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珮艺 杨荣

百年前，罗曼·罗兰（ RomainRolland，1866-1944年）在瑞士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一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再一次听到“超乎混战之上”的“欧洲良知”振聋发聩的和平主义号召，而这声音也传到世界各地，激起被战火荼毒的各国民众的广泛响应。随着1919年《新青年》上张嵩年那篇《精神独立宣言》译文所附的介绍，罗曼·罗兰以“因为全欧洲，全人类说话，不容于法人”[1]30—48的英雄之姿进入我国民众的视线，并在日后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巨匠。

然而当时，如同此前饱受争议的《超乎混战之上》一般，《精神独立宣言》一经发表，便在法国本土乃至欧洲全境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前者的反对声主要来自法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那后者更是将《名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置于两难的境地。面對因未尽的战火和潜藏的危机而支持新兴俄国社会主义的拥趸，罗曼，罗兰“独善其身”的态度此后引发了和以亨利，巴比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而就在这宣言发表后的近10年间，罗曼，罗兰在甘地的非暴力反抗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间摸索和平的路径，探寻间不减反增的犹疑并未阻拦“自由良心”“格莱昂波”最终坚决地站到苏联一边。尽管这支持随着苏德条约的签署分崩离析，但它还是成为罗曼·罗兰的攻击者乃至后来的评说者指责他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法兰西行动”朋党的谩骂和“罗兰主义”反对者们的攻讦终没能击倒这个以一敌众的斗士，罗曼·罗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在他身上，长河小说作家、艺术史教授、和平主义者、苏联同路人、世界公民等标签被赋予了不同色彩、不同重量。在这种种评判之上，《名人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广为人知，在众声喧哗归于寂静后成为作家的代名词被千万读者铭刻在心。然而它们代表的或许不仅仅是“作家罗曼，罗兰”的创作结晶，还有他身份认同的建构核心、多维叙事的中心观照——一个不曾停止行动、终身都被叙述的“英雄”。

一、生而为人的英雄

论及英雄，无论是否熟知罗曼·罗兰的读者往往都曾听闻《贝多芬传》里给出的定义：“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2]11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米开朗琪罗传》开篇那掷地有声的英雄主义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2]133然而，而，这个“英雄”并非一尘不变的僵化形象，他诞生于罗曼·罗兰担任高中伦理课教职之际，并在此后的岁月见证了罗曼·罗兰的心路历程。一些罗曼·罗兰性格中看似矛盾的部分实则同属这个形象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一）独立自由的个体

被视为罗曼·罗兰英雄主义杰作的《名人传》确是作家立足文坛的关键之作：1903年《贝多芬传》首次刊载于夏尔，佩吉主编的《半月刊》上，令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声名鹊起。但它并非罗曼·罗兰“新的普鲁塔克”英雄传记系列的开山之作，第一部实为仅在英国出版的《米勒传》。当时的法国乃至欧洲社会，在罗曼·罗兰看来精神颓废、文化松散，艺术作品普遍缺乏生命力，因而画家米勒真正的价值于他而言源于其人其作展现出来的精神魅力。但是除了对画家性格和心志描写的部分，作家对这部小传并不满意，他对挚友说：“读读第一章即可，唯有这部分我加了点个人的东西，粗粗描摹了米勒的一生——沉寂英雄主义的一个完美例证。剩下的部分一文不值。”[3]95而附于首版《贝多芬传》一同发表的“英雄名录”中不乏颇具争议的政治领袖，而不单是声名显赫的艺术家。

心理肖像的刻画方式、历史人物遭遇的挫折磨难……罗曼·罗兰强调英雄的人性，突出英雄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人类”的精神力量，而这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类成员的个体——都潜在拥有的。他弱化了这些人类群星闪耀中“才华”的部分，或者说潜移默化地将其置换为独立人格的一部分——“坚强意志”的产物：独当一面才是他们没有泯然众人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在《贝多芬传》大获成功后开始连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用漫漫10年循着小克利斯朵夫的生命长河直至圣人克利斯朵夫抵达新生的彼岸。作家着意勾勒的不是古典悲剧式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悲喜交加普罗大众生命的真实缩影。他对于矛盾冲突浓墨重彩的描写——无论是社会交际还是内心世界——都是对独立自由人格的彰显。

