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兵 李聪

摘 要：清末时期北京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建设为起点，开启了市政近代化的序幕。东交民巷作为由外交使团管辖的区域，其公用事业、公共卫生等市政建设并非由其独立完成，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合作参与其中，对东交民巷的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西交流中，中方话语权逐步增大，并未盲目借鉴西方的经验，而是结合实际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近代化道路。

关键词：东交民巷;市政建设;中外合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6-0140-06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一系列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传统社会开启了近代化的转型，北京的城市风貌也开始具有了近代色彩。东交民巷使馆区相对独立于北京整体市政建设的框架之外，为了保证使馆区内外国人西式生活方式不变，依托于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公使团对东交民巷进行了近代化的市政改造，使馆区成为了北京地区首个具有示范性意义的近代化社区。在合作模式下，中方新型公共事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新式市政管理机构出现，中方因素作为内在动力推动了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清末中外在市政建设中的合作与互动，为研究中国自身发展与西方因素影响之间的关联提供可靠的案例，本文拟通过对东交民巷区建设与管理的分析探讨北京近代城市市政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和途径。

一、东交民巷的市政管理与市政建设

自明代以来，东交民巷就是历代中央政府设立对外机构的主要地区。1860年英法联军进驻北京后，先后在该地区设立使馆，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使馆区由外交使团管辖，确定了使馆区的界线，包括整个东长安街路南到内城的南城墙的范围，占地面积11.25平方千米，约占北京内城面积的4%。①之前杂陈于这一区域内的寺庙、衙署、府邸、商铺、民居等均被占用或迁出，并由各国军队进行守卫。②这使得原来仅占东交民巷二十分之一的使馆区扩展到了整个东交民巷，原归清政府的部分权力完全移交给了公使团，其中包括了市政管理权。由此东交民巷成为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逐步建立了市政管理机构，成为了北京地区第一个近代化的区域。

在1914年之前，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市政管理并没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此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分为东区、西区和英国区三部分，分别行使市政管理权。其中东区有奥、德、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等使馆，设立东区委员会作为市政管理机构，负责该区域的市政维护、街道清理、公共卫生等，费用由各使馆依据其在使馆区所占面积按比例分摊;西区辖美、俄、荷三国公使馆，并未形成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区为英国公使馆，单列其中。为了改变三区分立造成的管理不便等问题，1914年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正式成立，“凡使馆界内事务，由该署与警厅及北京地方官直接来往”③，其由五名代表组成，其中三名由“辛丑条约国”使指定，两名由使馆区内居民选举产生。作为区域内市政管理机构，统一负责使馆区内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道路交通、环境卫生、供水、供电等方面。

在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成立之前，东交民巷使馆区已陆续出台了多部有关市政建设规范的章程，时间上早于同时期北京城其他区域。1905年出台的《各国在华使馆界章程》是第一部详细规定辖区内市政规范的法规。对于交通秩序方面，规定驾车乘马者“应各循左手徐行，并不得在太近便道旁沟边走”④，夜晚时“凡轿车、人力车均须点灯，乘马者务须缓行”⑤。对于区域内市容市貌方面，規定一切有违风化的行为一律禁止，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禁止乞讨，禁止挖地，“禁止伤毁便道沟渠、路灯电杆以及一切公用之物”⑥。对于卫生方面，规定“一切秽物不准置于专门抛置秽物地方以外”⑦，有气味的秽物不准抛入明沟，规范了粪夫的工作与场合，限定了不同季节运输秽物的时间。针对行人安全，规定“一切碎磁、玻璃有伤行人者，均不准抛置路上”⑧。关于卫生防疫和动物管理方面，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制定了《动物传染病管理章程》，对于饲养的动物出现流行病症状时应及时上报，并规定了相应的隔离机制和处理办法。可见，这些章程以科学的方式对于市政管理涉及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在具体的市政建设层面上，由于庚子之变使东交民巷内原有建筑大量损毁，20世纪初使馆区内或将传统中式房屋扩建为各国领事馆，或重建为军营等附属设施。为维持辖区内欧美人的西式生活，空余房舍多设立银行、邮局、洋行、饭店等设施，“楼阁雄伟，街衢整洁”⑨，“人们可以找到所有常规的欧洲或者美国建筑”⑩，这些建筑是北京地区较早出现的西洋建筑群之一，打破了北京城旧有的建筑格局，并与周边地区的传统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不仅在外观上，从房屋设施来看也较现代，自来水、电灯、暖气片等样样俱全”，现代的卫生、电气、供暖等设施使得居住环境大为改善。为了改善道路设施，便于出行，使馆区内将北京旧式道路翻修并增加照明设施，1903年后用电灯替代洋灯。并于1915年铺设了北京地区第一条柏油马路。1917年后随着汽车逐渐增多，车行大多分布在使馆区周边的王府井大街、东四牌楼、西单等地区，相应的汽车交通规则也是首先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制定实行的，随后施行于整个北京地区。在自来水供应方面，1909年以前使馆区用水主要通过中国水夫送水、水井取水。1909年京师自来水公司开始为使馆区提供自来水服务，不仅满足区内生活用水的需求，还在使馆区内建设了公共消防用水设施。在供电方面，189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获清政府特许，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商业发电厂为使馆区提供电力服务。随着区内的发展，使馆区内西式建筑林立，并有电灯照明与自来水供应。

