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杏彤

2019年11月，当代作家南翔在暨南大学以自己的创作为例，与高校师生面对面开展了一场有关写作的讲座。他着重讲解了文学创作中的“三个打通”，即自己的经历跟父兄辈的经历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现实和历史打通。南翔于2016年发表在《作品》上的短篇小说《回乡》就是“三个打通”的一个经典例证。《回乡》讲述了“我”陪同母亲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汨罗，此行目的是与从台湾回乡探亲的大舅相见。在故乡居住期间，“我”以旁观者的视角展开了母亲、大舅、小舅、大舅的原配之子广福等人之间的家庭纠葛。《回乡》虽是短篇，文本时间跨度却长达近三十年，从1988年大舅回乡写起，以2015年“我”朗诵洛夫的诗结尾。其中既牵涉到父兄辈亲历的国民党撤退、“文革”，也包含作者亲眼见证的台湾开放探亲政策、新中国农村发展，这是南翔在《回乡》中把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南翔在这部短篇中动用了自身的生活经验加以创作，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我真实的大舅是1940年代末去台湾的，十来岁就走了，到了1980年代末回来省亲。”同时，《回乡》不仅是一次关于历史事件的清理，也谈及已经过去的历史对当事者留下了延续至今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物质对人性的异化等现实问题，由此体现出现实与历史的打通。南翔反复提及他重视作品中“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和创新的审美信息量” ，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思考力令短篇作品也尽显深厚。《回乡》一文的表层故事性和深层审美性并重，其可读性不仅在于讲述一个台湾老兵返乡省亲的动人故事，并且读者能够从中窥探并反思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以及底层人物的命运。本文也将从“历史的阵痛”“血亲的羁绊”“底层的落伍”三部分对其进行品读，体悟横亘在人与历史、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无法消失、绵延不绝的伤痛之流。

一、历史的阵痛

大舅的探亲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大陆掀起了一阵探亲热，不少台湾同胞时隔三十八年重回故乡。1987年，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人们难耐思乡之苦，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当时留存下来的历史图像记录了台湾老兵们身穿“想家”字样的白衬衣，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不允许他们回乡探亲的非人道行为。加上中央对台的友好示意，台湾当局终于在1987年10月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于是大批当年随国民党迁台的人得以重归故里。“我”的大舅十几岁时就跟随家乡汨罗的周团长远赴台湾，承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生离死别的割舍之痛，终于在这一政策的普照下得以回乡。“台湾老兵”是在国共内战这一历史背景下衍生的特殊群体，他们或少壮从军，或被强逼参加国民党军队，不料从此与家乡、与亲友隔绝两地。老兵们游行时举着的“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帷” 等抗议标语诉说着个人在这次历史事件中所承担的悲痛。除了饱受思念之苦，台湾老兵這个群体在台的生存境况惨淡，大舅回乡后说起“一个老兵又受煎熬又怕犯错，思想不开，某夜硬生生把自己的生殖器一刀剜下来”。一份以浙江籍台湾老兵为调查对象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台湾的部队政策及“外省人”的身份，大多数老兵孤单地度过余生，与大陆家庭保持联系或者像大舅那样再次建立家庭的仅占少数。部分孤身来到台湾的人由于返乡希望破灭而在当地重组家庭，开始了新生活。探亲政策开放后，他们见到了曾经以为再也不能相见的亲人，这些人在喜悦之余还面临着两个家庭的尴尬局面。大舅偕在金门驻防时所娶的大舅妈返乡，遇到自己和原配的骨血——广福，他也不可避免地要协调好大陆和台湾两个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并非个人犯下的过错，而是历史遗留问题有部分被转移到了普通人身上，让他们来承担。

大舅在台湾漂泊不定期间，他的家乡与家乡人也生活在“文革”带来的混乱之中。大舅的原配由于丈夫的缘故，被冠以“国民党军官的臭婆娘”之名游街批斗，当晚便上吊自杀。“文革”是南翔重点创作的题材之一，他着力重现“文革”期间个人的隐私和尊严被随意践踏，其代表作《抄家》备受好评。南翔曾郑重地指出：“很多沉重的东西还没有过去，关注‘文革仍然很重要……如果不积极地清理，历史很可能重演。” 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都忍受着宏大历史对个人命运造成的阵痛与颠覆，骨肉至亲之间的情感纽带在历史底色的映衬下缠绕不清。南翔有其独特的历史观：“共和国的历史不仅仅是领袖的历史，大人物的历史，它更是小人物的历史，小人物的辛劳，小人物的困顿，小人物的跌宕，小人物的挣扎，小人物的悲伤，小人物的欣慰，只有如此才是一部完整且真实的历史。”作家在《回乡》这部短篇中也未曾放下自己的历史意识，展现出“以家事写国史”的写作倾向。

