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云章是继陆元辅之后，借助文坛领袖之力，宣扬嘉定古学传统的关键人物。他虽三十年未遇，但因游学京师和受邀在各地达宦处校勘、编辑经史著作，结交了诸多文界、学界精英，得到徐乾学、王士禛、朱彝尊、汪琬、宋荦、曹寅、陈鹏年、陆陇其等大僚和名士的推崇和帮助。在与文坛领袖们的互动过程中，他通过求序、进献地方文献、主动宣传等多种方式反复言说嘉定文派的特色，加强师友对嘉定派的印象，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熟悉过程中认定了嘉定派的价值。他亦以饱蘸情感之笔为嘉定的宿德醇儒、特异文士撰写墓志铭、传记、序言等，详细记述他们的道德品性和学术成就，梳理他们在嘉定文脉中的地位和价值。他是自觉建构嘉定文派生衍流变脉络的嘉定文学史家，他的书写为明清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地域文学交互影响的线索。

关键词：张云章;王士禛;朱彝尊;交游;嘉定古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6-0154-06

地域文化之于人生观念与境界的塑造作用巨大，王鸣盛和钱大昕之所以成为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正是源于嘉定古学传统（朴学、实学）递相绍述的滋养。王鸣盛《朴村集书后》云：“自明嘉隆间以及本朝，天下文章在嘉定”①，可见他认为明清嘉定学脉贯通一体，从无间断。他表彰的清代嘉定“文章”，除了张云章和自己，还包括陆元辅。陆元辅是王鸣盛祖父王焜的老师，王鸣盛少时受学于祖父，钱大昕比他小六岁，入赘王家，受他教导和磨砺;陆元辅是黄淳耀弟子，黄淳耀诗文多受娄坚指导，而娄坚未成年就“获侍宗伯”徐学谟，徐学谟之师友是归有光，归有光是明代嘉定实学的开创者。井然有序的师承体系表明，王鸣盛和钱大昕的学术文章取源乃在家学和地域之学，即归有光（明中期）→徐学谟（明中期）→娄坚（明晚期）→黄淳耀（明末）→陆元辅（明末清初）→王焜、张云章（清初至中期）→王鸣盛、钱大昕（清中期）。

陆元辅是生前知名、死后寂寞的清初“真儒”。清初之嘉定學人，就影响力而言，最能以学术文章表现于时、四方名士皆乐与之交者，非陆元辅莫属。他在京师的二十年，是嘉定学术持续扩大影响的二十年。张云章曾受教于陆元辅，王鸣盛的母亲乃张云章从妹，王鸣盛是张云章的从甥，且从小受学于祖父，言他私淑陆元辅并非不妥。王辅铭辑《国朝练音集》，小传中说陆氏在嘉定的门下士多达百余人。

陆元辅之后，贯通清初至中期嘉定学派大动脉之“交通枢纽”的关键人物是张云章。冥冥之中的衣钵之传，发生在陆元辅即将南下归乡、张云章北上游学之时。二人相逢于京师，陆元辅将张云章推介给徐乾学，完成了嘉定学术薪火的交接仪式。张云章明白自己所肩负的学术责任，他在《菊隐陆先生墓志铭》中疏通嘉定学脉的流变，突出陆元辅的地位，为地域文学史做了一次小小的总结。接下来，著述者自然就成了邮传者、自觉的承前启后之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张云章也不需要以三千字的长文来纪念一位以著述为职志的老布衣了。

一、张云章其人与师承渊源

张云章（1648—1726），字汉瞻，一字倬庵，号朴村， 学者称为“端文先生”， 著有《朴村文集》二十三卷，《朴村诗集》十三卷，另有诗集《冷吟集》单行。他曾师事陆陇其，精性命之学;协助徐乾学校雠《十三经注疏》宋元以下群儒经解，“诸公贵人考订文史，必以相属”②（《张朴村墓志铭》）。他为总宪李枏之父李清编辑校勘厘正《南北史增注》，历时七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公卿荐举其至京师，参校《尚书》。

