房价以倍数增长，并迅速将绝大部分人变成了“房奴”。他曾经听闻，楼上某系的一位博士生，读书期间醉心于折腾房子，毕业时已经身价千万。关于房子的想象和叙述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最大的创世神话——一房在握就可以傲睨天下。他是这一神话中的一个单词，但是他以极大的冷静观察并思考，他的切肤之痛并不在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没有那么肤浅，他关切的核心是在此重压下精神的萎缩和意志的溃散。事实正是如此，在懵懂地对资本的追逐和拥抱中，不是一代人，而至少是三代人丧失了基本的自由和独立。他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这些感受，并不惮于引起误解和非议，他深深地知道，与那些苦苦挣扎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的人相比，他其实要幸运得多，他不能愧对这一幸运，“一个痛苦的人有权利尖叫”，他认为阿多诺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2011年他沿地铁4号线一直往南，想寻找一个稳定的居所，最后在清源路附近购买了一套两居室。他给自己的理由有如下几个，第一，他需要一个有书架的房间，这样才可以将堆积在办公室的书放好以便阅读;第二，他需要一个能每天洗澡的地方，这样他就不需要经常混迹于学生公共浴室，有几次他在浴室和所教班级男生赤裸相对，场面一度尴尬，据说事后还有男生将QQ签名改成“见过某老师裸体的人”：第三，他认为这里的房价偏低，可以承受还贷的压力，其时该地段均价在一万二千元左右，比起三环内动辄五万起确实便宜很多。当然这再一次暴露他文科生的非经济的一面，因为事后证明，三环内均价五万的房子很快就涨到了十万多，而他那个地段直到四年后他卖掉房子的时候也仅仅徘徊在一万八千元。

潘小梅的父亲在墙上挂着和女儿的合照王嘉宁摄

那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诗歌写作都是在地铁上完成的，从他的住处到单位，单程通勤九十分钟，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可以在地铁上读读书，后来发现并不可行，即使是非高峰时段，地铁上也很少能找到位置，用手机写诗是最合适的方式。他常常在地鐵站簇拥的人头中产生错觉，以为置身于某一场灾难大片，人类被魔灵附体，然后僵尸一般地蠕动。他收集了一些地铁安全的常识，并在背包中常年准备了手电筒，他在地铁上见过打架、抢座、乞讨、亲吻、晕倒

那是人世间的各种情态，像一帧帧电影的断片，其中最激烈的形态，是2014年11月6日，三十三岁的手机销售员潘小梅在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被卡在列车门和屏蔽门之间，不幸坠入地铁轨道，当场身亡。他并不认识这个小他一岁的年轻母亲，但是他感受到了肉体在钢铁挤压下的巨大疼痛，他写了一首诗歌《潘小梅——给所有地铁上的死魂灵》。那个“大湖之问“再次逼问他，在现实的残酷和暴虐面前，真理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年后他看到伊壁鸠鲁学派著名的“神义论”：如果神能拯救但不想拯救，说明神是坏的：如果神想拯救但不能拯救，说明神是无能的：如果神不想拯救也不能拯救，说明神是又坏又无能的：如果神想拯救又能拯救，那么，请问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幸？

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最开始的教学中，他恪守着韦伯所强调的职业道德，坚持在课堂上仅仅讲授“客观的知识”，并不带有个人的伦理好恶和道德判断。但是他很快发现了这里面的自相矛盾，缺乏伦理学和道德性的知识更接近真理吗？事实可能相反，不但不能接近真理，甚至在一个高度景观化和仿真化的后媒体时代，连“真相”都无法接近。他意识到那些经典思想者们同样陷入无穷无尽的分裂，韦伯一方面强调职业的伦理，以学术为志业，另外一方面又教导学生应该做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看似普遍化的知识背后，又何尝不隐藏国籍、民族、性别和阶级的建构？有一段时间他迷恋福柯，试图将一切观念进行权力的图谱离析，学校这一高度现代性的共同体给他提供了绝好的分析样本。他从初中就开始上寄宿制学校，经历过“半监狱式”的管理模式，在2003年席卷全国的“SARS”病毒中，他和他的同龄人被“圈禁”在校园内，其中一座楼专门用来隔离有风险的“疑似感染者”，他曾经在楼下用呐喊的方式和那些“疑似感染者们”对话，安慰他们的恐惧。那个时候只是觉得理所应该，还有点受虐式的激动：后来想起来，这里面的驯化机制是多么地福柯，又是多么地现代。到了2019年，他有一个更深的感受：任何一个维度都勾结起来了，这些维度包括技术、商业、政治、学术、科层、媒体。

