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

2020年伊始，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疫情席卷全球多个国家。面对逐日攀升的确诊和死亡人数，各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大量行业也在瞬间进入了停摆状态。在疫情中，我们再次观看与传染病有关的影片，对那种突如其来的瘟疫恐慌更加感同身受。作为一种最具冲击力的视觉艺术，关于传染病的影像书写唤起人们对疾病和死亡最原始的恐惧，更展示人类对末日浩劫到来之前的想象和预警，而这其中夹杂着关乎道德、伦理、人性、权力、科学、未来等种种问题的质询和反思，也显示了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谛。

一、瘟疫意象与想象：成为类型电影的病毒灾难

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的范式要求创作出来的影片。根据常见的电影术语定义，类型指“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或形式”[1]，经典的类型片可以有数十种之多[2]。在这其中，灾难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种，通常以描写地球或人类社会遭遇大规模的灭顶之灾，人类在努力战胜或躲避灾难的过程中经历了极端的惊悚体验和人性考验。灾难的来源既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天灾，也包括基因突变、生化病毒、外星入侵等造成的疾病肆虐，而后者往往由各种恐怖的病毒带来致命的传染病，构成灾难片中的“瘟疫电影”类别。①

（一）瘟疫恐慌：一种类型电影

“瘟疫”一词，《辞海》的解释是“急性传染病流行的通称”，在20世纪20年代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则强调“病之传染而病之相似者”。回望古今中外人类历史，瘟疫肆虐的年代往往留下惨绝人寰的记憶，天花、麻风、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等烈性传染病能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大的范围内传播，微观世界里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屡屡以未曾想象、猝不及防的方式，给人类带来致命袭击。而数成千上万人口的灭绝，最后仅仅成为史书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在中外电影史上，瘟疫题材并非小众类型。作为一种影像艺术，电影能够用视听手段再现或模拟瘟疫流行时的人类境况，更生动传递着灾难降临时的恐慌体验。从电影叙事背景来看，以瘟疫为题材的电影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基于历史真实记载的古装片，如《黑死病》（2010，英国）、《大明劫》（2013，中国）;二是立足于当代生活场景的剧情片，如《感染列岛》（2009，日本）、《流感》（2013，韩国）;三是设定在某个未来时刻的科幻片，如《十二猴子》（1995，美国）、《我是传奇》（2007，美国）等。这三类电影分别面向历史、当下和未来，呈现瘟疫突然爆发后如何打破既定生活秩序，以及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类如何采取措施应对挑战。

由于瘟疫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这些电影又可从灾难发生场景进行传播空间维度的划分：一是密闭空间，如《卡桑德拉大桥》（1976，美国）中爆发传染病的是一辆正在跨境疾驰的封闭列车;二是半封闭环境，如《盲流感》（2008，加拿大）中致盲病毒在城市里疯狂肆虐;三是互联互通世界，如《传染病》（2011，美国）在短短几天内病毒就随着海陆空交通工具扩散席卷全球。如何把传染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阻断它在更大空间的传播，成为瘟疫电影的主要叙事线索。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有科幻性质的瘟疫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演化成惊悚片，想象病毒将人类变成恐怖狰狞的丧尸，这些电影以追求暴力血腥的骇人体验为主要目的，可将其归为独立类型。但今天看来，除此以外的许多电影似乎已模糊了科幻与现实的边界，更消弭了未来与当下的区隔。谁都未曾设想，电影中的虚构场景竟会在真实世界中上演——眼下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使全球超过60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疑似感染、确诊和死亡的人数仍在不断上升。电影通过符合叙事逻辑的真实，以科幻视角反映现实的荒谬，而现实却用超乎人类想象的荒诞，不断印证着电影的预言。从这个意义上讲，瘟疫题材的灾难书写虽然着眼于遥不可及的未来，却具有极其深刻的当下意义。