外交使团对于东交民巷地区的市政管理和建设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其原因在于西方各国已积累了多年的市政管理、建设经验，相比之下清廷此前对北京的管理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市政管理经验和措施，无论是道路修造维护、垃圾处理，还是消防、供水、公共卫生等方面均相对落后。可以说，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对北京其他城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二、东交民巷建设时期的中外合作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建设并非完全由外交使团独立完成，诸多市政工程的建设都有赖于中方的配合，中方行政机构和中国企业、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进步，使馆区管理当局和北京市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依托中方的合作，使馆区的市政建设得以顺利地实施。

1.中外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

市政建设牵扯到方方面面，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修建、维护、供给保障，还是道路交通的管理，均需要多方的统筹配合才能最终完成。东交民巷某些地段毗连使馆外，因此外交使团并不能自行独立完成跨界基础设施项目，凡是涉及跨界的工程就必须由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与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在建设方案、施工安全等问题上共同商议，以达成一致意见，中方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例如，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委托工务局代办东交民巷口敷文牌楼的修建工程。工务局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此项工程交由建筑厂商承办，工程分为重建和油饰彩画两部分。牌楼整修工程的施工地点部分位于使馆界内，极易造成交通拥堵，由于工务局没有管辖权，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在答复工务局的函件中提出了解决方案，“兹查此举原为市容壮观起见，只得通融照准。请即派员来署接洽以便开工”，并派遣巡警前往协助维持交通安全，保障施工顺利进行。同时作为承办方的中方厂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在牌楼周围设置指路牌，留出通行便道以利车马。施工人员白天悬挂红旗、夜晚悬挂红灯以提示行人。该地段电线密集，部分线路有碍施工，电话局等相关部门及时给予协助，临时移除，以保证工程按时完成。

同时，对于牌楼修建过程中施工材料的堆积给周围地段的交通带来的不便，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也常常需要寻求工务局的配合，工务局亦对此配合，“当已饬令承揽厂商公和祥于该牌楼南边务须留出通行便道，不得阻碍交通”。

对于使馆界内排水设施的整修，1937年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在东交民巷东口修筑地沟，但修砌此段暗沟需掘动崇文门大街路面，并接通崇文门内大街的公共沟渠以利排水。由于该路面由北平市工务局管辖，因此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必须经过工务局的同意才能动工，“贵署先后函，以拟在东交民巷东口修砌暗沟一道以资曳水，刨掘崇文门内大街油路，请予同意并允纳油路修复工料费等因。兹本修砌暗沟，有益公共卫生，自应准予办理”。该项工程最终由事务公署工程师会同北平工务局共同勘查，并“掘动油路”“方可接通崇内公沟”。地沟筑成后得以连接公沟，便于东交民巷的排水与公共卫生。

电力的供应是市政建设的重要保障，使馆区严重依赖北京城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供给。自清末起，东交民巷使馆界内所用电力由西门子公司提供，并在使馆区内建立了北京城第一座商用发电厂。当时的电厂依靠煤炭提供动力，1925年北京出现煤荒，使馆通过外交部沈次长救助于交通部设法接济，以满足电厂每日用煤之缺，交通部回函：“已议定由京汉路即日编组运煤车五列专运山西红煤，京奉京绥两路亦限定每日必须装运大宗煤到京亦资救济，嗣后每日源源运京，当无煤荒之患。使馆界电灯厂每日仅需煤四顿，自可随时就近购用。”中方政府机构的大力协助，使得使馆区内电力得以保证供应。随着汽车的出现，使馆区较早出台了相应的交通法规，用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对于违反相应法规的车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积极与警察公署、工务局等机构配合，共同追责。1934年4月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函报北京市政府公安局，称“一七四〇号汽车一辆开驶甚速，不服章程，请饬该司机严加罚办”，经公安局第三科讯问详情，对于司机罚洋四元。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东交民巷的一些市政建设项目和管理中，中方如果觉得契合本市需要的情况下会主动做出决定，并未忌惮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特殊性。同时使馆区内进行的市政建设与管理也往往需要中方相关机构合作完成，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2.华人公司与外方管理部门的合作

