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关键词：文学豫军;苦难创伤;权力;生存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6-016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田中禾、李佩甫、张宇、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墨白、李洱等文学豫军代表人物的创作大都围绕中原大地展开。周大新、田中禾的文字总是离不开南阳盆地;豫北延津是刘震云笔下经常出现的名字;耙耧山脉是阎连科笔下最常见的意象;豫东平原的颍河镇是墨白笔下最常见的地名;李佩甫笔下的平原更是对中原人格的隐喻和呈现……这批文学豫军的代表作家，用自己的文字建构出一个“文学中原”。热衷于苦难书写和权力书写，并且在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中原地域文化人格，是这些作家创作的共性，也是评论者公认的文学豫军创作的重要特点。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文学豫军形成这些创作共性。有论者认为，文学豫军的乡土书写深受“弃儿”意识影响，和河南从国家的中心到边缘的转换有关。李丹梦指出：“‘中原突破乃是一种文化创伤笼罩下的书写，这种创伤源于中原由盛转衰的郁结与失语。倘若用一个词来概括‘文学豫军对历史的记忆，那就是‘中国弃儿，它亦可作为‘文学豫军集体身份的命名，‘弃儿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原突破中的乡土书写与主体建构。”①笔者认为，文学豫军富有特点的文学乡土的书写，的确是一种创伤叙事，但这种创伤不是中国“弃儿”的身份创伤，而是这片地域的历史苦难记忆和作家个体苦难记忆双重作用下的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那些文学豫军创作的共性特征，如关于苦难、权力的偏执叙述，对中原文化人格的挖掘与批判，等等，其实正是生存苦难创伤作用下的文学表达。

一、苦难书写：生存苦难创伤的直接表达

“苦难是‘中原突破书写的重要内容”②，成为文学豫军的标志性特点。在中国文坛上，再没有其他省域的作家像文学豫军那样集体沉湎于苦难书写。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狗娃舅十二岁就扛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德运舅新婚之夜妻子自杀;墨白《记忆是蓝色的》中的槐花妈为了五百块钱就要把女儿嫁给一个秃子，在女儿逃走之后，她甚至还要把自己嫁给这个秃子;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写出了中原儿女在流浪道路上的艰苦;阎连科《年月日》中的先爷，面对自然灾难时的坚守更是让人动容……书写苦难之所以成为文学豫军的共性特征，显然和河南作家的苦难创伤记忆有关。

这种苦难创伤记忆，既来自地域历史，也来自作家个体的生活经验。从历史记忆角度来说，中原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灾患不断。灾患一方面和战争有关，中原为九州腹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不断的兵灾匪患给民众带来无尽的苦难。另一方面，也和黄河有关，黄河的多次决堤、改道，也给黄河流域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灾难。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苦难是连绵不断的，是无法逃脱的。他们一方面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关于苦难认知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文学豫军在书写历史时，很容易指向过去的历史苦难。

从作家个体认知角度来说，田中禾、李佩甫、刘震云、张宇、周大新、乔典运、阎连科、墨白等文学豫军的代表作家，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村，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更多的是关于苦难的记忆。墨白曾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恐慌和劳苦之中度过的。在我外出流浪的几年时间里，我当过火车站的装卸工，做过漆匠，上山打石头，烧过石灰，被人当成盲流关押起来。”③阎连科在回忆自己童年的苦难生活时感叹：“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④

墨白、阎连科的苦难经历不是独特的个人经历，而是他们这一代人带有普遍性质的经历。童年、青少年的苦难生活给这一代作家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苦难历程是他们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当他们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时，自然而然地会将苦难作为表达的重心。有论者指出，“苦难之于豫军，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前者不仅是有待发掘、刻画的叙述对象和客体，亦是个体在这世界上最可倚靠的支点：去除了它，‘我便空掉了”⑤。考量文学豫军、分析其创作主题，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苦难创伤记忆对文学豫军创作的巨大影响。