人物传记着眼命运坎坷和性格缺憾凸显了“英雄”亦是血肉之躯，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画卷又呈现普通人何以成为英雄——只要保有独立自由人格。罗曼·罗兰消减了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大众的隔阂，叙述构建了一种“人人皆可”而至“人之本性”的自由独立精神。作者在此或有偷换“代表性”和“个体性”的嫌疑，但毫无疑问，就共情性和感知力而言，从代表人类整体的这些个体叙事出发，罗曼·罗兰感染了与这些英雄拥有同样“人类”身份的其他人，并予其以动力。如同他自己所言，“我绝不会造成不可几及的英雄范型”[2]133。

如此看重精神的独立自由，也难怪罗曼·罗兰常被扣上“个人主义”的高帽。但是将他“以一敌众”的态度总结为一种傲慢的唯我独尊何尝不是肆意曲解作者意图的傲慢阐释？正如有自己独到的英雄主义观一般，罗曼·罗兰对“个人主义”亦有自己的看法：“我从个人主义中不单单听出了冒险开拓精神，还有理智道义上的孤独。”它控诉的“联盟思想、群体心理和个人反抗的缺失”让人“唯恐发出半个不同于总和声的音符”。[4]132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

显而易见，罗曼·罗兰塑造的英雄并不囿于法兰西的领土。无论是集各国英豪的《名人传》，还是从莱茵河畔徘徊至塞纳河边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同文化背后的共性恰是一种包容文化多样性的人类文明。

罗曼·罗兰警惕爱国主义向民粹主义的异变来自他生命中的三次大战。比起两次世界大战，此前的普法战争或许才是对他们——他、佩吉、巴比塞那“经历1870年至1914年问西方两次战争的一代人”[5]引言，7、同时也是法兰西民族两次世界大战的中流砥柱一辈——国民身份认同影响最深远的一战。当大部分同辈人将重建法国国民信念视作重塑国民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时，罗曼·罗兰却将国民认知放置在欧洲的版图，和她的邻里身份共同观照，甚至，跨越了毗邻的德国意大利，眺望向了大陆另一端的俄国和海峡另一岸的英国。

法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落到罗曼·罗兰眼中更像是一种国民性的自我封闭，他在1918年给友人的回信中坦诚道，“一直以来，我都因法国当代思想的视域之狭窄而备受煎熬，直至窒息……自战争以来，这种狭隘显得越发沉重：倘若我们不予补救，它将是致命的”[4]155。曾经的文化中心地位既是他骄傲的来源，也是他担忧的原因，从欧洲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中博采众长让他明白需要一个来自内部的“外来声音”去唤醒沉睡在自我幻境中的同胞。他的文化认同从不囿于国界，“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经典，应该只是我们文化沃土的一部分”[4]155。所以有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伟人们，有了一步步深入法国文化的“德国音乐家”克利斯朵夫把“户内”孤立的法国人联结起来。当他宣告克利斯朵夫是“我们之中的一员”，将其视为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时[5]引言，7，这个英雄身份便有了对法国血统去中心化的诉求，迈向了对“欧洲良知”的身份認同。

但他没有止步于此。“因为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要那些足以指引人类的原则获得胜利。”[6]296面对新世界力量的崛起，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汇聚滋长着欧洲中心主义情结时，罗曼，罗兰热情地拥抱神秘的东方和新生的美洲，呼唤人们“抛却无畏的警告吧”[6]298。即便这样一种人类身份构想必将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扑，罗曼·罗兰还是明确表示“整个白人文化正在走向覆灭”“唯有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共同创造新的社会公约——迎接新的人类整体”[4]233才能得以存活。当他宣告“哪怕我们的欧洲丧失其霸权和优势时，它的天性本质也未曾丧失;它汇人了天地本源”[6]298时，他书写了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类身份”的最终篇章。