二十四岁之前，张云章受学主要来自其父张履素与其师朱瀚。家学对张云章的影响当属本源性影响，其曾祖张烱与程嘉燧为莫逆之交，延严衍馆于家，是张云章伯祖和祖父之师。张云章弱冠前受父教，其父“平生好读太史公书及唐宋大家文，每举以训云章”③。张履素与朱瀚均出自南翔朱鲁玉之门，朱鲁玉与张鸿磐乃南翔的“学者大师”，朱鲁玉是李流芳的外甥，其学术传承的线索是非常明晰的：张云章受学于父亲张履素与朱瀚，张履素与朱瀚受学于朱鲁玉，朱鲁玉受学于“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四先生受学于徐学谟、张茂仁、丘集等人，徐、张、丘等受学于归有光。依此可知，张云章于归有光是潜在的师生关系，如其所言“心所瓣香而奉者，震川一人而已”（《上督学田公书》）。

《朴村诗集》有篇手写的“序”，写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细读内容，是为《朴村文集》而作，交代了张氏从学、治学之经历、经验和源流。从序文内容可知，张父深受嘉定学术传统影响，喜好司马迁及韩柳欧苏诸公之文，影响至张云章，日诵一篇，“久之而渐，深洽于吾心”，“沦于肌髓”，发为古文，“自洋洋洒洒不能已”，似乎已臻唐宋大家之境，这是他为学的第一阶段。张父将其文携至朱瀚处，被告知“必登作者之堂”，因拜朱瀚为师，此为第二阶段。然其“专意举子业，又负笈无多月，未暇及诗古文词”，之后九年遍历丧父、丧祖父母之哀酷，又历几近失明之苦，学业中断，恢复之后，搜览百家，而后“颇沉浸于阳明子之书”。拜陆陇其为师，是张氏求学的第三阶段。陆陇其认为张云章“文足以达矣”，然“阳明非正学”，告诫他“取朱子之书读之，当自见及，不待哓哓”。张云章“因购其大全集及语类诸书读之，又上遡濂洛闽中，得闻其微言大义，然后知文之与道非有二也”。这一阶段，他长进颇大，知文与道是合一的，而非二端。第四阶段，属治学阶段。张云章进入京师后，协助徐乾学校雠“十三经”，勘定李清的《南北史增注》，“复为添注者三之一”，“多以考亭折衷之，然后又知天下之道一也”。他认为“文者，不得已而有言，合乎道者，发明之，虽多而不厌也;不合乎道，辨析而去之，剪除尽力，犹惧其为我害也”。此时的张云章已是完全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为文了。这篇序文可谓张云章对自己一生从学问道的次第总结。

张云章从学的老师，还有汪琬。《祭江编修钝翁文》中记载，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云章“手文一编”拜见汪琬。汪琬略为讲艺，有意收张为徒，张时方奔走，未厕门墙，五年后再见，便常聚谈文艺了。张秉持“文以明道”的观念，以为“词章非文”，却始终能就正于汪琬，盖以为汪文“规模八家，接武两川”，绵延了道文合一之学。

陈鹏年《朴村文集序》和方苞《张朴村墓志铭》描述了张云章“敛然静默”“体恭而气和”及失意穷居的状态，可略窥他的“名义自砥”和“穷而后工”。张“名久噪吴中”，但一生穷困颠沛，历尽苦辛;他志在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然不遇于时，困辱于事，一介布衣清贫自守，郁郁而终。读其史、阅其文，观其奔走风尘的一生，可知张云章有闻道躬行、续文脉慧命的赤子之心。陈鹏年分析张文“穷而后工”时，认为归有光与汪琬之文能成一家言，在于二人“屏居绝迹，淹综百代”，即失意加学力，成就了他们文雄吴中的辉煌。张属于归、汪之流，久困公车，“不甘与万物迁化”，“沈浸醲郁，发为文章乃卓然成家，而不囿于流俗”。面对赞誉，张云章借中丞张伯行之口解释道“有志于斯文”，受教于陆陇其，能“不悖于道”，愿“竭毕生之力，于道有所见，于世有所系”，故而能“纯正”（张集前识语）。

陆陇其是理学大家，张既受业于他，必强调学有根本、行有敬慎。张的侄子慎方在《朴村文集》的识语中提到张“尤以行为本”，“至性过人，读书穷理数十年，事必循礼义而行，践履皆从孝弟始”。可知张的古文能立于清初诸大家中，因以道为依归，发之于文，根深朴茂，故而能枝条舒畅，纯正清香。关于他是如何在“所处穷僻”地深居养气的，《卅勤堂铭》颇能描绘出场景。此文仿《项脊轩志》，是他致敬归有光的明证。于道、文、行、伦理之情、“事关天属”方面，他敬奉归有光为圭臬。