（二）预言与寓言：两种叙事功能

在人类的记忆中，黑死病、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疫疾，随着现代公共卫生意识的普及和生物医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很多流行性传染病已经可防可控可治，我们也几乎开始忘却人类历史上曾经遭遇过的瘟疫梦魇。但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从未消除。近20年来，全球范围内先后爆发过SARS、埃博拉、H7N9禽流感等数次大面积传播的区域流行性疾病，但从未有过一次像2020年的COVID-19新冠肺炎如此严峻和广泛。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社会运转井然有序的今天，如果瘟疫再度袭来，我们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瘟疫电影往往预设了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刻，并对人类所有可能的反应和举措提前给出了预测。这类电影的一个巨大功能在于构建了一个仿真语境，按照流行病学传播规律，遵循医疗、防疫、救护、管控等现代国家应急管理流程，符合突发事件发展基本逻辑和群体反应，为观众预演了有朝一日可能面临的危机时刻。在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后，美国拍摄的电影《传染病》进一步展示了新世纪瘟疫传播的迅猛性和程式化。影片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一种高致死率的新型呼吸道急性传染病在全球蔓延的时间线和路线图，并采用一种带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手法呈现了现代防疫体系与科研机构迅速响应的过程，犹如再次进行城市灾难演习。在和平时期，这种预言性叙事除了营造灾难降临时的视觉奇观和恐慌体验之外，更凸显其强烈的忧患关怀和警示意识，为人们提前敲响了警钟。

瘟疫电影的另一个功能在于其隐喻性和批判性，扣人心弦的故事框架下包裹着带有寓言性质的叙事内核。在具有古典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品中，疾病曾被高度符号化，肺结核被视为“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3]——如《面纱》（美国，2006），而霍乱则成为能够“净化”心灵的源泉——如《霍乱时期的爱情》（美国，2007），在很多小说和电影中，各种带有传染性的瘟疫被描述为颇具“罗曼蒂克”气质的文艺病。但另外那些带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品就完全扭转了桑塔格对于疾病的社会学隐喻，传染病以令人恐慌的面目取代了文艺优雅，在种种荒诞场景下，瘟疫带来的死亡恐惧揭开人类伪装已久的文明面纱，让赤裸裸的人性接受最严苛的考验。

二、道德困境与抉择：极端环境之下的人性书写

如果说灾难与救助是主流电影文化的经典样本[4]，那么，困境与抉择就是电影叙事冲突的重要手段。在瘟疫电影中，死亡阴影笼罩全城，如何在灾难中控制局势，如何在慌乱中逃出一线生机，如何在两难中做出决断，这些以无辜性命为赌注的情节成为影片中最关键、最揪心的叙事单元，同时也成为隐藏在瘟疫恐慌背后的叙事主题。

（一）权力的释放：杀戮还是保护？

历史题材电影《黑死病》再现了中世纪那场夺走欧洲1/3人口的恐怖鼠疫[5]，但影片的重心却在于采用“拼贴历史画卷”①的方式表现欧洲教会在威权崩塌边缘时的残酷和疯狂。在电影里，一座因大片沼泽地区隔而免于瘟疫威胁的平静村庄竟成为教会眼中的邪恶力量，天主教徒们假借上帝之名，以驱逐恶魔、消灭异教徒的名义猎杀女巫、残害村民。尽管历史上教会曾对社会动荡采取过积极行为[6]，而猎巫事件也发生在15世纪甚至更晚[7]，但鼠疫横行与宗教迫害却共同构成了后人对于中世纪的黑暗记忆，用屠杀对抗瘟疫的血腥反抗成为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最惊悚的想象。

现实题材的瘟疫电影将这种决策困境移交给政府。对于已经具备价值理性、建立规范体制、掌握国家机器的现代政府来说，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最紧迫的决断是如何迅速救治伤亡病人、制止疫情扩散和平息社会骚乱。政府的决策显然非常棘手，而电影通过冲突的叠加进一步强化这种矛盾。在《卡桑德拉大桥》《极度恐慌》《传染病》和《流感》中，美国或韩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面临着类似的三重困境：第一，在传染病爆发初期，要不要马上向民众发布消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人群恐慌、社会失控、經济崩溃进而危及政权;第二，在发现问题时，要不要正视已犯下的错误并予以弥补？因为这面临着如何处理不可告人但已然暴露的秘密;第三，在病情已经难以控制时，要不要牺牲少数人的生命，以保全更多数人？因为这面临着如何平衡尊重生命和及时止损的两难。面对这种极端环境下的决策艰难，四部电影几乎同时展示了政客们在仓惶之下的疯狂行为，他们不惜以杀戮感染者来“保护”健康人、以牺牲一座城来“拯救”全世界。但电影的主流价值观总是要彰显正义和勇敢。一如其他好莱坞式的影片，四部电影最终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性之光，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打败暴政，取得病毒之战的胜利，而早前所经历过的种种悲伤、痛苦、纠结和愤怒，也都随着疫苗的面世而烟消云散。