二、血亲的羁绊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台湾文学出现了一股以“思乡怀旧”为母题的怀乡思潮。家乡的山河、人事成为作家反复书写的对象，“故乡”的文学形象在浓郁的乡愁中被不断美化。然而当游子真正踏上故土时，看到的却不一定是日夜思念的家乡，面临的也不都是美满的大团圆结局。《回乡》正是描写了大舅返乡探亲时牵扯出的血亲羁绊。

大舅十几岁离家，三十八年后再次回到故乡已是两鬓衰白。由于长期的地理隔绝以及彼此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我”母亲、大舅和小舅三姐弟之间的心灵距离已然相当疏远。“大舅与他从江西赶来相见的哥哥，时隔几十年再见，也是彼此点点头。”大舅与小舅的关系则更为复杂——生活在农村的小舅期望大舅这次回乡能为他提供物质帮助，同时也隐约透露着他对大舅的怨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众身上的三座大山被移除，但接踵而至的三年严重困难、十年“文革”使得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命途多舛。1980年代末的农村刚刚解决温饱，人们生活拮据，而海峡对面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先于大陆。于是当年见不得光的“境外关系”反而成为一种荣耀，家中有个境外亲戚相当于多了一根救命稻草，因此小舅也就希望大舅能在家乡待久一点。除此之外，小舅对大舅还有精神上的需求，想借此机会弥补空缺了几十年的陪伴。比自己大四五岁的哥哥远走他乡，独留他和父母在家乡承受着风浪，等大舅再回乡时二老已成为“一块几乎完全坍塌的坟头”。此次回乡的主角自然是冲破藩篱、回乡探亲的大舅，还有“我母亲”也是年轻时私奔，在异乡漂泊数十年后第一次回家，作为下一辈的“我”更是第一次踏足原乡。叙述者“我”提及小舅时常找母亲接济，母亲用辛苦赚来的私房钱来补助弟弟，甘心吃亏。这在小孩看来自然为母亲打抱不平，但长大后的“我”也稍微能理解母亲对小舅的歉意。她是家中的长女却与原生家庭长久决裂，留下了最小的弟弟在乡下务农、照顾父母。本应彼此依靠的三姐弟在时代的浪潮中各自离散，即使大部分由客观的历史原因所致，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家庭观念让出走家乡者永怀深切地自责和歉疚。

随着大舅在乡时间渐长，更深一层的血亲羁绊也显露了出来，那便是大舅与广福之间的父子关系。广福是大舅离乡前遗留在原配腹中的骨肉，大舅回乡时广福已经是成了家的中年人，“父亲”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一直缺席。在大舅与乡亲们侃侃而谈之时，广福一直默默地为他续水，沉默地凝视着自己的生父。直到在他与小舅的争吵中，广福隐忍的委屈以及对父亲的不满才全面爆发。“他忽然两眼流露出憎恨的凶光道，你一个人到外头讨老婆生崽，过神仙日子，把我们丢在老家，水塘里浸，火塘里烤……你几年前托人带钱给叔叔我没得意见，他为了你的境外关系，也吃了苦，遭了难，一根茅草都要讲出身的年成，想撇得一干二净，有那好！”大舅的离乡让新婚家庭失去了支撑与庇护，并且“境外关系”如定时炸弹般的存在让本就孤立无援的广福母子饱受冷眼。广福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治病，偷偷地上集镇卖鸡却被闹“文革”的人抓去批斗，受到羞辱后上吊自杀。身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和儿童要在动荡的年代生存下来更为不易，广福将痛失母亲的愤恨宣泄到这位未尽到家庭职责的父亲身上也不足为奇。广福的这番话让大舅深感歉疚，他不仅“将盘缠之外的余钱悉数给了广福”，并且回到台湾后“将位于台北永和的两套房子卖掉一套，卖掉房子的钱，一大半寄给了广福”。大舅在台北过世后，广福也逐渐意识到父亲在异乡并非“过神仙日子”，同样经历了颠沛流离。因而广福在病重之际生出了思念与后悔：“那年我爸爸回家，走前，将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包括二妈出嫁时就佩戴的手镯子……我那时那么不懂事，那么糊涂，那么钱迷心窍，就拿了……你下次去太晚，替我还给她老人家……再，替我到爸爸坟前磕一个头，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想他……”其实在大舅回乡期间，广福虽然怨恨生父抛弃了家庭，但不置可否的血亲关系让他对衰老的父亲关怀备至。比如他用平时舍不得用的樟木板给大舅做了一只四脚枷凳;他在指责大舅后依然担心父亲的身体，“放出悲声”。这种因血缘而生的羁绊让姐弟间、父子间有一笔不能算清的账，每个人都一直在“亏欠”和“补偿”间来回，也为此紧密联结。