“卅勤堂”的取名，显现出张云章私淑归有光的痕迹。归有光曾为里人沈大中写过《卅有堂记》，以韩愈之语表彰沈大中之辛勤。《卅勤堂铭》也是“堂记”，但张为自己的书斋作记，其中饱含的情感自然更为真挚，更能打动人心。张云章蜗居静寄，开卷欣然，抚心泰然，与《项脊轩志》情同，然张饱享大家庭融然怡然的天伦之乐，而归却囿于母不待养的至痛中，比起归丧母丧妻之痛，张何其幸也！他虽不如归氏终得折桂，但母登八十，诸弟渐次成家，亲情之爱浓郁宜人，因此，张文少了归文的沉郁顿挫，而多了一份淡然恬适。《卅勤堂铭》与《项脊轩志》均能体现出张、归二人一生的志向与形迹，然一平和，一伤郁，面目有别，这既与两人母亲的景况不同有关，也源于“师徒”二人学习《史记》笔力的功夫有别。归得司马迁笔力之简洁传神，文气之沉郁内潜;张叙事则行云流畅，情绾笔端，然回甘之味终逊归氏一筹。

在清初嘉定文脉传递生衍的过程中，张云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上承陆元辅，下与赵俞、孙致弥、侯开国、张大受、张鹏翀、王畮、张锡爵等人一同开启王鸣盛、钱大昕、曹仁虎等清中期朴学大家崛起的序幕。又因他常年在京师及吴中徐乾学、李枏等达宦人家坐馆，往来于学界、文界执文柄者如王士禛、朱彝尊、汪琬、宋荦、姜辰英、赵执信等人之间，与经学家惠周惕等人为好友，与官员徐元文、徐秉义、曹寅、席虞衡等人交情深厚，传播嘉定实学绪论的条件较之他人更为便利，他亦乐意充当邮传桥梁，自觉肩负光耀地域文化的使命，终其一生，广泛传播归有光、程嘉燧、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构建的嘉定古文传统和实学思想。

二、张云章京吴交游和王士禛、朱彝尊的延誉

张云章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游学京师，为太学生，拜时任国子监祭酒王士禛为师。王奖其文词曰：“今之志乎古者，莫如此生，奈何其屈抑而莫知”，待其“国士，屡谆谆而提撕”。张“颠蹶尤甚”，王不以为厌，始终奖掖惦念，“盛称其所守，而勉诸君子”④。张云章得王士禛青睐，缘于其文“志乎古”而“学不干禄”。此后二十年，张虽成了“白发门生”，未能以举业声名撼世，却也因校勘、编纂经史之作，于当时、后世都留下了实学的业绩，庶不负愧王士禛的古学期望。

张云章游学京师时，结交了一批“当世贤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在京师张氏园中，同学十六人酒酣赋诗，慷慨激昂。十六人中，有姜宸英、惠周惕、查慎行、汤右曾、杨端木、顾维扬、王丹林、宫鸿历、钱亮工、孙致弥、魏禹平等。他们聚处或抗谈经义，或尚论传记百家，或考析诗文之源流正变，争雄论长，学识共进。这期间，张云章在经学、史学、理学、诗学、古文诸方面，均遇到了影响一生、切磋一生的良师益友。同时，通过与各方面专家的切磋，张云章一方面吸纳外界学术精华，另一方面也为嘉定学派做了大量宣傳，他是陆元辅二十年京师生涯后，在京师扛起嘉定文派大旗、传古学文脉的接班人。