（二）灵魂的拷问：感性还是理性？

陷入抉择困境的还有身处疫区的普通个体，几乎每一部瘟疫电影都在展现人类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求生欲望和自保意识。骇人的瘟疫爆发后，人们在惊慌失措中抢购物资、突破封锁、隐瞒病情、避难逃生，其中不乏抢夺、厮杀、出卖、见死不救等种种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的行为，极尽显示人类褪去所有道德文明、礼义廉耻之后的人性本能。此时，患难见真情就显得弥足珍贵，用个体的小温情去弥合集体的大灾难也成为瘟疫电影里的常见套路。

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作品《失明症漫记》的电影《盲流感》讲述了一种流行性眼盲症突然爆发导致整个城市陷入混乱的故事。电影的寓意在于，视觉失明带来的恐慌和失序足以使人类引以为豪的文明制度一夜崩塌，这种文明失明带来的人性黑暗要比传染性病毒更加令人恐惧。电影中出现了很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情节，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比如政府对感染者的粗暴隔离和遗弃行为，以及隔离区里的混乱秩序和新的等级产生，正象征着福柯笔下关于瘟疫治理的“规训”模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极端环境下权力机制的嬗变[8]。而电影里那位唯一没有失明的医生妻子，从她假扮盲人进入隔离区的一刻起，眼前所见的每个场景都是一次灵魂的拷问，尽管见证了人性极黑极恶的一面，却仍用她的善良和温暖去抚慰他人和自己的创伤。

在《流感》中，女主角是感染科医生，男主角是消防队员，两人都被预设了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但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母爱和爱情才是灾难下的人性动力。因为女儿被病毒感染，保护孩子成为这位单亲母亲的唯一目标;而为了帮助一见钟情的女医生，消防队员不顾个人安危一路护航，甚至从死人堆里救出尚存一息的孩子。随着封城、隔离、镇压、焚尸等手段不断升级，电影的紧张节奏一路攀升，场面也逐渐失控。当军方决定射杀突破封锁防线的人群时，电影出现了极其煽情的感人一幕：身带抗体的小女孩面对机枪大炮张开双臂，哭喊着制止了一场更大的灾难。此时电影已然获得它的“圆满”结局：抗体出现意味着瘟疫结束，孩子的天真无邪挽救了几万人的性命，而消防员的全力保护也打动了女医生的芳心，“最后一分钟营救”和“表达真爱”的叠加成功化解了早前所有愤怒和恐慌。

三、科学崇拜与质疑：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询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史中，每一场人类取得最终胜利的战役，都是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突破。但科学对于病毒的了解才刚刚开始。病毒在地球上已经存在数万亿年，并仍处于不断的变异和进化当中，相比之下人类只是非常年轻的生物。如何看待人类与病毒的共生关系，如何思考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这是很多瘟疫题材电影隐藏的深刻命题。

（一）人类的位置：如何保持敬畏和谦卑

今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自视为地球的主宰，正屹立在生物链顶端沾沾自喜，随意捕杀猎物、虐待动物、砍伐植被、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干着种种自掘坟墓的行为而毫不自知。瘟疫的爆发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严厉警告，一切既有的平衡和秩序在瞬间被打破，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小病毒足以击碎人类所有狂妄和自大。

《传染病》的叙事风格在各种瘟疫影片中显示出难得的理性和沉着，其科普性甚至有如教科书般真实严谨。电影从传染病爆发的“第二天”开始讲起，在影片的最后复盘了“第一天”病毒的起源：人类砍伐树木惊扰了栖息树上的蝙蝠—受惊的蝙蝠移居养猪场—误食了蝙蝠粪便的生猪被送到香港餐厅—厨师在制作烤乳猪的过程中沾染了“中间宿主”的病毒—女食客在与厨师握手合影时成为“零号病人”。这场夺走2600万人性命的大瘟疫竟是以如此偶然的方式爆发，而自以为是的人类不过就是地球生物链中的其中一环，仅仅作为病毒传播和进化链条中的普通宿主。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电影还给了一个隐蔽的镜头：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那辆伐木车上赫然印着“安姆艾德森”公司的标识，而那位不幸的女食客正是这家跨国公司派去香港出差的美国主管。这算天灾还是人祸？冥冥之中，地球上的灾难竟然带有因果报应，跨国资本在全球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可能也悄然埋下了危及全球的祸根。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是瘟疫电影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自视强大的人类在渺小的微生物面前竟然可以如此脆弱。地球村已然形成。当我们正在想象全世界携手并肩，以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曙光时，病毒可以顺着我们构建的渠道和网络，悄无声息的大规模蔓延，将一个个磨拳擦掌、踌躇满志的战士击挎，迫使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封锁关闭，犹如壮士断腕般自我切割，又回到最原始的孤岛状态。面对肆无忌惮的病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一刻显得尤为强烈，却也尤为孱弱。如何使地球村真正成为人类的家园，是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呼唤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宇宙的谦卑，学习如何善待一切生命、如何与生态系统和谐相处，是我们需要重新端正的态度。