多米尼克·开普拉指出：“从普遍意义上说，书写创伤是一种能指活动。它意味着要复活创伤‘经验，探寻创伤机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要分析并‘喊出过去，研制出与创伤‘经验有限事件及其在不同组合中，以不同方式显示出象征性效应相一致的过程。”⑥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其实也正是他们创伤“经验”的复活，包含着他们所经历的创伤的内在特点。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首先与生存苦难密切相关;其次，文学豫军书写的苦難往往都是很难克服的、无法在精神上超越的苦难。这种苦难书写方式的形成，和中原地区独特的地域特点、文化传统有关。有论者指出，“‘彼岸性的缺失是‘文学豫军苦难话语构造的根本特点……这使得豫籍作家的苦难叙述很难形成‘深度”⑦。所谓“彼岸性”的缺失，和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原文化精神中，儒家精神占据主体地位。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张扬的是面对世界的人文理性精神。这样，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天然拒绝了所谓的“超越性”的“深刻”，而往往沉湎于对具体、琐屑苦难的书写之中，在对无边的苦难的承受中，呈现出中原人的坚韧和无奈。

在文学豫军笔下，苦难无法超越，这也和作家个体关于苦难的认知有关。在这一代作家的认知中，苦难是无法征服和超越的，面对苦难，个体只能默默承受或者逃避。在阎连科的童年、青年，整个家庭一直都处于穷困之中，而且这种穷困是看不到头的。在这种情况下，阎连科产生了当兵的念头。多年之后，阎连科以忏悔的姿态来回忆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当兵这件事情：“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责和情务。”⑧这不是阎连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一代文学豫军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乡土的苦难是无边无际的，他们无法征服，唯有逃避，文学创作是他们逃避苦难的一种方式。阎连科曾经坦言：“就我而言，写作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逃离土地，离开乡村，不再像父母、姐姐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和劳动……”⑨墨白也曾经谈到过发表文章带给他的巨大鼓舞：“1984年我已经在故乡的小学里待了五个年头了，前途的无望常常使我处在一种凄伤的情绪里。就在这年的年初，《画像》像一只燕子带着墨香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这篇短小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像一个在海上漂泊了无数个日夜的囚徒，终于看到了在海洋的尽头出现了一线陆地。”⑩文学创作的成功对于墨白来说，意味着可以从当下苦难的泥泞中拔脚出来了。对于作家自身来说，沉重的苦难是他们最本真的、无法超越的现实生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作家去虚构出精神上对于苦难的超越，那反倒是过于轻飘飘的了。

对于这一代文学豫军来说，无论是群体历史文化的记忆，还是个体生命历程，苦难都带给他们巨大的精神创伤感。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苦难也就自然而然来到他们笔下。在他们的笔下，苦难既是作家的个体生命经验，也是他们对中原乡土和百姓人生境遇的感同身受。他们往往从个人的现实生命经验写起，最终抵达对土地、历史乃至人类命运中苦难经验的一种言说与悲悯。这也使得文学豫军的苦难叙事拥有更加深广的意义，而不只是个人经历的客观再现。

二、权力书写：权力记忆与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扭结

对权力书写的专注也是文学豫军小说非常醒目的特征。在文学豫军的不少作品中，权力书写都是非常重要的表达主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是一部新历史主义作品，作品的重心是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村庄的历史。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作家对权力的关注，也让小说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关于权力的书写：小说中孙、李两户地主之所以闹矛盾，是因为村长职位的争夺。村庄里面城头变幻大王旗，村领导不断发生改变，是村民进行权力争夺的结果。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中，瑶沟人为了改变受人欺负的局面，对大队秘书的职位展开激烈的争夺。周大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湖光山色》，写出了权力在乡村的横行无忌以及对人的腐化。对于文学豫军对权力书写的痴迷，很多论者也都有论及。“作家尤其热衷于对乡村权力关系的描述，它既是作家作品通向‘村庄和中国历史、中国生存的唯一途径，也展示了作家主体隐秘的内心欲望，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的情结。‘权力是河南作家的兴奋点。”“很难找到比豫军更关注权力、政治的作家群落了，一提到权力，他们便不自主地兴奋沉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伤记忆与美学。”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作家群体对权力如此感兴趣？这和地域文化传统有关。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立足中原掌管天下。换言之，中原就是王都，是和权力在物理空间上非常接近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和权力的接近更容易形成官本位意识，会影响民众形成一种关于权力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河南作家的权力书写情结和历史因袭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和作家因为权力而形成的现实生存创伤记忆有关。在乔典运的记忆中，权力的压迫使他直接失去了正常生存的权利。他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中记述了自身半生命运的坎坷，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文革”时期，他或者辗转流浪，或者在家被批判、改造，其中竟有一个多月时间家里因为不能购买火柴而无法生火做饭。这居然是因为村支书老天嫉妒、仇恨作家身份给乔典运带来的光环，而有意对他进行的惩罚。换言之，一个村支书的权力，影响了乔典运十几年的生命历程，给他的生存带来巨大的苦难。在阎连科的记忆中，有权力的人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没有权力的人便只能苦熬。阎连科曾经谈到年少时自己对权力的朦胧认知和崇拜：“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是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因此，我就崇拜权力，想长大了当村支部书记。”记忆是小说的来源之一，有什么样的记忆，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小说。正是这些记忆，孕育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小说。他“在那几部系列中篇小说中，自传性地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生存的担忧，对权力的朦胧膜拜和对许多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到了《日光流年》中，饥饿就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展现”。当作家们的记忆中充满了关于权力的创伤记忆之后，他们的小说显然也会充满关于权力的书写。