张云章经学方面的好友是惠周惕，史学方面与万斯同为好友，《上安溪李相公书》曾提到他由万斯同引荐，得见李光地。他与万斯同、姜宸英等人还曾相约一起拜访陆陇其，探讨阳明学与孔孟学的异同之处，对陆陇其“歙仰之至”（《与陆稼书先生》）。诗学方面，除了请益王士禛外，张云章亦与赵执信探讨吟咏之事。他熟知赵氏性格“抗直，不能容物，往往面斥人过，其于诗文尤抉擿声病，斤斤不稍贷，以故人多怨之者”⑤。赵执信偏激，王士禛平和，处世态度迥然相异的舅甥二人都请张云章为自己的诗集作了序，足以说明无论在京师还是吴地，张云章的学术文章功底与诗学品鉴能力都是屈指一流的，获得了官宦和学者的一致认可。朱彝尊也曾请张为其子朱昆田的《笛渔小草》作序。张云章能为名流的诗集作序，一方面是因他以门生身份从游于王士禛、朱彝尊之间，闻其謦欬，了解他们的诗文主张，而老师欲抬其地位，便以邀其作序的方式为其延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与诸友人在京师时诗酒慷慨，彼此熟知，友谊甚深，张的遇或不遇，并没有妨碍他们对其诗文学术造诣的认定。

张云章因其师王士禛为之延誉，结识了文坛另一执牛耳者——宋荦，且被待以“殊礼”。他历经“六七科”，依然是一老诸生，虽与世俗荣耀背道而驰，但王士禛独“以为可以语古”，“每出一篇，咨嗟奖赏”（《题所书送新城王先生序后》），使张或出或处，皆能于失意中保持自信，并借梦中所得“平分半袖香”之句，表达愿承衣钵之传。即便困辱于艰难谋生中，但在老师面前，张云章始终强调自己的志向未变，虽不能“用则施诸人”，然“舍则传诸徒”，愿与“一二后生相与探索群经，诵法古圣贤纯懿之行，乐此以忘吾老也”。无论处境如何，他力争不辱师望，如不能于庙堂争得荣光，便要以著作留名后世。

王士禛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位落魄沉沦的老门生，缘于朱彝尊的推介。王士禛初见张云章时便说：“子之文章，朱检讨之所亟称也。”（《与朱检讨竹垞》）张云章何以能受朱彝尊之青睐呢？这缘于“鸿词之选”时朱看到了张的文章。由《祭朱检讨竹垞先生文》可知，张之盛名广播于京师，得益于朱的“遍告”之力，朱可谓张平生的第一知己。笔者曾在论述黄淳耀学术思想的文章中提及⑥，朱彝尊少年求学时，受到嘉定派的影响，其学术渊源中有嘉定学派这一“近亲”。这种文化因子，或曰学术近亲关系，张应当是知晓的，至少是敏感的，他在总结朱的成就时，归纳出其“博综”经史之底蕴与文章“神脉”钟情“韩欧曾苏班固马迁”的核心特质，恰符契嘉定古学传统的特征。可见，朱对张的相惜相助，实乃因两人的问学途径和文章取法一致，是学术知音。

或许因朱彝尊早先的“遍告”深入人心，康熙五十年（1711年），张云章拜谒曹寅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托朱彝尊辑《两淮盐筴书》，四年后曹寅捐资刊刻《曝书亭集》，很可能那时朱就在曹面前称誉过张，因而张“刺初入，喜溢公容，遍告座客，吾于天下士，独未识者此翁。”（《祭曹荔轩通政文》）张因编辑《续宋文鉴》之故，需要借阅大量别集，曹慷慨以对，“四库具陈，恣子所取”。凡此种种皆能说明，朱彝尊在张云章一生中所起的推荐和引导作用最大。朱诗云：“张笔孙诗陆经义，孰居南北孰中央”，京师传诵其语，所谓陆孙者，指陆元辅、孙致弥，“张笔”指张云章。朱彝尊对于嘉定学者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张云章追随王士禛二十年，虽长期悒悒不得志，日月逾迈而白首诸生，然王士禛始终寄寓期望，不遗余力地为之鼓吹。此种提携关爱，除了朱彝尊推荐因素外，或许有王士禛曾受钱谦益指受而欲报之的隐秘心理。王士禛年轻时受钱谦益抬爱，寄予传承衣钵的厚望，钱一再对王说明自己“奉先生长者之训，稍知拨弃俗学，别裁伪体，采诗余论，聊尔发挥”⑦，使其明了自己的学问出处，期待王继承其学术源流。所谓“先生长者”包括程嘉燧，刑部侍郎李敬过扬州时，与王士禛讨论布衣诗人胜出者，王以程嘉燧、吴兆对，而李敬认为当推邢昉为第一⑧。世事似有前后呼应的对称效应，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感叹钱谦益“真平生第一知己”，待王士禛晚年，他又被张云章视为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人。嘉定文派是学术原点，经过名人、时代迁播，它的法胤又成为受益者。张写给师友的信，大多婉婉而谈，又稍带淡淡的忧戚，然从他的感愧语中可读出大家对他的器重与推挽。王士禛、朱彝尊、宋荦均是影响文坛、学界三四十年的泰斗，他们认为张云章乃一时之选，京师诸子愿折节而交，这增加了一介寒士的自尊心自信心，亦给宣传嘉定朴学带来了广阔的可能。