（二）科学的伦理：如何善用科学的力量

保证科学技术的成果造福于人类，是科学理性的有机组成部分。[9]滥用科学的力量去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将违背科学的基本伦理。某种程度上，瘟疫电影的创作可以看做导演对科学伦理问题的思考和回应。无节制、无原则地追求科技的突破并试图驾驭它，有可能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验室泄露病毒成为瘟疫题材电影的恐怖梦魇，这在很多电影中都得到呈现，并成为灾难爆发的叙事前提。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的病毒来源于恐怖分子擅闯实验室时不慎击碎的试剂喷溅，在躲避追捕时将病毒带进密闭列车;悬疑片《十二猴子》的主角试图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却依然无法阻止地球灾难发生——反人类的科学家助手恶意携带实验室的危险病毒出境释放，最终导致地球50亿人口灭绝;惊悚片《惊变28天》里，科学家用黑猩猩作为载体研究致命病毒，动物保护协会人员草率打开笼子，致使短短28天内全世界都变成嗜血如命的丧尸;剧情片《极度恐慌》里，1960年代非洲瘟疫爆发，美军炸毁村子并留下病毒样本秘密研制生化武器，不料非洲病毒不但没有灭绝反而继续变异，30多年后一只携带病毒的非洲白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迅速感染整座小镇，而美国政府再度试图用炸弹来结束恐慌;科幻片《我是传奇》更加讽刺，科学家宣称利用基因工程重组自然产物，抗癌病毒疗法研制成功，三年后这项试图医治癌症的科学突破致使人类全部灭亡。

瘟疫肆虐，是天灾还是人祸，不同的电影给出不同的答案。电影中频频出现的实验室符号包含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它指向专业、前沿、神秘的科学研究并且代表着人类智慧的尖端。大多数瘟疫题材电影在历经灾难之后还是给出了光明的结局——科学家们与病毒传播赛跑，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毒株分离、基因测序、血清注射、提取抗体等一系列工作，虽然最终成功研制的疫苗也未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但科学终究给拯救人类带来了希望。

但实验室亦是一把双刃剑，灾难的预警性与科幻的反科学性，使瘟疫题材电影同时隐藏着人类对于科学神话的质询。突破伦理监督和道德审查的实验室研究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试图利用病毒研制生化武器以钳制他人的邪恶人性，也必将以同归于尽的代价来印证人类的咎由自取。

四、人类绝望与救赎：向死而生的爱、勇气和担当

面对灾难，恐惧、躲避、逃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作为有思辨力、道德心和耻辱感的人类来说，采取任何行为都需要对其后果进行思考和权衡。“认知神经科学之父”迈克尔·加扎尼加院士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只有人类才会思考生命的意义”[10]。当危及生命的灾难降临时，人类是否还能保留最后的人性？这是瘟疫题材电影留给我们最后的思考。

（一）比病毒更可怕的人性之恶

危难时刻是人性的照妖镜。有些人恐惧生命终止，有些人恐惧权力丧失，有些人造谣生事趁乱打劫，有些人借机大发国难横财。恐慌之下，人类可以不择手段，并为自己编织谎言和借口，和毁灭生命的病毒相比，人性之恶足以毁灭灵魂。

《传染病》中有一个情节，尖锐地展示毫无节操的面目会有多可恶。当疫情正在扩散、疫苗尚未研发、社会开始恐慌的时候，一个拥有上千万“粉丝”的自媒体人，自编自演“连翘可以治愈传染病”的谣言，致使民众抢购连翘引发骚乱并加速病毒传播，而他却与金融大鳄提前联手，靠囤货与证券欺詐狠赚一笔。