由于华商公司得到了东交民巷一些工程项目的建设经营权，其在进行工程建设或经营业务时不可避免会涉及外方的管辖权，双方即有合作产生。华商在东交民巷的市政活动集修造、经营、维护及售后服务为一体，在使馆区的运营具有长期性与自主性的特点。这些华商不受北京当局的严格辖控，可以不经过市政府直接与使馆区有关机构进行互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师自来水公司。

1908年京师自来水公司成立，最初供水并未覆盖东交民巷地区。为扩大经营范围、增加销售利润，自来水公司与外交使团进行接触。1909年双方达成协议，京师自来水公司正式向东交民巷使馆区提供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

京师自来水公司在经营东交民巷自来水业务过程中，如需要挖掘使馆区的马路或墙面用于安装水管及消防用水龙头等，除了需要通过瑞记洋行与使馆区某客户商定好时间，还必须通报专管路政、警政的东交民巷巡捕总局，经其批准方可动工。工毕，自来水公司需负责修复所掘路面。“定于明早八点钟施工，工竣即由敝公司将该路照旧修复。用特函送，即祈查照准予施工为荷。”

同时，巡捕总局若对使馆区某个公用设备提出维修与安装的要求，也必须通知自来水公司前往完成，如1917年10月使馆界巡捕总局致函自来水公司，要求其修理向外渗水的两座消防用水龙头。东交民巷共安有12个消防龙头以防火灾，消防龙头的钥匙由东交民巷巡警房收存管理。救火时水龙头打开的时长由自来水公司与巡警房各自进行统计，并据此来计算流量与费用。

使馆区内日常用水的计费有两种方案可供客户选择，各用户根据其住宅面积、人员数目及用水需求等情况选择。帛利宅、大丰洋行、美国使馆等均選用按表计费，用户可选择租表或买表，租价每月1.5元，水表售价为54元。而中法银行、照相公司等选择包月方案，包月方案须由自来水公司派员前往勘测，统计用户房内的人数和安装水嘴的个数，估算每月所需水量，因此各处包月费并不一致，如美国洗衣房水价每月45元，中法银行每月6元。

根据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历年账目清单可以看到，在民国早期阶段，东交民巷使馆区整体用水情况比较稳定，除去1922年水费增幅较大外，其余历年变化不大。稳定的用水需求对于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运营有着积极的作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同时，由于东交民巷使馆区自身的区位原因，无法建设自来水厂来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求，中方自来水公司的建立为东交民巷使馆区提供了清洁的自来水，保证了使馆区市政建设得以顺利开展。

3.中外商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京师自来水公司作为清末首家为北京地区提供自来水服务的中方企业，其创办之初举步维艰，受制于近代中国制造业落后的现实，自来水厂修建及管网铺设等所需的设备只能依托洋商代为采购，德商瑞记洋行承包了相关设备的采买，虽在之后的设备交付过程中出现了器材不合格等问题，影响到了自来水厂的修建，但也正是在这种中外企业的合作下，中国新型的公共事业企业得以迈出了第一步。

1911年2月20日，德国瑞记洋行与京师自来水公司签订合同规定：瑞记洋行担任自来水公司与使馆区的中介，代理账款收缴、设备安装、用户合同订立变更等各项用水事宜。同时，瑞记洋行与外交使团签订协议，瑞记须根据后者拟定的计划供水。自来水公司付给瑞记洋行代理酬劳，即售水收入的10%和设备出售收入的5%。两者的互动主要涉及账款的催缴核对与费用纠纷的处理。

双方经常围绕账款的催缴核对互发信函，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原因：双方记账方式不一，一方误算水费，文字翻译出现错误，账目誊抄时发生遗漏和笔误，瑞记洋行偶尔赖账等。双方互动的另一大内容是处理用户缴费纠纷，一些用户以水表计数不对、包月费用不当、设备出现故障、时间计算错误等为由，拒绝按账单付费，自来水公司只得通知瑞记出面代为交涉。有时用户与自来水公司各执己见，瑞记无从办理，两者间需来回多次信函才能解决。如关于俄使馆包月费用的协商，双方就来回致函9次以上。关于东城观音寺洋人住宅水费是否包含在海关包月费用内，双方来回致函6次以上。