三、张云章宣介嘉定文派的文学史意义

张云章年少时，因陆元辅在京师坐馆不得见，游学京师后，一相见便极受陆赞誉，并将其推荐给各达官。张对陆一生踪迹事业了如指掌，对其著述之苦心亦颇能体谅。张最终选择回乡以纂辑事业为心灵归宿，与陆生活轨迹相似，似是受到先哲潜在的影响与示范。在《送陆征君翼王先生南归赴中丞余公幕序》中，张以韩愈礼尊殷侑、柳宗元推崇陆质作比，表明自己欲执经以从陆。

陆元辅临终前，将未竟的著述事业托付给张云章，意味着嘉定文派衣钵之传。张亦不负众望，成为宣介嘉定学术、文章、道德、节义最有力之人。在京师游学和七次应举期间，张结交了一批文人达士，涵盖当时文界、学界多数精英，几位大僚和名士對他倍加推崇，如徐乾学、王士禛、朱彝尊、汪琬、宋荦、曹寅、陈鹏年、陆陇其等。在与文坛领袖们的互动中，他通过求序、进献地方文献、主动宣传等多种方式反复言说嘉定文派的特色，加强师友对嘉定派的印象，使他们在潜移默化的熟悉过程中认定嘉定派的价值。他请王士禛为重刻的《嘉定四先生集》作序，就是在借助主流媒体做最好的宣传。王士禛执掌文坛四十年，凡由他的金手指作序的文集，莫不被广泛传颂。张云章请王士禛作序，就是在借助盟主的影响力，使文坛知晓嘉定文派昔日的荣光以及特殊的品质。张云章对文化母体有十足的自信和高调的骄傲，《嘉定四先生集后序》概括凝练、神脉融通，嘉定文派“愿”“朴”之“古学”质地，以及“学有原本”介然独立的品性，被深情而简朴地叙述出来，源流眉目了然，景仰之情水长天阔。

张云章在《嘉定四先生集后序》中梳理了明代嘉定地域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嘉定古学传统由王彝开端，融入归有光之“古学”，再经归氏弟子及四先生辗转相授，终成独特之嘉定文派，鼎立于“俗学”，且能转移世俗风气。嘉定文派的古学品性奠定于王彝，其斥责雄于吴越的杨维祯为“文妖”，显现出对抗主流、俗流的勇气与自信;其后归有光评论“声焰熻赫”的王世贞为“妄庸人”，显出卓立的朴质特性;至四先生，虽默默以存世，然其发为文辞“光气之不可磨灭”，不可与“无根柢而游光扬声卒澌然以尽者”同日而语。经几代人的传承，嘉定文派在明清两代均以有“根柢”“古学”示人，是接续唐宋八家、救衰起弊的文坛中流砥柱，“与俗学迥别”。

嘉定学者之所以能转移文坛风气，关键在于他们说服、影响、改变了文坛盟主的立场和观点。晚年王世贞与青年钱谦益均接受了嘉定文派以六经为根柢的古学传统，赞同通过学习唐宋八家而上溯至六经的学古路径。张云章请王士禛为四先生文集作序，表明清代的文坛盟主也认可了嘉定古学传统。嘉定古学这一能使明清两代的文学巨匠都佩服、接受、宣扬、学习的地域文学，恐怕已不仅是僻于海隅的小邑自身的文化遗产了，俨然成为塑造新主流的最强势推动力之一。张云章还用献宝的方式宣传嘉定的“风流文采”，如敬献乡贤墨宝给宋荦（《跋疁贤翰宝册》），欲通过“发舒其幽光潜采”表彰前哲，使主文炳者关注“下邑之趣尚”，进而推介给更广泛的人，使嘉定经术、古文辞、书画、竹刻等技艺都能为当时后世所了解，使来者知晓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追思其转移学界俗流风尚的贡献。

