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生活在上海，家里条件艰苦，“下馆子”的机会很少，要想改改口味只能“吃食堂”。无奈，我家有阿婆（外婆）全职当厨，“吃食堂”亦属奢侈行为，所以我很羡慕能“吃食堂”的人。隔壁邻居小毛爹娘“三班倒”，没空照顾他们兄妹，小毛就去食堂打回饭、菜、包子。有一次我见到小毛将香喷喷的红烧肉打回家，晚上做梦突然大喊“我要‘吃食堂”！一直盼着读中学，因为上学路远，我中午可以名正言顺“吃食堂”。

无奈，因中学资源有限，规定居住地在本区的学生只可带饭，不能“吃食堂”——我的梦破灭了。我每天带着隔夜菜、隔夜饭或者生米去上学，到校后放到指定的大蒸格里。正常情况下，午饭时间，我会拿着热好的饭和“吃食堂”的同学一起，边吃边聊，可算作半个“吃食堂”，也很开心。当然，还存在许多特殊情况，比如，早上匆忙忘了带饭，赶时间打翻了饭盒，淘好米忘了加水制成了爆米花……当时，我的劳动课被安排在学校食堂进行，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我不仅学会了包饺子、做肉圆，而且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素材撰写的小作文《劳动光荣》还获得区征文比赛一等奖，也算是和“吃食堂”有缘。

考入大学之后，我终于成为“吃食堂”一族。大学里学生众多，食堂也不少，记得我们学校有3个食堂，分别是普通食堂、面食食堂和套餐食堂。刚开始，我在3个食堂里换着花样吃。没过多久，我就对“吃食堂”失去了新鲜感，下课吃饭再也不“打冲锋”，反而怀念家里的饭菜和做饭的人。一个学期之后，在同一个城市的中学同学们在各大学之间互相窜起了门，表面上是共叙友谊，其实还有一个目地——吃吃别人家的食堂。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别人家的食堂更好吃，再一次印证了那句古话：“隔灶头的饭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随夫去日本，因打工又成为“吃食堂”一员。打工的日子很辛苦。我在食品厂的模具车间每天需要站足八个小时，只在“吃食堂”时有机会和凳子接触，对“坐”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吃”。一段时间后，我的日语口语达到了交流程度，食堂成了我操练外語的课堂。我以自带盒饭中的菜肴为媒介，向同事介绍中国的饮食和文化，吸引了一大批热爱中国料理的异国听众。

二十一世纪初，我回国工作，中午依然要“吃食堂”。只不过，公司没有食堂，大家需要点餐——每天前台小姑娘登记人数和菜肴。当时的工作节奏很快，同事们“吃食堂”也很匆忙——有人外出拜访客户赶不回;有人刚坐下就被电话催;还有人直接把盒饭拿到办公桌旁一心分两用……同事们很难有机会坐到一起，就着蒸腾的热气，边吃边拉家常。

今年复工后，各大知名饭店放下身价做起了白领午餐，这令“宅家”一月有余的同事们对于“吃食堂”有了期待。这些外卖午餐出自名店名厨，就连外包装也做得精巧，有格调。如今，“吃食堂”早已退去了神秘色彩，从奢侈变得普通，但不失为同事、同学之间缓解疲惫，加深了解的好渠道。食堂中那混杂着各种菜肴、主食香气的独特味道，现在想来依旧让人食欲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