（三）代表人类的个人

独立自由不仅仅是对单一个体的要求，也是对人之为人的群体主体性诉求。罗曼·罗兰对于坚强意志的强调、对颓败社会的痛斥——对“英雄”群体的召唤——针对的是浑浑噩噩的冥冥众生臣服于政府或宗教“不正当的合理性”。

在他的笔下，人的强大在于自身，绝非依靠宗教或王权;不是虔诚的信徒或者有权的臣民，而是生而为人、独立自由的灵魂才可重启社会活力。这样的主体不听任权力的摆布、不盲从宗教的训导——看看罗曼，罗兰对米开朗琪罗宫廷生涯的描写——这些甚至可能是英雄意志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在《论偶像》里呼喊，“谁来摧毁这些偶像？谁来让这些盲信的宗教狂徒们睁眼看看？谁能让他们明白，他们灵魂信奉的神明——无论宗教的或是世俗的，哪怕它的确毫无指摘——都无权凭借强力施于他人，或是对其横加蔑视呢？”[7]96宗教经典也好，官方历史也罢，俯首帖耳听命于任意一个思想的暴君都是把行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拱手相让。

唯有脱离这威权，多元文化才能重焕生机，而要实现这种主体回归又仰仗多元文化的共存。可以说，罗曼，罗兰认同的“英雄”是对一组相伴相生的个体一群体身份的双重塑形，是以“历史应把寻求人类精神存在的连贯性作为其研究目标，并且应该保持所有人类思想的内聚性”[8]7。在他看来，“人类”的整体命运取决于“自我救赎”的个人[4]277。正如他鼓励青年梁宗岱去挖掘深埋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神秘力量”时所言：“伟大人物的职责在于察觉这种力量，并且交还给他的人民。”[9]324

“英雄”是罗曼·罗兰认同身份的理想化身，他一方面以冷静的理性判断引领着全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他身为英雄的最佳品质——坚韧不拔的品性——又潜藏在每个人身上，消弭了精英和大众的隔阂。他在建构个人认同身份的同时也在建构人类主体身份，即“英雄的自己”属于超越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也唯有在这样的新兴群体中，他希冀的英雄形象才得以实现。恰如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自己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标志下度过的14年”所说的那般：“个人为了大家的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10]329

只是为了让这精神传扬开去，这孤勇的英雄必须是领袖。他的领袖地位既来自他思想的魅力，也近乎悖论地得益于他孤勇的态度和立场。“我希望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充当他们领袖的一个英雄的号召下，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了使这个领袖存在，我只有把他创造出来。”[5]引言，5显而易见，被创造的不只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完成自我构建的“英雄”罗曼·罗兰。

二、多维叙事的“英雄”塑形

“由于缺乏活人的、直接的光辉榜样，就需制定世俗圣徒的‘福音书——英雄人物的传记。”[10]24“这是罗曼，罗兰担任高中伦理课老师时萌发的念头，因为他深知“唯一有说服力的教材是榜样的教材”，于是便有了后来“英雄们的学校”[10]32：——《名人传》。故而从一开始，道德力量就是这个英雄形象的立足之本，亦是作家本人的信仰之源。

进一步来说，抛弃巴那斯派和“唯美主义者”的罗曼，罗兰意图实现“行动的艺术”“梦想的艺术”[10]141-143，当他对知识分子发出《精神独立宣言》时，他强调的的确是这个“以思想创造为行动”的群体的社会担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恰如杜尔凯姆所言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般——是被一种思辨的“职业习惯”所驱动的[11]270。在罗曼·罗兰那里，以笔为戎的作家唯有写出振聋发聩的文字才算不负自己的使命，道德和才华于他是无法割裂的共同体，真正的艺术家绝无“自娱自乐的生涯”，而是耶稣般的“忧患之子”，“历经苦难、孤独、怀疑和普遍误解的考验”是英雄的必经之路[4]278—279。

因而我们在此跳出传统叙事研究对于形式的关注，呼唤在“叙事身份”中引入伦理之维的保罗·利科，这不仅因为他“并无伦理上中立叙事”[12]139的宣告与罗曼·罗兰文以载道的艺术观不谋而合，还由于他对于“叙事”的广义界定——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编排（muthos），也就是对事件的组织整合”[13]62——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英雄”罗曼·罗兰何以随着他的多维叙事跃然纸上，步人人间。