文学豫军关于权力的文学书写背后，几乎都是和生存，和生存资源的争夺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文学豫军的权力书写，还是一种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文学呈现。在阎连科小说《瑶沟人的梦》中，一方面，村民们穷得连过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吃不上返销粮的话，甚至还会饿死人;另一方面，村长却住着瓦屋，烤着炭火，吃着白面。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大家竞相追逐村长的职位，因为当了村长不但可以领导别人，而且可以吃“夜草”。小说中，赵刺猬到吴寡妇家吃“夜草”，赖和尚派人到生产队弄粮食到牛寡妇家吃“夜草”。赵刺猬吃油馍，赖和尚吃鸡蛋捞面条;赵刺猬炖小鸡，赖和尚炖小鸭。毫无疑问，这些村干部的奢华生活对于物质生活条件困乏的乡村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发现权力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后，积极向权力靠攏。墨白在《梦游症患者》中，以自己对于村民的理解，重新解读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在基层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更多普通民众想要获得权力带来的生存特权。文学豫军小说叙事中关于权力争夺的最终指向是现实生存——拥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拥有或占有更多的生存资源。换言之，文学豫军关于乡村权力争夺的书写的实质，其实是在物质困乏的乡村中生存优先权的争夺。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拥有权力，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生存优先权。这种乡村权力书写的背后，依然是河南乡土苦难的影子。正是因为文学豫军这些作家青少年关于苦难的痛苦记忆，以及为获得生存优先权、摆脱苦难而形成的“权力崇拜”，让文学豫军对乡村权力念念不忘。

在文学豫军笔下，权力是为生存服务的，而不是为生存之上的享受或者更高生活质量服务的。当小说中权力者手中的权力带来的超越生存的生活享受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而保证自身的权力。所以，《羊的门》中的呼国庆，在县长职位和情人之间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和情人分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即便他和妻子已经完全没有感情。在向情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呼国庆说出的一番大道理非常具有代表性：“……我的祖辈，我的父辈，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爱，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只知道一个字：活……他们是在‘将就中活的……那是一种长久的人生。是磨出来的人生……至于权力，那是每一个地方的男人都向往的。权力是一种成功的体现。不错，在这里，生命的分辐射力是靠权力来界定的……这里生长着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这是一棵精神之树。气顶出去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渴望权力是一种反奴役状态。在平原，有句话叫作‘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边体现的自然是一种奴性，是近乎无赖般的韧性和耐力。同时还有句话叫作‘杀人不过头点地，这就是一种切齿的反奴役的心态。你说，这里的人怎么能不渴望权力呢……”李佩甫借助呼国庆之口明确点出了平原人对权力的热衷，以及平原人的生存姿态——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但是他们对于“活”，对于如何“活”，却有着深刻的体悟。权力就是为这个“活”服务的，不是为“爱”服务的。《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就是这样子的。呼天成喜欢秀丫，但是从来没有和秀丫在一起过，而是借助秀丫的身體，把自己练得百毒不侵。邵丽的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中的王祁隆也是这样子。乡村出身的王祁隆虽然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市长，但他的家庭并不幸福，他从来没有爱过许彩霞，却又不得不和她过一辈子。他有另外喜欢的人，可是即便他贵为市长，仍然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因为这样做的话，他有可能会失去权力。

文学豫军的权力书写不是作家单纯的对权力感兴趣，或者说要通过权力改变世界，等等。从他们的小说来看，文学豫军权力书写都和现实生存密切关联，都和生存的苦难密切关联。换言之，文学豫军对权力书写的热衷，其实还是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的一种文学呈现。