由于瑞记洋行并不总是积极维护自来水公司的利益，致使自来水公司有时不得不直接致函瑞记洋行天津总行要求处理此事。“东交民巷使馆每月用水各事委托贵京行办理已有年所。自华洋经理易人，遇事不甚接洽，迩来收取水价往往积至数月不能交款”，“贵京行负有责任，前经函请，并不与伊理论，仅以该使蛮横二字答复，希图了事。窃惟此事，缘起实由贵前任华洋经理极意招揽始克有成，虽由京行办理，而遇事皆与总行直接”。

从京师自来水公司与瑞记洋行的互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在经营地位上是平等的，然而这种平等并非总能带来公正的结果。瑞记洋行责任心的不足，自来水公司处理纠纷能力的不足都是互动中经常暴露出来的问题。涉及部分用户的费用纠纷往往还是以自来水公司做出让步结束。

东交民巷市政方面的中外合作与互动总体来说还是顺畅的，互动双方可谓“双赢”。东交民巷使馆区虽相对独立于北京整体市政建设的框架外，但十分依赖于中方提供的各种支持。中方企业在合作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理念，积累了宝贵经验，以自来水公司为代表的新兴公共事业企业的壮大，为使馆区内市政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了东交民巷的各项市政举措能够顺利运行。

三、中外合作模式下对市政建设的影响

20世纪初北京开始了有体系的近代市政建设，在中外双方的合作模式下，东交民巷使馆区早于北京其他区域成为了近代市政建设的典范。中外双方在合作与互动中，对当时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建设，转变了民众的传统观念。不可否认，20世纪初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确立极大震撼了国人，“国中之国”的现实令民众无不痛心疾首，对于打破了古都北京传统城市风貌的使馆区，广大国人，特别是北京市民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由最初的厌恶、屈辱变为接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转变是随着民众对这一区域的认知程度的改变而改变的。大学士徐桐就曾怒骂其住宅毗邻公使馆乃是“与鬼为邻”，社会中亦充斥着大量愤恨的言论，“北平使馆界是世界间畸形的组织”，“其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荣誉真非浅鲜”，“实属破天荒未有之奇闻”。随着使馆区马路的铺设、路灯等设施的逐步完善，新式道路、自来水、电灯、汽车等逐步扩大到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中，使馆区相比周边已不再突兀，市民的认知在弱化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后，对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近代化的市政建设多有正面的反响，“予每驱车入东交民巷”，“及一入门，则顿觉耳根清静，安适非凡，可以催人入睡”。这说明民众对于使馆区的认知由政治层面逐渐回归于理性，逐渐关注于市政建设带来的改变，开始以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东交民巷使馆区。

其次，新型公共事业企业通过合作与竞争，开启了发展的进程。自来水与电力，是近代市政建设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20世纪初，北京地区先后出现了中方背景的京师自来水公司和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作为清末北京地区唯一的自来水公司，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建立，在旧有观念的支配下北京市民对其充满了抵触，“内城满人以为洋水，疑畏不敢饮”。而东交民巷使馆区为京师自来水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用户群体，良好的宣传效应也为扩大自来水公司的业务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合作中，北京地区的自来水事业逐步发展起来。而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的建立，使得电力供应由皇家和使馆区扩大到了北京市區，与自来水公司不同，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打破了洋人电灯公司对于电力的垄断，这是中国民族资本对于西方经济渗透的主动出击。在与西方电灯公司的竞争中，中方企业始终控制着北京城电力的供应权，这不仅使民族资本取得商业利润，也防止了西方控制电力事业进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两大新型公共事业企业的成立，为北京市政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再次，中方市政机构“西为中用”，促进了市政近代化发展。在合作中，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市政建设的成功经验，促进了近代北京市政法规、基础设施与公用工程的产生与发展。1906年北京第一批近代市政法规陆续颁布。《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改定清道章程》《清道执行细则》《管理大车规则》《管理人力车规则》《车辆夜行不燃灯处罚规则》均模仿了使馆区相关的法规。1928年颁布的城市管理法规《北平特别市整理步道规则》《北平特别市管理重载大车规则》《北平特别市掘路规则》《北平特别市厂商承揽工程取缔规则》亦借鉴了使馆区内的相关管理条款的内容。在经过简单模仿东交民巷使馆区市政经验后，中国新式官员也开始自主探寻适应本国实际的市政建设方法。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的建立，开启了北京成体系的市政建设之路，与旧时的北京市政建设相比，此阶段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官员比例上升，他们将西方市政理念与当时的国情相结合，在维持古都风貌与城市近代化中寻求到平衡点。在对东交民巷的市政建设具有了话语权与影响力后，努力使东交民巷成为整个城市改造计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在中外合作中，中方話语权不断提升。东交民巷使馆区作为由西方使团控制的独立区域，往往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在市政建设的层面上，中方在与使馆区的合作与互动中，积极应对不公正的对待，维护本国的利益。1911年，公使团以华人铁轮大车对于区域内道路造成损害为由，禁止华车通过，此举使得北京市民大为不满，北京市区的其他街道并未限制外国车辆通行。对于这项不公正对待，北京市政机构与公使团据理力争、沟通协商，在强大压力下，使馆区当年便废止此令，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公平的对待，维护了中方的利益。