从驯化的制度结构上看，教师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他无比警惕这一权力的内在化，因此他与学生保持着一种有效的距离——这距离使得他可以最大限度弱化权力可能产生的歧途。比如他几乎不在私人场合见学生，不干涉学生的任何私生活，也很少和学生做与工作学习之外的交流，当然，他也同样不让学生进入到自己的私人领域——一个现代人必须在最大限度上保持自我的秘密，这样才能得以“精神保全”，这是西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里面提供的方法论。他确实更喜欢大都市的生活，因为那种陌生性带来了安全感，但是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这一安全感还存在吗？但即使大都市或者由大都市所主导的社会体系提供的安全感越来越稀薄，也不意昧着他愿意去人群中寻找团体主义的安全。他几乎不参加任何集团性的活动，东亚的文化结构，从血缘出发，建构了强大的集团性的关联，即使在遭遇现代性强烈冲击后的一百年，这种集团性也没有彻底瓦解，反而在不同的管理体系里面得到变形的应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讨论日本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提出过“自然”和“作为”的二分法，自然即服从既有秩序，作为即以个体意志改变秩序，丸山以为日本人的思想状态一直没有摆脱“自然”的状态，并将其称之为“执拗的低音”。[（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但是丸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古典秩序下服从自然固然使人处于“蒙昧”状态，在现代秩序中“个人作为”如果缺乏伦理的边界，同样会造就野蛮——一种施特劳斯所谓的现代单一性野蛮。他拒绝任何意义上的“野蛮”——野蛮不仅仅是指集中营的杀戮，在更日常的层面，它指向的其实是在“与他者的邂逅”中的“自我失控”，充满占有欲的恶意往往能被意识到，充满侵略性的爱意却往往被冠以美好的含义，在他看来，后者不过是一种媚俗。他试图在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层面上拒绝媚俗，这让他在生活中看起來有些不近人情，他尤其讨厌公开的眼泪、曝光的幸福和宣传的成功，而这三者，恰好是这个世纪的口红。

真理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它只能是个人的，在一个商业和网红互相献媚的时代，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四

2019年7月的暑假，他抽空回了一趟老家，主要是扫墓和看望几位家族的长辈。老家位于皖西南一隅，是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的交界处，从合肥驾车，大概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他特意叫上父亲陪同，因为他几乎不知道家族墓地的具体位置和那几位还活着的长辈的住处。他们顺利地抵达了家乡，但是发现并不能到坟前跪拜，因为遍野丛生的荆棘和树木将乡间的小路全部填满了。这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乡村人口众多，长年缺燃料，听父亲说，连地上的草皮都要挖起来晒干贮备以防不时之需。他们只好遥拜，敷衍了事。他还惦记着去村里的老屋看一眼，却立即被父亲阻止，父亲不停抱怨说太热了，抓紧时间回去吧。很奇怪，父亲似乎非常厌恶乡村，2008年，父亲力排众议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几年后，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将县城的房子卖掉，在合肥置换了一套二居室——这样，父亲“进城”的理想彻底实现，他也少了一些后顾之忧。他有时候能从父亲身上看到一点点高加林的影子，《人生》的结尾，高加林最后回到了高家村，如果现实中的高加林继续生活下去，他最平凡的结局，大概也就是像父亲这一代人一样吧。

那天他们还在县城的一个小巷子里匆忙看望了一位老人——父亲的姑母，他的姑奶奶，已经年近八十，他几乎有近十年没有见过这个老人了，寒暄几句后，老人流着泪蹒跚着送他们一行出了小巷，三个月后，她就辞世了。在回去的高速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号称最安全的沃尔沃V6系SUV毫无预警地左后轮爆胎，幸亏驾驶员是军人出身，沉着冷静，又幸好离一处高速服务区不远，没有酿成大的事故。父亲后来心有余悸地自责说：“可能是祖先们觉得我们的心不诚啊。”

他当然不会有这种“非现代”的想法，但是他内心的秘密却也没有告诉别人，他回乡扫墓的一个主要动因，是在北京有一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早已逝世的祖父牵着他去给更早不幸逝世的姑姑上坟，他从梦中哭醒，感觉到死亡原来其实是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只不过是，他在日常的琐碎中将它压抑了。家族和乡土对他来说是无比典型的“侨寓情绪”的投射，他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回到乡土生活，他这一代人，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在乡土生存的能力。他也从内心里排斥那种浪漫化或者苦难化的乡土美学，但是不由自主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常常回想起他曾经生活了十来年的那块地方，具体来说是度过他童年时光的大院落，里面种满了各种花：院落前面的大河，他曾在里面浮游：还有远处群山的倒影，朝霞和夕阳，满天星斗……至于这里面的具体生活的细节，人间的哀乐，他全然不知也毫无兴趣，这是他和父亲的区别，父亲知道这是幻觉，所以坚决地逃离绝不回头，而他，却一直对这一幻觉念念不忘——他有时会陷入他自己的媚俗。