三、“无骨”：生存苦难创伤影响下的生存哲学

对中原文化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思考，是文学豫军笔下常见的叙事主题。李佩甫、刘震云、周大新、张宇、墨白等很多作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原文化进行发掘和反思。其中，李佩甫所提炼并命名的“无骨”或“无梁”式的文化人格最具中原文化特色，也常常被视作独特的中原文化意象。事实上，这种颇具中原文化特色的文化人格仍然和生存苦难创伤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无骨的平原”的字样，也多次出现无梁村。《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就出生于无梁村，虫嫂、春才等富有特殊文化气息的人物都是无梁村中的典型。在《羊的门》中，作家通过谢丽娟对呼国庆的一番话，解释了“无梁”的含义：“我要离开这里……这是一个麻醉人的地方。它不是一下子把人杀死，它是用钝刀割你，一点一点地割，它让你像傻子一样活着……它滋养的正是那种玩弄权术的小男人。”“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地儿叫‘无梁么？过去，我一直不明白‘无梁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没有脊梁的意思。你们这里的人个个都没有脊梁。”显然，所谓“无梁”，就是没有脊梁，缺少坚守，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李佩甫笔下的“无骨”的人，其实只是为了能让自己生存下来。

其他中原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梁”或“无骨”的概念，但在其小说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物形象。张宇的小说《活鬼》中，侯七年幼时勾连过土匪，当过国民党军官，也做过共产党干部，在几种身份之间切换时，他应付自如，自然而然。显然，他也是一个没有理想、信念坚守的人，是一个为了生存而可以随意切换身份或者立场的“无骨”的人。侯七能做“人物头儿”，也能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都是为了求生存。刘震云的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官渡之战初期，曹操占领了延津，对民众宣传要讨伐袁绍，于是民众便对曹操顶礼膜拜。后来曹操撤退，袁绍占领延津，袁绍又对民众宣传声讨曹操，于是民众便跟着袁绍声讨曹操，尊崇袁绍。民众不是真心支持袁绍或者曹操，他们的立场就是谁能让自己活下去就支持谁，显然，他们都是“无骨”的人。这种“无梁”文化人格，其实是众多中原作家都曾经发现并进行批判的中原文化弊病。

仔细观察刘震云、李佩甫等人笔下这种独特人物形象，可以发现，他们生活的首要目标是求生存。为了求生，他们可以放弃一切和生存相悖离的东西，可以放弃很多价值观念，可以没有价值立场。或者说，他们的价值立场就是求生存。这种人物形象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对求生的坚持和对其他各类价值立场的忽视。这样的人物，也就成为文学作品中没有立场、没有坚守的批判对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权利、原则的麻木和忽视，其实是他们的求生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阎连科指出，“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麻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了。战争的降临，他们手无寸铁，眼看着马蹄从庄稼地中踏将过去，刺刀扎进了人的胸脯，又明了反抗的直接结果就是庄稼更将倒卧，人头更多地落地，唯有麻木才能使这些牺牲最小的话，他们就没有理由不麻木……他们以麻木来忍受战乱，以麻木来抵抗战乱，甚至是用麻木来缩小战乱的灾难。面对疾病，面对无知，面对愚昧，面对婚姻道德和风俗因袭，面对封闭的环境和因此世代无改的观念，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麻木。麻木不是为了愚昧。麻木是为了生存”。这种麻木，这种没有原则立场的“无骨”或“无梁”，是一代代的中原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能够存在下来而被迫形成的现实生存哲学。

文学豫军笔下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格？中原大地为什么会是“无骨的平原”？中原的村落为什么都是“无梁”的？中原人为什么是“无梁”的？这些显然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很难存活下去，暴风随时都可能将它摧毁。但是，一棵普通的小草却可以成长起来，因为小草是“无梁”的。没有骨头的小草会在大风过来的时候俯下去，在大风过去再重新站起来。以柔克刚，是这片土地上天然的存在法则。

鲁枢元曾分析过平原的文化人格的形成，他认为，平原一方面是兵家必争之地，另一方面平原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所以，统治者又极易被别的进攻者打败，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境况。这就造成中原地区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一方面拉锯战不断，另一方面统治者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中原百姓在日积月累之中，就会形成一种基于自我防卫的文化心理，“无骨”或者“麻木”的存在方式就成为求生存者的天然选择。在这个地方，如果坚守某一种道义或者立场，如果坚持效忠于一个统治者，就会有更大的死亡，民众要想更好地生存下来，便只能“无骨”或者“麻木”。所以，刘震云所批判的故乡人的这种似乎没有坚守、没有信念的存在方式，是最适合这片土地上人生活的存在方式。中原作家所发掘的这种文化人格，其实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而形成的一种现实生存法则。