结论

东交民巷使馆区在进行市政建设的同时，北京城也在市政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着近代化的尝试。如上文所说，使馆区内市政建设并非由外交使团独立完成，中方企业与中方管理机构在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使馆区这个“窗口”，中方可以更直接地接触到先进的市政建设理念、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用的科学技术，有利于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北京市政建设中去。同时使馆区的市政建设、西式生活方式的维持，往往也依赖中方提供的物质保障。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现代化转型加快，城市近代化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东交民巷市政建设的影响力不断减弱，中方力量对使馆区建设的“反作用力”日益增强，中外双方在相互合作与互动的关系中取得了双赢。

虽然使馆区内的市政建设与管理经验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并不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决定因素。在中外合作下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市政建设乃至整个北京地区的市政发展中，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市政机构作为内在推力的强大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市政建设的两个实施者，政府机构在政策层面的推导，民间企业在商业层面的助力，推动着古都北京的近代转型。国人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以自身需求为准绳，西为中用，对西方市政理念、科学技术加以中国化的改造，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于当今我国城市发展道路的探寻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注释

①宗绪盛：《老北京地图的记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第9页。②《辛丑条约》第七条：“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③《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181-018-03488，1914年。④⑤⑥⑦⑧丁进军：《清末北京使馆洋界巡捕道路规章史料》，《历史档案》2010年第3期。⑨徐珂：《增订实用北京指南》，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35页。⑩Juliet Bredon，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eaces of Interest， Shanghai：Kelly&Walsh，1922， p.36.引文为作者自译。Henri Borel， The New China： a Traveller′s Impressions， London： T. F. Unwin， 1912， p.32.引文为作者自译。《北平市工务局关于修缮东西交民巷及金鳌玉蝀等牌楼暨西安、地安两门工程等开标日期、工程规范、工程标价表等事项与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公安局、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等的来往函》（第1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17-001-01228，1935年。《北平市工务局关于修缮东西交民巷于修缮西安门、地安门工程所需工及金鳌玉蝀等牌楼暨西安、地安两门工程等开标日期、工程规范、工程标价表等事项与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公安局、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等的来往函》（第2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17-001-01229，1935年。《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请修筑东交民巷东口地沟与北平市工务局的来往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17-001-01499，1937年。《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请修筑东交民巷东口地沟与北京市工务局的来往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17-001-01499，1937年。《交通公报》，1925年第940期。《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关于本界内有一七四〇号汽车一辆行驶太快不服章程对司机严加罚办的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181-021-28764，1934年。《京师自来水公司关于东交民巷用水之水价、管线维修等与瑞记洋行和各用户的来往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17-001-00079，1915年。《京师自来水公司关于东交民巷各用户的水费、安管工料等问题与瑞记洋行等的来往函件》，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067-001-00074，1914年。章熊：《北平使馆界》，《认识周报》1929年第4期。周鲠生：《不平等条约十讲》，太平洋书店，1928年，123页。丁鹤：《中国外事警察概论》，丁鹤著译室，1937年。求幸福斋主：《东交民巷琐记》，《紫罗兰》1926年第8期。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责任编辑：王 轲

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arting with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of the embassy area of Dongjiaominxiang， Beijing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municipal construction. Dongjiaominxiang， as an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plomatic corps， its public utilities，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municipal construction were not all completed independently by Western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participated in this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of Dongjiaominxiang. In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 gradually increased. China did not blindly learn from the Western experience， but explored a way of city modernization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reality.

Key words：Dongjiaominxiang; municipal construction; Sino-foreign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