（一）叙事文类：文类有别，彼此呼应

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袒露，“我是一个得把那些让我煎熬、令我希冀的说出来的人。倘若我采用艺术的形式来说，那不是为了创作一部艺术作品，而是因为我乃艺术家。艺术是工具，而非目的”[14]68。诚然，文类有别，不同体裁各有千秋，谈及创作戏剧和小说时，罗曼，罗兰称自己处在“迥然不同但相辅相成的思想状态”[4]223，前者更为崇高，后者更为自由;而面对自我叙事，作家有更为清晰的界定：日记是日复一日、瞬时情感的记载，不足以从中寻获他“真正持久的思想”，这“精神记事本”令他得以在日后重新审视先前的“判断、预测、怀疑”，从而“修改或者取消某些结论”，于是便有了《回忆录》;而自传《内心旅程》则是一阕盈满梦想的交响乐序曲，它“独立自主地表现着潜意识或意识的张力”[6]16。但无论如何，所述内容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呈现形式的独特性，不同体裁只是传递信息的别样表达，各类叙事以极强的互文性彼此支撑、全部统摄于罗曼·罗兰的英雄塑形之中。

与此同时，多种多样的叙事交织协同，与英雄形象独立自主的精神内核形成呼应，从形式上同单一权威叙事抗衡：无论单个人还是全人类，罗曼，罗兰憧憬的那个英雄主体绝不盲从任何强加之词。他在戏剧中回溯革命历史、召唤革命先驱，因为“人民戏剧”的构想本就是革命性的。要实现他的戏剧纲领，这一艺术形式自身迫切需要革命，且是一种关联社会阶层、话语权力和思想表达的全方位革命。重述似已尘埃落定的历史事件，罗曼，罗兰无意争论对峙双方谁是谁非，即索求某个历史人物所谓的真实面貌、揭露一桩陈年旧案的个中隐情;他的诉求在于重置问题：把被遗忘的视角、被简化的背景、被掩盖的条件和盘托出，击碎历史人物“为人熟知”的假面，甚至以此针砭时弊。谁曾想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其实分别剑指德雷福斯事件和苏德条约签订呢？《七月十四》中他開门见山地宣告，“比起逸闻趣事的真相，作者在此追寻的更是道义的真理”[15]3。这种和历史权威声音以及戏剧传统表达“分道扬镳”的“标新立异”之举，着意凸显广为人知的“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相，它不言自明的可靠性实际得益于单一叙事背后的强大威权，而这往往使得群体性歇斯底里的乌合之众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但是，身为一个博览群书的读者，罗曼·罗兰心知肚明面对叙事文本读者拥有的阐释自由，“他们读出（在必要时，甚至创造）契合其认同、符合预先期许的，而将剩下的抛诸脑后”;而他要做的不是“灌输一个念头”，而是“种下”一个“健康的生命”[16]244。但在这“各种衡量评断、诸般赞许苛责都让叙事性成为伦理教育的预科”[12]139的文学叙事之外，罗曼，罗兰也直截了当地通过政论和书信亮明自己当时当事的态度，力所能及地运用多维叙事陈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在他的坚持下，我国左联作家1931年4月17日《反对中国白色恐怖》的檄文才能在《欧洲》杂志1936年第102号刊上顺利发表。[17]27-30

恰如布迪厄所言，“知识分子以自主的名义和高度独立于权力的一个文化生产场特有的价值的名义，介入政治场中，如是构成自身”[18]96。罗曼，罗兰在直接明了输出观点之时巩固了精神领袖的地位，通过不同叙事捍卫了自己认可并塑造的“英雄”形象。这也是他恪守承诺、践行准则，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担当——毕竟“信守承诺正是坚持自我”[12]148。

（二）叙事时间：承前启后，立足当下

时间是罗曼·罗兰叙事的一个关键维度，他清楚这个重要变量如何塑造着他对自身、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我观察生活的眼光在半个世纪里也在变化”，他如是坦诚道，“再没有比对照一生中各个不同年龄的见证、生活和内心的不断起伏更有意思的了”[10]6。但时间于罗曼·罗兰而言也是不变量，因为孱弱的身体和精神的重荷让他自幼便品悟到伴随一生的痛苦，不过“这种深切而持久的情绪并没有毁坏我赖以生活和建设的顽强精神”[10]6，英雄的力量同样与之长存。