2020年4月4日10时，全国人民为新冠疫情死难者默哀3分钟

另外一处媚俗就是，他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家庭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架构中，有两个利维坦。一个是全能型的政府，另外一个则是全能型的小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后一个小利维坦是前一个大利维坦的分子结构。他读过阿兰·巴丢对小家庭的哲学批判：“一个小爸爸，一个小妈妈，一个小宝贝。”——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私有制和成长规划在此获得具体的生命形态，并最终为那个大利维坦效用的发挥输送意识形态。他曾经抵抗这一形式，但终究是被卷入进去，并同样从阿兰·巴丢那里找到了相互矛盾的理论支持——“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法）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013年4月的一个中午，女儿出生了，在喜悦的同时他隐约有一丝的茫然，这一茫然保持了很久，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他和女儿相互不需要。他并没有从生命延续这一基本的命题去理解女儿的出生，他更愿意将她视作一个潜在的精神对象，他可以和她进行真正的精神交流——他设想过的最媚俗的一个场景是在《大卫的伤疤》里面读到的：在清晨或者黄昏的阳台，他和女儿一起读一部真正的圣书。如果他的女儿此时和他讨论真理之道，也许，他可以回答得更加圆满——至少好过他父亲当年对他的回答。但是这一天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来到，目前的情况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对玩具、美食和小游戏的兴趣远甚于阅读，他们有时候能够和平共处，但有时候他会失去耐心，他最害怕女儿说的一句话是：“爸爸，陪我玩……”

五

2019年是一个谶言，充满了无限的可解性：一月，美国政府停工长达二十二天，创美国建国以来历史纪录。二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会晤，引发各种政治预测。三月，埃塞俄比亚一架客机失事，死亡一百五十七人：同月，新西兰清真寺发生恐怖袭击，凶手现场射杀五十人。四月，人类捕获第一张黑洞照片：同月，巴黎圣母院大火，损毁严重。五月，委内瑞拉政变失败。六月，中国香港爆发大规模反修例游行。八月，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同月，亚马逊森林大火，至少五十万公顷森林被毁。九月，沙特石油设施遭遇不明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十二月底，中国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他试图从这些事件的列表中找到什么。他记起2018年底他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聚餐后返回酒店的巴士中，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著名出版人问他最近几年在思考什么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回答说：时代精神。是的，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人的思考重心。他理解的时代精神不是一個空洞的大词，他追求的目标是对黑格尔一句话的修正，黑格尔在《哲学演讲录》的开篇中指出“时代的琐屑阻碍了对时代精神的探求”，他认为不是，恰好是在时代的琐屑中才能求证时代精神的复杂性，但即使如此，他也依然对这十年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困惑。2019年加深了他的不确定和不自信，他引用老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来为自己的不确定狡辩：当下的时代精神就是一个萨拉辛式的存在——萨拉辛的隐喻是，一个被阉割的主体，一个无法确证自我身份的非在，一个让人爱憎交织的大他者。还有比这更无力更苍白的辩解吗？他清楚地意识到，作为这一代的知识者，他是失败且犬儒的：他既不能完成对“真理”的探究，也无法说出现象层面的“真相”，他甚至都无法纪录“真实”以备忘于历史。

2020年1月，美军成功“定点清除”伊朗军队1号人物苏莱曼尼，美伊局势紧张。在一个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聚集的小微信群里，一位编辑发了一条求助的微信：有对美伊关系有话说的老师吗？群里一片死寂——甚至连简单的道德表态都没有。他想起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巴金、徐懋庸等就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直接影响到那代人的精神结构和志业选择。八十年弹指一挥间，互联网时代的便利资讯并没有让大脑变得更加有智识和更有道德热情，相反可能是一种退化，智识和大环境都在鼓励一种谨慎的专业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也是一种狭隘主义。

他不无悲哀的发现了这个事实——精神意志松弛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单数，而是一代人的复数——这是一个无比诡异的悖论，物质的意志亢奋激昂，精神的意志萎靡虚弱：集体的意志所向披靡，个人的意志一败涂地。

这算得上是时代精神的一个表征吗？他依然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但是他意识到了，如果前者意味着一个黄金时代，那么，因为后者的缺席，这一黄金时代始终是在跛足而行，并在2019年的语境中走到了终点。

2020年1月底，被命名为“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1月21号，疫情最严重的中国最大的省会城市之一武汉宣布“封城”，随后，各省纷纷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大量的疑似病人被发现并确诊，截止到2020年2月2日上午11点，大数据显示中国确诊病例14411，疑似病例19544，死亡人数304，治愈人数333。除此之外，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等均发现数量不一的确诊病例。

与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大地震，还有发生在他有生之年、未生之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一起，灾难自行构成了一个负典的谱系，在这个负典的谱系里，他隐约窥见到了一种“密契”：那是两个全能者之间的交换，好的全能者和坏的全能者。而作为普通的生灵，他并没有权力去标价。他渐渐发现所谓真理其实也是一个坏词，真正值得珍惜的，只剩下信或者不信的举意。

于是，这个出生于公元1980年代的中年大叔，这个”千禧年一代”，在持续盘旋的第二个千禧年魔咒和梦魇中默默对自己说：

——Ataitu，我来了……

——Volo，我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