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天舒

《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荣新江、朱玉麒主编，凤凰出版社，2019

由荣新江、朱玉麒主编的《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由凤凰出版社正式付梓出版，本书是关于2018年10月13-15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的论文合集[1]。该书所收30余篇关于历史、考古、民族、语言的论文（含序言和一篇综述），代表了现阶段这一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分为汉唐之间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典籍与文书、丝绸之路的考察与记录三部分。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本论文集所收文章“在东西方交流的领域、在丝绸之路的多方面做出新的探索”（第l页）。本书所收论文分为丝绸之路语言与宗教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典籍研究、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交流研究、丝绸之路探险史研究四种，基本概括了本书的研究方向。

笔者认为本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新材料的大量刊布。众所周知，随着近一二十年出土文献井喷式的发现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新材料不断涌现，伴随着材料的出新，赋予中古史研究以新的生命力，许多原本模糊不清甚至未曾关注的问题，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步得到解决。具体到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墓志、文书和域外汉籍方面，收入本书的则有张德芳的《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物和汉简为中心》，胡兴军的《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制考》，徐媛媛的《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中心》，沈睿文的《吐峪沟所见纳骨器的宗教属性》，段晴、侯世新、李达的《于阗伏阁雄时代的两件契约》，朱玉麒的《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高田时雄的《<新疆大发掘（第三回报告）>与内藤湖南》等，都是依托新材料而取得的新的研究突破。而迄今为止，这些材料的整理大多还是零散的、个案式研究，故而今后对其系统地整理研究，势在必行。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方面的考古出土材料还会继续，仅笔者所知，丝路沿线尚有大量出土简牍、碑刻等材料亟待整理刊布。今后在这方面，学界必将继续发力，相关论著也会不断涌现，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

二、理论的创新。本书的题目定为《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则其所收文章所讨论主题，当以丝绸之路为主，实际通读全书，则并不简单如此，像徐媛媛的《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中心》所论内容是以一方唐代鸿胪井刻石为引子，进而论及唐代东北边疆唐朝与渤海国的交通问题，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由此引申学界提出的“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概念，作者首先在地理上对其进行界定，指出“‘东北亚这一地理概念是指亚洲的东北部，一般指日本、朝鲜、俄罗斯东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带。若以经纬度划分，此地区大致在东经114度以东直至亚美分界线，北纬38度以北的亚洲区域”（第86页），之后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之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北亚‘贡赏问题及日本‘虾夷锦的来路及虾夷人的贡献等方面”[12]（第87页），进而将旅顺等新考证出的交通路线，“充分证明了旅顺在沟通关内外及东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联系上的重要意义”。这样就把过去的“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内涵丰富化，同时改变过去东北亚研究平行的观念，更多地从中国本土出发，从旅顺一点出发，研究整个东北亚的交通状况，可以说本文作者对此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再有霍巍《汉晋时代西藏西部的“酋豪”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开拓》（第21-31页）一文，作者充分发挥自己多年实地考察，深入藏区考古工作的丰富积累，同样论证了一条新的高原通道，作者将其定义为“高原丝路”，作者明确指出“至少在吐蕃王朝统一西藏高原之前，西藏西部已经成为青藏高原沟通与外部世界的前沿地带。如果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正确地理解为历史上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所有路网，那么无可否认地从理论上讲，历史上曾经有一条将西藏西部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路线——我们或可将其称为‘高原丝绸之路”（第28页）。“高原丝绸之路”是作者首次提出，也是学界继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等概念之后，对传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界定的又一次延伸，大大加强了对这一范畴概念的深化。本书实际上也再一次证实了，只要可以有行人的交通路线，本着文化和商业交流的目的并切实取得了互惠互利的双方平等交流关系与成果，则“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时空界定，它更多发展成一个更加灵活与弹性的概念，只会随着各方面材料的积累，研究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19世纪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这一在当时看似稀松平常的概念，不想在100多年后它的起源地再次大放光彩，“丝绸之路”这个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终于在中国生根发芽，确实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分。

三、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出土材料无疑对近些年来的史学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出土材料仍有其较大的局限性，主要是材料性质单一、文本残缺不全甚至造伪，它一方面将研究的领域拓宽，使得之前很多无法证实的研究取得进展，但另一方面，片面地依赖新材料，实际是很危险的。譬如墓志，已有学者指出，单纯的墓志考证，实际上意义不大，何况一些学者研究，纯粹以墓志为依托，在墓志来源不明，其本身真伪尚难以遽断的情况下，在此之上的论证，则往往沦为空中楼阁，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对材料本身的浪费。依托新发现的材料，同时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力求取得对文本表象背后整个领域的全方位考察，考证出一些当时独特的社会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考据，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本书中孟宪实《论唐代敦煌与伊州的交通》（第32-50页）一文为例，就其中所涉及敦煌与伊州道路的记载，作者也是先后参考《隋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通典》《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然后再引证敦煌所出《沙州城土镜》《西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圖经》，这样的史料集中、对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其中实际仍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如果没有对传世文献的充分了解，就无法做到这般深入。