或许正是出于时间的这种双重性质，罗曼·罗兰惯于反思回望、创建时间节点来实现叙事塑形：1892年“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民而艺术”的“青年时期的序言”[10]137-144，1912年完成《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把“过去的灵魂”“抛至身后”[5]1531，1931年“站在苏联一边”而“向过去告别”的宣言[10]147-183，1934年决定“继续前行”的“全景”回顾[20]203-250……更遑论此后的自传和回忆录把日记中或紧或慢的叙事节奏进一步强化，凸显了作者生命的核心观照。换言之，罗曼·罗兰通过把事件进行“情节编排”，使其高度统一于自己叙述和具象化的“英雄”形象之下。他把这些自叙视作“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因为当新的一天来临，“那个时期的法则已经瓦解，幻想已经消逝”[10]4-6。

是的，这条开放的时间轴上，罗曼，罗兰的叙事核心始终立足当下，因为“‘当下，对我而言，包含着‘永恒”[4]277。他提醒挚友不可囿于过去[21]73，也不喜欢西方人“活在‘明天”[6]192：一味循着逝去的楷模按图索骥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不小的谬误”，甚至是“严重的过失”[4]227;而他早早就意识并关注科技进步衍生的种种问题，如在1944年的日记中提及“沉睡在原子深处的难以想象的毁灭力量”时就预言“明天的战争将会挖开新的地狱”[22]1057。但哪怕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他也相信“我们的时代是最好的”[21]73;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也告诉友人，“未来被陆陆续续地书写着，而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贡献”[4]381。

罗曼·罗兰的叙事时间从侧面度量了他的主体意识，对于现时现世的观照其实是对这个“英雄”堪为行为主体的印证。“结果的不确定和全人类可能迈向的危险都不应该让我们望而却步，”他宽慰战火纷飞中茫然若失的迷途者，“相反，它们更令我们意识到不能抽身战斗，而要积聚力量。”[4]381当他努力从“昨日的世界”中汲取对当下乃至未来的世界有所裨益的部分，这位从历史传承者蜕变而来的当下见证者便成了未来的奠基者，从述说英雄的人变为被人述说的英雄。

（三）叙事主体：“自我坚持”“自我和解”

这个经由时间锤炼屹立不倒的“英雄”因为对“个体一群体”身份的双重构建而成为一个勇于承担却不唯我独尊的主体姿态，他既非“三怀疑大师”被消解的自我，也不是全然笛卡儿式的自我唯心者。

罗曼·罗兰的怀疑是帕斯卡尔“英雄的理性”的怀疑[4]157，是蒙田式的出于对真理的永恒追寻而始终存疑[4]161，他论及科学家时表现出的好感正来源于这个群体敢于挑战真理的质疑态度。但他对自己“英雄主义”的坚信不疑即便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曾动摇：行动的问题只关乎意愿或程度，而非可能性。

与此同时，罗曼·罗兰从来不乏对他者的观照。除去竭力消弭敌对民族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外，他还敏锐地洞察到包容和冷漠大相径庭，指责文化中心主义者对异族文化的视而不见。甚至，面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新兴武器的使用，还有现代人越发紧密相连却更自我封闭的生活境况时，罗曼·罗兰反思的是挣脱宗教或历史等单一权威叙事的人类主体在利用科技缓步登上神坛的同时是否也踏上了自我毁灭的歧途。

这个英雄的叙事身份恰如利科口中那个“自身的极致结构”—一个“破碎的‘我思”，它“既不会像在‘我思哲学中那样被称颂，也不会像在反‘我思哲学中那样被凌辱”[12]367-369。罗曼·罗兰反复提及的“永恒斗争”正是当坚守自我的主体受到他人召唤、挺身而出之际不得不放弃某些原则时所面临的挣扎，即利科话术中主要展露个性的“相同性”和集中体现承诺的“自身性”的辩证互动。