张云章一方面通过寻求外援推广嘉定古学，另一方面亲自以饱蘸情感之笔宣扬嘉定文派的历史功绩。他为宿德醇儒、特异文士撰写墓志铭、传记、序言等，详细记述他们的道德品性和学术成就，梳理他们在嘉定文脉中的地位和价值，是自觉建构嘉定文脉绵延状况的嘉定文学史家。《菊隐陆先生墓志铭》《家匠门太史制艺序》《寄轩记》《凤阿先生传》《陆扶照松滋草诗序》《文林郎知定陶县事赵蒙泉先生行状》《孝廉时君期五墓表》等文章的主人公都是嘉定派文学河流中的重要澜漪，若没有张云章细致地为之树碑立传，他们的文学业绩、学术成就恐怕就要被淹没在红尘中，而消失于后学者的视域之外了。

正是因为张云章自觉地为嘉定文学史做接续工作，清初至中期的文脉才是畅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至清中叶，嘉定突然又成为朴学重镇，获得整个学界的注目。换言之，正因为张云章的记载，才避免了学术记载上的断层，也只有他有统摄的能力，通过与整个学界的信息交流交换，利用四通发达的交游网络，使嘉定文派的魅力发散出去，吸引学界的持续关注。

张云章的书写亦为明清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及地域文学交互影响的线索。他的文集中有许多介绍嘉定后学与吴中其他地域人士学术往来的文章，为我们追溯地域文坛互动的情况、梳理其相互影响的痕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寄轩记》记述了侯开国之子侯秉衡因席虞衡的关系而居于常熟却心系嘉定的故事，读者可由此线索，追寻继钱谦益与四先生之后，嘉定与常熟之间学术互动的情况。学缘的再续，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遗民问题、政治问题，寄寓了侯氏太多复杂的山河家国情感，一个“寄”字，透露出难言的悲伤与无奈。

侯开国处于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复杂心态，也在张云章《凤阿先生传》中有所表露。侯开国是侯岐曾之孙、侯研德之子，祖上以忠孝节义传家，伯祖父侯峒曾与祖父因抗清而相继殉难，几位叔父或随伯祖殉节，或因受到追捕而流离他乡、凄凉客死。进入清代，家族记忆留给他与父亲的是惨烈的伤痕与难以安慰的沧桑之感，他们身上凝聚着沉重的家国之恨与无力回天的愧负，无论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他们一生都要背负着精神枷锁前行。仕或隐，成了侯开国与父亲侯研德入清后的第一道人生选择题。业师陆元辅受邀游学京师，虽以布衣纂述的身份出现，但受到广泛的尊重与隆遇，这无疑会给侯开国一定的激励，促使其发挥才华，希望“凤皇鸣矣，于彼高冈”。但因家仇在身，他不愿参加科举，不能像他的中表兄弟孙致弥般受知于康熙，只能以备闻经传大义的资历游于京师，令王士禛、汪琬、叶方霭、徐乾学、徐元文诸人叹誉。他晚年纂辑陆陇其遗书，使其流播天地，手定陆元辅诗文集，著《导源录》，终以著述无愧于先世。《凤阿先生传》还留下重要线索，证明了陆元辅对于清初经学的巨大贡献，云“征君有《十三经注疏类钞》，欲加详校而勘定之，惜乎！其家此书已为有力所夺矣”，印证了《疁志述闻》所记的“（陆）尝撰《礼记集说补正》，纳兰侍卫以金购之，易其名，刻入经解中”⑨。“有力”者是纳兰性德，他掠夺了陆元辅的经学成果。

