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妍妍

2019年年底，北京市正式在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全面推行校长职级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已经开始试点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随后，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等地也设立试点迅速跟进。各地在探索、差异化变革的同时，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教育家办学。改革不会尽善尽美，校长职级制实施后，校长的角色会发生哪些变化？对其职业化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评定的难点和堵点又体现在哪？围绕一系列问题，《教育家》记者采访了北京开放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褚宏启。

实施校长职级制难点在评价

《教育家》：校长职级制的实施，打破了校长终身制。这对于校长而言，是利是弊？这项备受关注的改革，给校长的专业化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褚宏启：以前，一个人从当上校长开始，只要不犯大错，到退休可以一直做校长，没有校长序列的职业等级，也没有晋级。其弊端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校长的工作成绩没有评定，干好干坏一个样，有点像吃“大锅饭”。校长职级制则提供了一个不断向上攀登的职业阶梯。这个职业阶梯对校长有激励作用，让校长之间有一个良性竞争，竞争带来压力，压力带来动力，而且需要符合条件，尤其是干出工作实绩才能晋升。这就给校长设定了准入门槛，从入口再到出口，需要遵循完整的流程，实施科学的管理，使校长走上职业化道路。

实行校长职级制，承认校长是一個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全国许多地方，仍然普遍存在重视校长行政级别和身份的现象，而普遍不重视校长的专业建设问题，有人不适合当校长，上去了就不好下来。而在有些地方，由于校长行政级别过高，尤其是一些重点中学的校长，行政级别甚至超过了当地教育局局长，这给教育管理造成了许多难以描述的困难。

实行校长职级制是一项制度变革，目的在于促进校长队伍建设，拉动校长专业发展。全国有几十万所中小学，正职校长有几十万名，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但是，很多校长都没有受过教育管理的科班学习，甚至还有校长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校长的综合素质和办学能力都有待提高。目前，提升校长的专业素养主要有两条路径，一个是通过培训，直接提升其知识水平、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一个是通过制度变革间接提升校长的素质。校长职级制就属于制度变革，在这项改革中，既涉及校长的评价和评级问题，还涉及对校长的培训、管理等问题，所以校长职级制改革属于一项综合改革。其目的在于提升校长的专业化水平，让校长具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引导校长在学校管理中不只看学生的考试成绩，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学校的内涵发展和文化建设。

《教育家》：校长职级制改革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校长的评价考核问题可以说是关键。校长的职级应该由谁来评定，怎么评价？

褚宏启：评价不是单一的评价，它涉及很多形式，比如说要到学校做民意测验，还要提交各种材料，凸显校长的科研能力、工作业绩等，考核问题要体现时代的要求。

校长专业标准明确提出了校长的6项专业职责：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我们应按照校长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评价，依据校长的业绩、理论水平、办学实践、专业水平等，遵守各个环节的规则和程序。只看校长单方提供的材料或者听校长讲述都是不行的，要通过多方验证才能确定。因此要研究怎么落地、怎么执行。此外，在给校长评级时，除了教育行政部门，还应有专家、家长代表和社区居民参加，同时在评级时应充分考虑学校的规模、生源情况和办学特色等。

在给校长评级时，还要设定一些准入条件，如在教学一线教过多少年书、做过几年学校中层管理人员等。有些人担心实行校长职级制后，校长没有了行政级别，将来向教育官员转型的通道会被堵死。这种担心其实大可不必，从以往经验来看，校长岗位调往行政机关做教育官员的人毕竟属于极少数。

校长职级制改革不可一蹴而就

《教育家》：经过20余年的推进，校长职级制呈现出两极分化局面。有些地区开展的“轰轰烈烈”，校长职级制改革已见成效，有些地区却是停滞不前。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褚宏启：校长职级制的实施，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也会面临很多挑战。

从外部因素看，主要包括薪酬待遇问题、当地主要领导是否重视、平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等。中小学校长职级分特级、高级、中级、初级，职级不同，绩效工资不同。这就涉及当地的财政局等多个部门，是否愿意为此提供支持？经济落后地区由于财政状况差，很难推进校长职级制，所以校长职级制的开展多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还要看各地对校长职级制的认识程度如何，涉及哪些部门。如果一些部门如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不愿意推进此项改革，或者当地主要领导对此不感兴趣，校长职级制就很难启动。

从内部因素看，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校长的评价考核较难，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引发各种矛盾。在开展的过程中，有些地区职级制改革的宏观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推进方法可能不当，最后效果也并不好。校长职级制改革要想在全国展开，其制定的标准、程序应当是合理的，不能出现偏差，而这二者实际上都具有挑战性。而且很多具体的细节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认真思考，给出合理的方案，才能兼顾各方，让大家都认可这件事。总之，校长职级制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教育家》：校长职级制的目标指向，是要专家治校、教育家办学。在校长最需要的自主管理权上，应如何放权于学校，让校长发挥作用？

褚宏启：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部分是政府向学校放权。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可以说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做得相对比较好。例如基础教育“两级管理、以省为主”体制就比较成熟，落实得也比较到位。当然要加强省级统筹，毕竟各个区县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对一些经济力量较弱的区县，特别是贫困县应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

政府向学校放权，目前可能做得还不够好，比如对学校管得过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较严重。简政放权，无论是将来还是过去，都希望政府的职能转变，这也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要允许学校自主办学。如果校长职级评出来之后，又不给校长自主权，校长职级制自然也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和不同学校校长的成熟度及其职级应当对应，管理措施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对特级校长来说，政府就可以管得少一点，因为特级校长的能力很强。而对于初级校长，政府就需要多给予指导与帮助。这样的话，通过对不同成熟度的校长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政府可以更好地管理学校，并优化与学校的关系，而不是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