从《名人传》开始，罗曼·罗兰的多维叙事便已呈现他思想演变的种种痕迹。与其说他通过“伟人传记”再现历史人物生平，不如说他在进入传主内心的同时，也在描摹一个独立人格何以诞生的心路历程;此后诸般叙事皆是他对这个踽踽独行的英雄形象的调整和重塑。“在诠释的反思中，或者说在反思性诠释中，自我和意义构建齐头并進。”[23]152因而最后成形的英雄列传只有寥寥几位榜上有名：他拒绝为柏辽兹著传，因为“音乐家本身并不令他触动”[24]108;他为马志尼收集整理了厚厚的笔记却终究没能完成传记，因为这位革命领袖那“苦难和牺牲的信仰过于冷酷”[4]348。但正如1936年他对通信者直言，“我从未放弃那些英雄传记……我只是抛却了最初的计划：出于心境和思想的转变，其中有些人（马志尼，奥什，等等）让我倍觉疏远”[4]348。为了理想不惜一切代价的满腔热血已经成了冷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热情应该还有哥拉，布拉尼翁老好人的善良和乐观。罗曼·罗兰的“英雄”没有渐行渐远，而是以他为躯更为立体地存活于他的多维叙事之中。

纷杂的时局中不断斗争的内心终又通过复调交响乐中周而复始的英雄主旋律走向不和谐的和谐音：“英雄”罗曼·罗兰这一“叙事身份”联结了“相同性”和“自身性”，实现了不和谐要素的和谐统筹，给予这个复杂永动的灵魂自我和解的救赎。“仅仅凭着社会活动就对我的思想妄加评判实乃大错特错……对我而言，这既出于人性、出于人类之爱（对所有生命的热爱），亦是为了进步、为了永不停息的行动，这是对（心灵、灵魂、社会）停滞不前的厌弃，对死亡的憎恶。”[25]399无论是传记中对人物及其作品的解读，还是小说中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无论是书信往来间对事对时的评断，还是回忆自传里为己为人的辩白……罗曼·罗兰因时制宜做出看似迥异抉择时，他的种种叙事都在诠释、建构和统一自己接受、认同和践行的英雄形象。

结语

在其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中，利科复活亚里士多德的“muth-Os”概念，多次重申“叙事身份”意味着“情节编排”，它通过叙事塑形中和了“和谐”与“不和谐”。而这“非和谐的和谐性”——所有叙事作品的“异质综合”特质[12]168——却也正是罗曼·罗兰时常言及的崇高法则。一定程度上，他终其一生的永恒斗争正是“冷眼旁观、语带讥讽、泰然自若地评判着人们种种努力”的“思想的我”同“和当下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行动的我”的博弈。[25]399

这个被述说的“英雄”形象统摄了他“作家”的职业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亦整合了他“思想的我”为主导的个体身份和“行动的我”为主导的群体身份。一言以蔽之，这个叙事塑形而成的认同身份正是罗曼·罗兰的终身索求，他将含英咀华悟出的人生真谛自觉内化、最终自然外化成我们熟知的那个人类英雄。

构建这个英雄身份的自我叙事并不应该被视作理解罗曼·罗兰思想的出发点。说到底，这是他思想原则的必然结果、他将自身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自然行动。他以艺术发声、想用思想改变世界的诉求要求他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现这样的身份建构，甚至为此要保持一种“以一敌众”的姿态;但他又看到这孤勇的姿态透出的傲慢和距离，这正是他后期“英雄主义”中力图摆脱的桎梏。他希望自己所具象化的那个英雄形象不是封闭的、固化的，而是与时俱进、脚踏实地的。他借克利斯朵夫给葛拉齐亚的信说“扮演查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不健康的”[5]1405;他认为歌德太冷，太远，易卜生的真实太过生硬直至伤人;他深知不能过多地封闭在过去，哪怕歌德、席勒、卡莱尔的思想依旧发人深省。他的一生都在不同的矛盾体中索求一种和谐的答案，独立的精神和广密的联结，前卫的构思和大众的接纳，非暴力和平和颠覆性革命，反智的热情和理性的思辨……