《流感》中有一个场景，极尽显示了统治权力的斗争与民主国家的伪善——爆发瘟疫的盆塘地区死亡人数正在激增，美军驻韩指挥官担心疫情蔓延危及美国，下令允许军队向民众开枪并实行地面轰炸，害怕形势失控的韩国总理竟然也在一旁附议。倘非尚存人性的韩国总统力挽狂澜，恐怕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末日病毒》（美国，2009）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在病毒毁灭地球时幸免于难一路逃生的故事，在这令人绝望的过程中，他们不断面临生死抉择和人性考验，为了自保，他们对无辜的陌生人举枪射杀，将曾对自己伸出援手的同行父女弃于绝境，把心爱的女友抛弃路边，最后连自己至亲的兄弟也痛下杀手。面对死亡威胁，自私可以保护自己多久？年轻人按照感情的亲疏远近进行排序，最终虽逃出一线生机，但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和痛苦，“末日病毒”是失却情感的人心。

（二）以爱力挽狂澜的希望之光

批判与警示是瘟疫题材电影的重要功能，抚慰与反思亦是。镜头面前，灾难恐慌赤裸裸地展现人性善与恶的较量。人比动物的优越之处不在于聪明或狡诈、体格或能量，而在于人类是能用感性去校准理性、既会思考又有情感的动物。灾难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幽暗，同时也看到向死而生的希望之光。唯有博大而无私的爱，才是战胜病毒和其他一切挑战的强大力量。

由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英国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的小说《面纱》、法国作家让·吉奥诺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改编的几部瘟疫题材同名影片都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些小说与电影中，打动人心的是爱情之于灾难与动荡下所显示出的纯粹和伟大。瘟疫带有美学意义上的隐喻，极端浪漫化的描写消解了灾难的恐慌，只为凸显爱情的坚贞和永恒。

如果说这类古典主义风格的电影用过于文艺的方式去讴歌瘟疫下的爱情，那么，那些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则用相当写实的方式去展现灾难下的大爱。电影《流感》中盆塘地区被封锁，女医生获得出城的机会，她劝说消防员一同撤离：

“如果现在不走，就走不了了。”

“我是一名救援队员，我不走。”

“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是救援队员。”

“可是，我知道我是救援队员。”

灾难面前，消防员选择了留下，去保护和帮助更多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以其英勇无畏的精神诠释了一位救援战士的职业素养和人性之光。

无独有偶，《感染列岛》中也有类似的场景：突然爆发的瘟疫仍在极速扩散，医院里也有医生被感染身亡，政府似乎有些无力应对。当世卫组织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医生进入疫区救援时，所有医护人员都齐刷刷地举手响应。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和大爱无疆的气概，是绝望之下的一团火，是黑暗之中的一束光。电影在悲情中呼唤希望呼唤爱，在危难中传递温暖和信念，用守护人民的责任和担当，展现团结的力量与合作的希望。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政府消极应对疫情、抗灾救援滞后、埋怨推诿指责等令人揪心和痛心的行为，也看到一些地方社会骚乱频发、造谣传谣、哄抬物价、幸灾乐祸等让人担心和愤怒的事件。若干年前拍摄的那些瘟疫题材电影，似乎一语成谶地成为今天这场灾难的预言，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恐慌之下的人性抉择和危难之下的决策困境。

不过，现实中的温情和温暖总比电影里的场景更令人感动。医护人员勇上前线，各条战线同舟共济，全民防疫居家隔离，捐资救助大爱无疆……我们在疫情中恐慌、焦虑、悲痛、愤懑，也常怀感激、感恩、感动、感慨。眼下，抗击疫情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全球持久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之事外，也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中国已和世界多个国家开展广泛而深刻的抗疫行动，除了加强信息分享、推进药物疫苗研发外，还迅速开展防疫合作并提供各种物资医疗援助[11]，唯有摈弃成见、团结合作、相互支援、积极配合，才有可能早日结束这场疫情。而经历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和大挑战后，我们要以怎样的视野和胸怀去面对全球化，以怎样的理念和行动去建设地球村，以怎样的眼光和心态去迎接新时代，这也是新冠病毒留给我们全人类的严肃拷问。

参考文献：

[1][美]M.格杜尔德.电影术语图解[M]//邵牧君. 西方电影史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Daniel Chandler，An Introduction to Genre Theory[ 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tudies Sit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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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尹鸿.灾难与救助：主流电影文化的经典样本[ J ].当代电影，1999（6）：23-25.

[5][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35.

[6]李化成.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189-200.

[7]虎恩博.从猎巫运动到纳粹大屠杀——一种基于历史共性的探索[M]//胡晓琛，李维.历史语境下的德国与欧洲.北京：社會文献出版社，2018.

[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朱葆伟.科学技术伦理：公正和责任[ J ].哲学动态. 2000（10）：9-11.

[10][美]迈克尔·加扎尼加.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M].彭雅伦，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11]和音.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24）[N].人民日报，2020-0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