李佩甫曾经给平原生存法则总结了十六个字，即“败中求生，小中求活，吃苦耐劳，生生不息”，这个总结更为全面地呈现了中原人的独特生存环境以及生存哲学。对于中原人来说，多数时间内，只能在“小”和“败”中求生存。这样，在文学豫军笔下也呈现出为了求生存的不同生活方式。一方面，文学豫军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在物质的困乏中可以互相扶助。这片土地上的人，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求得生存，为了让自己能够存活下去，他们需要在困苦中互相帮助，一群人互相扶持或许可以战胜苦难。因此，文学豫军笔下的乡村也常常充满温情，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充满了让人感动的生命的韧性。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一个村庄救助一个孤儿这样的叙事情节，如《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便是这样一个被救助的孤儿。张宇小说《活鬼》中的侯七在平常也是很讲义气的。面对生活的苦难，他们总是默默咬牙承受，充分呈现了生命的韧性。但另一方面，这个群体要具备在各种恶劣条件下存活下去的能力，就必须放弃爱、信仰、骨气等似乎虚无缥缈的东西。于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又是“无梁”的人。为了生存，他们可以放棄许多，从而呈现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无骨”的一面。对于习惯了“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的中原民众来说，温情、互相扶助与冷漠、没有原则并不矛盾，它们不过是围绕如何在平原上生存这个核心而呈现出的一体两面而已。

毫无疑问，文学豫军所发掘、反思的独具中原特色的“无梁”或“无骨”，和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密切相关。对于普通平民来说，要想在这种独特的地域中生存，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生存技能就是“无骨”，否则就很难生存下来。所以，所谓的中原文化人格，是苦难历史、自然环境的产物，和中原人生存的苦难密切相关。文学豫军对中原独特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反思，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关于这片土地上人的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书写。

四、结语

詹姆逊曾经指出，“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一种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做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思考”。作家的书写，一定有着对自己生命经验、生存环境有意无意的思考。文学豫军在文学中呈现的，也是作家对他们这一代，以及之前的中原人群体命运的思考和表达。从他们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他们笔下苦难的无法超越，还是他们对权力的偏执性书写，抑或是有意发掘和反思的中原文化人格，背后的基础都是中原地区独特的自然、历史语境带来的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某种程度上，文学豫军的书写其实就是重构对他们影响深刻的乡土苦难经验，而他们对自身乡土苦难经验的重构，最终也就表现为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经验，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文学。文学豫军这一代作家以他们独特的中原精神构造，给中国文坛留下了独特的印记。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90后”河南作家的书写中，文学豫军笔下原本常见的权力书写已经消失，那种传统中原文化人格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新一代文学豫军正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塑造着文学的中原。

注释

①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以“中原突破”为例》，《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②⑤⑦李丹梦：《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③墨白：《自序：我为什么而动容》，《事实真相》，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页。④⑨阎连科、张学昕：《写作，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见阎连科：《感谢祈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364、368、366页。⑥La 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86.转引自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以“中原突破”为例》，《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⑧阎连科：《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27页。⑩墨白：《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后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梁鸿：《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历史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文艺研究》2013年第10期。参见乔典运：《命运》，《乔典运文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阎连科：《拆解与叠拼》，《阎连科文学演讲》，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13页。李佩甫：《羊的门》，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07、206页。阎连科：《麻木：农民生存的唯一武器》，见阎连科：《感谢祈祷》，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刘宏志、李佩甫：《“平原”与小说——李佩甫文学访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美]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二卷），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Since the 1990s， Henan writers hav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Misery writing， power writing，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al personality have become important commonalities in the writing of Henan writer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onness of these writings is the traumatic memory of the sufferings about the survival on this land. Misery writing is the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writers′ traumatic memory about the harsh life survival. Power writing is another way to express the traumatic memory of survival suffering; "no principles" and "no bones" that Henan writers have criticized is the survival philosophy formed under the suffering and trauma of survival.

Key words：Henan writers; suffering trauma; power; survival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