“生命是严肃的，艺术是安详的。”[26]罗曼·罗兰的整体叙事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此刻画并实践的英雄形象在一直往前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但除此之外，在他的传记、政论甚至批评中，有一个走下神坛，因完整而更显人性的罗曼·罗兰。看到他的其他模样意味着英雄不再吗？不尽然。但就算罗曼·罗兰自身认同、努力构建的那个英雄形象随着别的面貌显露而“崩塌”，那也是于作者于读者而言的另一种生命力，因为新的叙事已经开启，而他已然奏完一曲流芳百世的“不协调音创造的最美和音”[27]。

注释

[l] [法]罗曼·罗兰，精神独立宣言[J].张嵩年译.新青年，1991，7（1）.

[2] [法]罗曼·罗兰.名人传[M].傅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3] Romain Rolland. Chere Sofia.Choix de lettres de Romain Rolland a SofiaBertolini Guerrieri-Gonzaga （1901-1908）[M]. Paris：editions Albin Michel. 1959.

[4] Romain Rolland. Un Beau visage atous sens [M]. Paris： editions AlbinMichel. 1967.

[5]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下卷） [M].韩沪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 Romain Rolland. Le Voyageinterieur （Songe d'une vie）[M].Paris：editions Albin Michel. 1959.

[7] Romain Rolland. “Les Idoles”[A]. Au-dessus de la melee[M]. Paris： 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19 15.

[8] [法]罗曼·罗兰，音乐在通史中的地位[A].音乐的故事[C].冷杉，代红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9]梁宗岱.罗曼·罗兰日记（摘译） [A].刘志侠，卢岚主编.梁宗岱早期著译[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 [法]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回忆录[Ml.金铿然，骆雪涓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11 emile Durkheim.“L'individual-isme et les intellectuels”[A].La Science so-ciale et l'action[M]. Paris： PUF， 1987.

[12] Paul RiccPur. Soi-meme commeun autre[M]. Paris： Seuil， 1985.

[13] Paul Ricoeur. Temps et Recit I[M]. Paris： Seuil， 1983.

[14] Romain Rolland. Leon Tolsto？，et al. Monsieur le Comte： Romain Rolland etLeon Tolstoy. Textes[M].Paris： editionsAlbin Michel， 1978.

[15] Romain Rolland. Le 14 juillet[M].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Cie. 1909.

[16] 转引自Jean-Bertrand Barrere.Romain Rolland：LAme et l'Art[M].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66.

[17] Romain Rolland. Jean-RichardBloch. Romain Rolland et Jean-RichardBloch： Correspondance （1919-1944）[M]. Dijon：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Di-jon， 2019.

[18]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M].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9] [法]罗曼·罗兰，向过去告别[A].罗大冈主编，认识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谈自己[C].罗大冈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0][法]罗曼·罗兰，全景[A].罗大冈主编，认识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谈自己[C].罗大冈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1] Romain Rolland. Chere Sofia.Choix de lettres de Romain Rolland a SofiaBertolini Guerrieri-Gonzaga （1909-1932）[M].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60.

[22] Romain Rolland. Journal deVezelay： 1938-1944[M]. Paris： Bartillat，2012.

[23] Paul Ricoeur. Du texte a l'ac-tion： Essais d'hermeneutique II[M]. Par-is：Seuil.1986.

[24] Romain Rolland， Charles Peguy.Pour l'honneur de l'esprit. Correspondanceentre Charles Peguy et Romain Rolland（1898-1914）[M]. Paris：editions AlbinMichel.1973.

[25] 转引自Bernard Duchatelet. Ro-main Rolland tel qu' en lui-meme[M].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2002.

[26]这句出自席勒《华伦斯坦》序曲中的格言概括了罗曼·罗兰“为21世纪所设想的”“真正的”“革命的”的艺术。参见： [法]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回忆录[M].金铿然，骆雪涓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130-132.

[27]罗曼·罗兰数次援引赫拉克里特的格言“对立带来协调，最美妙的和谐出自不协调”，这既表达了他“和谐至上”的艺术观，也是他对兼爱宽容的人类整体的设想。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學学院

法语系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