张云章是陆元辅之后对乡邑贤达人士之精神面貌、学术业绩、文章成果所作介绍与记载最多的人。如陆廷灿为嘉定的书籍刊刻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保存文人遗墨、延续嘉定文脉做了大功德，从元末明初王彝的文集到明季中流砥柱的四先生文集，都由他来校勘重印，并请王士禛作序，加大表彰的力度和影响的广度，使嘉定文派的流风余韵亘远绵长，可谓清代保护嘉定古籍之第一人。这些延续文化香火的功绩和实实在在的助产工作，张云章在《陆扶照松滋草诗序》中均做了记录。张还特别强调嘉定文人对归有光文统的坚守，在《文林郎知定陶县事赵蒙泉先生行状》中特别说明赵俞“自少即为根柢之学，不猎取声华”。赵俞为诸生时，陆元辅游京师，携其文于箧中，出以示徐元文，当时徐元文是国子监祭酒，见而异焉，荐之于学使，学使恰有遗才之试，拔赵俞文为一省之冠。赵俞行文一以归有光为宗，中进士后，座主徐乾学则以归有光目之。正是借助张云章为陆廷灿、赵俞等人所作的文章，后人可以得知嘉定文脉在清初至中期是如何流衍的。张云章梳理、总结、宣扬了嘉定文派的进程、品性、历史贡献，自己也成为文脉流传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嘉定学界文坛的中坚力量，为流播文脉尽了全力。

陆元辅以著述为职志、以承前启后为重责的人生选择，为始终不遇的张云章的人生抉择做出了最好的示范。陆氏编纂《续经籍考》以续马端临之后，以及“欲辑本邑文献”的志向，影响着张云章的著述选择，张氏续辑《宋文鉴》，编辑乡土文献，就是“前仆后继”承续的表现。嘉定地域文化的精神遗传以及师生心灵上的链接所产生的心力是巨大的，其感召作用是明显的，其传授与承诺亦是动人的。何谓师生？简言之，就是彼此以性命相见、以使命相托、以一生的求道问学为信守承诺。陆元辅“意在景行乡之前哲，以求自达于圣人之道”⑩，张云章接帜之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因为陆元辅、张云章承上启下的教授、著述及传地域文化之灯，后学才相继受到感染，以接续嘉定古学传统为职为荣。王鸣盛、钱大昕自觉地域文化血脉之于自身学问的意义，始终自我指认，从不模糊受学之源。两人均热烈赞颂黄淳耀、侯峒曾的义举，不约而同地表敬于乡梓的抗清英雄。在文化收紧、大兴文字狱的乾隆时期，其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文化之自信、地域之认同感何其昭彰、大胆、热烈，岂是思想受钳制者、文化犬儒主义者所能比拟？这也反衬出嘉定派坚韧而绵长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注释

①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三十二，清乾隆三十年刻本。②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③张云章：《先府君文学先生事略》，《朴村文集》卷二十。④张云章：《哭新城王先生文》，《朴村文集》卷十八。⑤張云章：《赵赞善〈涓流集〉序》，《朴村文集》卷八。⑥刘霞：《略论黄淳耀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学研究》第十五辑，济南出版社，2012年。⑦钱谦益：《与王贻上》，《钱牧斋全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⑧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72页。⑨王昶：《直隶太仓州志》卷六十一，清嘉庆七年刻本。⑩张云章：《周君文涛墓志铭》，《朴村文集》卷十六。

责任编辑：采 薇

Abstract：Following Lu Yuanfu， Zhang Yunzhang was a key figure in promoting the classical literary tradition of Jiading through the help of literary leaders. Although his talent was underappreciated for 30 years， he made friends with many literary and academic elites when he traveled to study in the capital and was invited to go around to collate and edit books on classics and history. He was praised and helped by Xu Qianxue， Wang Shizhen， Zhu Yizun， Wang Wan， Song Luo， Cao Yin， Chen Pengnian， Lu Longqiand other famous officials and celebrities. In the course of his interaction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literary world， he repeatedly spoke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ading Literary School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seeking foreword， presenting local documents， and actively publicizing， so as to enhance the impression of the Jiading Literary School on his teachers and friends ， and led them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e Jiading school imperceptibly. He also wrote epitaphs， biographies and prefaces for the virtuous scholars and the extraordinary men in Jiading with a rich emotional touch， which ga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ir moral characte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ir status and valu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Jiading. He was a Jiading literary historian who consciously construc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Jiading Literary School. His works provided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lu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literature for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Zhang Yunzhang; Wang Shizhen; Zhu Yizun; associations; Jiading classic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