四、立足中土，放眼域外。这是荣新江老师在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3]中最早提出的，他原话是说“立足中土，放眼西域”。我们也可将其扩展到域外，实际上这些年受益于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强，大陆学人每多奔赴海外，求访秘籍[4]，实际上古代中外的交流，从未完全中断，我们只是受制于各种条件所限，近些年来才把目光更多地投放到海外，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方兴未艾，本书所收朱玉麒的《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王冀青的《法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究》、余欣的《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敦煌文献与日本写本的综合考察》，就是作者们勤于搜访，依托从域外经眼之新材料（当然高田时雄不是大陆学者，本身就在域外），为丝路研究做进一步的推进工作。本书作者们实在贡献良多，而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后来者的努力。域外材料的引入，与中土文献的碰撞交融，必然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当然，白璧微瑕，在肯定本书众多贡献的同时，同样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所谓金无足赤，学术本就是一个不断讨论争鸣的过程，对其中一些笔者所理解不妥之处，在此一并指出，见教方家。

一、丝路概念的界定。前揭本书书名，叫作《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考虑到文题相对之意，则其所收录文章，在大的主题之下就是与丝绸之路沿线相关的研究，涵盖这一区域历史、考古、语言、宗教的研究。但本书所收内容似乎稍显冗杂，比如，其中所收普仓《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及其译本》 （第206-215页）一文，以最近在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梵文写本为依据，与传世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对译，从文本上对该经进行了全新的注释，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但似乎更大范围上属于宗教语言学的范畴，与丝绸之路本身关联不大，即使按前揭霍巍所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来界定，也是关注青藏高原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其主体各版本之间也是在西藏和尼泊尔之间流通，记录文字为梵文，不應将其纳入整个丝绸之路的研究。再如文·憍陈如称撰，傅英东译的《缅甸收藏的巴利文写本》、王继红的《〈金刚经〉重译的同化与异化之别》、萧贞贞的《佛教〈大缘经〉中人类诞生因缘的研究》都是同一问题，这当中就有很明显的概念界定不清，即编者对所谓“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界定如何，原本丝绸之路本就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今甘肃玉门关以西，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我国西部广大区域，广义上则包括帕米尔高原以西整个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要道，也都是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围。以及在此之上衍生出的这条丝绸之路“主干道”的其他“支脉”，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草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东北亚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编者对此的理解，是广义还是狭义，是“主干道”还是其他“支脉”，至少在序言中，应有一个清晰的交代。从本书所收文章来看，编者心中的丝路当然是宏观的整个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网，如果概念界定清晰，那么文章的收入就必须严格按照这一标准来执行，希望今后在这方面加以关注。

二、题目分类不清，文题不对。本书副标题“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实际本书则划分为汉唐之间丝绸之路及相关问题、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典籍与文书、丝绸之路的考察与记录三部分。它与副标题还不能做到一一对应的高度统一，其中一些文章，诸如张德芳的《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物和汉简为中心》、胡兴军的《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制考》就同时具备考古和文献的要素，若依据本书所分三部分来划分，则将其划分至第一或第二部分实际都是可以讲得通的。另外第二部分题目虽然叫作“陆海丝绸之路”，但也许是受参会论文所限，本书仍是过分强调“陆”的部分，对“海”的部分关注不够。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北亚范畴主要是中日及朝鲜半岛的交流，进一步延伸则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及中东沿岸国家，这无疑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在本书中除了史睿《〈西域记〉泛海东瀛考——以最澄〈显戒论〉为中心》涉及中日间的海上交通，其他则未能有更充分的探讨，而“陆”的部分实际缺失了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交通线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三、其他问题。最后就是一些校对、编辑的问题，相对而言，本书校对较为精良，但这方面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刘子凡的《丝绸之路上的弓月城与弓月道》一文中，“新疆唯吾尔自治区”，此处之“唯吾尔”显系“维吾尔”之讹（第68页）;同篇注释中所引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只标卷数而未及标明页码（第69页）;徐媛媛《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中心》“（东北亚）大致包括中国华北的东部、东北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部，东北三省，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第86页），此处“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蒙古国”，当然作者此处可能是观点转引，但对已经变化的地名等标准词语，一般以现今称谓为准，否则最好还是加以注解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一些，在此不一一列举，希望今后可以在校勘审阅方面精益求精，使本书的质量更上层楼。

注释

[1]《丝绸之路新探索·序言》，第1页。

[2]此段作者参考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1991 （4）：28-33;傅朗云.关于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探索[J].北方论丛，1995 （4）：43;阎质杰.我国历史上的东北亚丝绸之路[J].中国地名，2000 （2）：45-46。可参考本文作者第87页注1。

[3]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M].香港三联出版社，2009，大陆版见复旦大学出版社所出同名著作，2010年。

[4]以域外材料为研究主题，这方面国内关注较多的是童岭，可参其《六朝隋唐汉籍旧抄本研究》等。当然其所关注的主要是域外汉籍，较之笔者所论本书之域外材料范围更为狭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