“羁绊”一词在近年来频繁出现，与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关联。“羁绊”在日语中指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舍、相互依存的纽带，同时也是日本动漫、日本影视中常常含括的主题。例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承接小津安二郎、山田洋次等前辈的家庭题材，在银幕上尝试去诠释亲情中的羁绊，其细腻而精准的情感捕抓成为系列电影的特色之一。《海街日记》讲述了三姐妹在父亲的葬礼上见到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微妙的血缘关系让她们很快亲近，最后决定保留父亲的老房子、生活在一起。《步履不停》呈现了父子两代的争执与谅解，不听父亲劝说的儿子选择了画家作为职业，生活受挫后带着妻女返回父亲家中。《如父如子》则通过错抱孩子的故事来讨论“血缘”与“共同生活中产生的亲情”两者应当如何抉择或平衡。这些日本影片突出表现了亲人之间纠缠不清的羁绊，将人的选择和行动作为解读亲情的切入点，《回乡》也是挑取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来思考亲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修补和重建。南翔没有选择以温情来包装家庭，而是直面家人们久别重逢所带来的隔阂，并且从中发现丝丝缕缕的血亲羁绊。

三、底层的落伍

《回乡》描写的都是小人物在大历史经纬间的命运，其中有两个尤为显眼的底层人物形象——小舅和广福，他们身上承载着作家一如既往的底层书写。小舅和广福长期生活于农村，生活的艰难困顿让他们在容貌和精神上未老先衰，在对物质的渴求中迷失自我。他们都属于被抛弃于农村的落伍者，未能像“我母亲”“我大舅”一样离开乡土。本应相互扶持的叔侄俩为了钱财出口伤人、大打出手，完全丢弃了礼序。小舅眼看着自己的侄子广福生活拮据，住在“一栋歪七趔八的土砖房子”里，他还是把大舅两次寄回家的钱全数昧下。广福得知此事后“嘴皮子变得刻薄”，甚至铲起一锹泥土劈面就朝小舅脸上泼去。《回乡》中写到了“贫穷日久必生疾”这句话，叔侄二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亲情的言行是人性“生疾”的表现，同时作家清醒地指出这种人格缺陷的主要成因是“贫穷”。南翔的另一代表作《老桂家的鱼》也印证了物质匮乏给人的精神带来摧残。老桂和老伴以船为生，将劳苦一生的积蓄交给儿子上岸买房，但快速的城市发展排挤了疍民的生存空间。原本应当相依为命的老伴也由于老桂年老体衰，嫌恶他不能为家庭收入做贡献，她把值钱的翘尾巴鱼看得比丈夫的生命更重要。无论是《老桂家的鱼》《绿皮车》《海南的大陆女人》，还是这篇《回乡》，南翔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从未停止。他怀着深广的悲悯之心，以旁观者的笔触展现出底层人物的多面性。他們身上既有为了生存而抗争的顽强，也存在着因“贫穷日久”而生的卑琐。单纯的同情从来不是南翔的创作主题，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伴随着情节深入有所改变，从而体现出作家对人性不完美的挖掘以及宽容。

广福的命运结局是《回乡》的一个小高潮。他用大舅以“海峡另一边家庭的裂伤”换来的钱盖了两层楼房，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农村风光一时。这栋楼房给广福的家庭带来过短暂的幸福——“他的脸上有了笑容，还会给邻舍递烟了。老婆也常回来了，逢人就讲，得闲她要去长沙看脚痛”。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飞速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广福引以自豪的房屋不久就被争先恐后冒出的新屋抛下，一如广福也被时代不断往前推的浪潮抛下。他死守着自己的砖房，一年两三次地用劣质油漆粉刷墙壁，企图维持它的原状，导致这栋楼房也成为他患上白血病的诱因之一。广福的执念不仅在于想留住自己曾风光一时的证据，更是因为这栋楼房是父亲牺牲了幸福留给他的，是父亲对破裂的父子关系的弥补。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但物质层面的东西终究会成土成泥，就像广福的新楼一眨眼成了颓败的旧屋。广福放弃了抓住亲情的机会而选择了金钱形式的补偿，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想必他在走向生命终点时也有一番思考。至少作者通过广福的故事回答了一个问题：底层的落伍并不是单凭物质就能补足的，社会还应展现出温情的姿态来扶助他们。南翔通过《绿皮车》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可以放慢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中国人民、社会良知和道德建设，让每一个生命享有自由和尊严。对于广福和小舅这种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落伍者，南翔在其创作中锲而不舍地注视着、书写着。

四、结语

近年来，南翔有意识的写作形成了不同系列作品——大学系列、民国系列、“文革”系列、手艺人系列和生态系列等，《回乡》难以归于其中一类。然而在这部看似独立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一如既往地贯彻了他对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相互关系的关注，保持了他对城乡发展差距的担忧，读者还能从中寻觅到他对“文革”反思的痕迹。譬如广福母亲的自杀是“文革”系列的一个补充;大舅羡慕家乡的空气而台北污染严重也是生态系列的显现。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回乡》“偶有结构松散或抒情过度等问题” ，但正是由于写亲人的故事，作者放弃了纯客观立场，任由亲情在字里行间翻滚澎湃，反而更加触动了读者对至亲的一往情深。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