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国内关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2020-08-04言浩杰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年3期

摘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国内学界围绕“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作了相关学术探讨，就其基本内涵和特征、生成逻辑、功能和价值、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入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需进一步界定其科学内涵，系统挖掘其生成的历史文化、理论及其实践资源，拓宽其功能和价值研究，不断推进研究方法的升级和学科视角的创新。

关键词：最大公约数;统一战线;核心价值观;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3-00017-07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最大公约数”。如“推进改革过程中，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1]，“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2]，“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最大公约数已从最初的数学名词上升为党的治国理念，并逐步转化为一种政治话语，引发学术界的研究和关注热潮。当前国内学界对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进行了多维度探索和研究，本文旨在对学界关注热点进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总结优秀研究经验，探索未来研究方向。

一、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基本概况

文献数量和文献研究的关键词是反映某领域研究现状的重要参数。通过对年度文献数量的分析，能反映出研究热度的高低。通过对关键词的解析，能映射出研究的聚焦点。

（一）年度文献的数量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研判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以“最大公约数”为主题，并且全文包含“习近平”进行文献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12年10月15日至2019年12月31日，结果显示（图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文献为201篇，文献数量明显增加，表明国内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正在提高。

（二）文献关键词解析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最为凝练地提取了作者的核心觀点，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CiteSpace软件的一个重要分析对象。使用CiteSpace软件对研究对象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设置时间跨度为 2013—2019，单个时间分区长度为1年，提取每个时区中被引频次最高的10个关键词，得到国内最大公约数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整个关键词网络整体上是紧密的，表明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最大公约数”位于图谱的中心，与“习近平”、“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政协”、“中国梦”、“一带一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表1）等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密切，构成了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走向。

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基本内涵

围绕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基本内涵，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阐述，观点如下：

（一）“共识论”

有学者认为最大公约数就是最大的共识，这种共识表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学者杨卫敏表示：“最大公约数理念在面对利益格局多元、价值取向多样时，务必最大限度寻求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4]杨建义教授深化了价值共识的理解，他认为最大公约数是“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价值交集，能够有效发挥价值的整合功能，克服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分歧，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所认同，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性”[5]。

（二）“平衡论”

汪涛等人从经济学的视角阐释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内涵，他们认为最大公约数“既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同改革事项之间的统筹。最终都是为了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利益均衡”[6]。有的学者从生态的视角揭示最大公约数的含义，他们认为生态与发展是时下中国的主题词，为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为现实，就需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大公约数，这一最大公约数即控制、保护与生存、发展之间的平衡[7]。

（三）“统一说”

杨颖教授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探索最大公约数的内涵，认为执政党不仅需要摸索和探求全社会意愿的交集，还需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维护最广泛的群众权益进程中不断发挥主导作用，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统一。[8]王树臣教授认为最大公约数思想意味着“同和异的统一”，其具有同和异相融合的特质，同和异相包容的本质以及同和异相兼容的精神。[9]

三、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逻辑

重大的理论问题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

寻求最大公约数具有深刻的历史积淀，在不同领域都有所体现。有学者认为在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最大公约数中，就具备深刻的历史基础。杨建义教授表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核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精神实质已经深刻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秉持和践行的价值取向、价值规范和价值原则”[10]。学者李克认为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最佳体现是统一战线理论。他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一项富有创新的制度安排。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进了事业发展。”[11]

（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理论逻辑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凝聚民心”思想是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文化基础

有学者表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流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思想，这是执政者努力寻找凝聚社会民意最大公约数的办法[12]。慎海雄认为，“2000多年前荀子表达的‘民齐者强的政治思想，点出了凝聚共识的重要性”[13]。陶文昭教授的研究以中国近代为逻辑起点并指出：“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无论是搞改良还是搞革命的，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在拯救民族危机、追求民族复兴。这需要不断凝聚民心、谋求共识，实现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14]

2.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指导

第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有学者认为，“解决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进一步谋求最大公约数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的历史是由人民自身所创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15]。第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揭示了实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民主的本质体现，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最终归宿在于谋求全体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16]。第三，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学者杨光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現自身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政治联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思想，深刻蕴含人民参与、团结合作、妥协共赢的理念和精神，对谋求广大民众意愿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根本指导作用”[17]。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提供了直接指导

第一，毛泽东最大公约数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最大公约数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革命实践中注重各位党员同志的积极协商、讨论，对于政策的决策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使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紧密联系在一起，谋求最大的共识[18]。第二，邓小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强调协商存在于党的领导之间，而且存在于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以此共识才能更好达成[19]。第三，江泽民最大公约数思想。有学者表示江泽民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特点在于实现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着重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事业中的作用、保持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20]。第四，胡锦涛最大公约数思想。学者刘秀玲指出，“胡锦涛最大公约数思想特点在于必须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政协组织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21]，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现实逻辑

首先，最大公约数的现实生成来源于中国国情。中国在静态上大而杂，国土广、人口多、差别大;在动态上变而快，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交织叠加。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组织形式都日益多样化，基于复杂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各色思想意识，相互之间差别、矛盾乃至对立现象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国情中，凝聚社会共识变得极为紧要和迫切[22]; 其次，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特征看，寻求最大公约数是调整深层次利益关系的迫切需要。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人们活动的内在驱动力[23] ;最后，从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看，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寻求最大公约数是不同利益群体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国梦[24]。

四、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第一，建立“共同体”意识。有学者表示，在谋求“最大公约数”的进程中，全球化时代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理念和价值必须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相契合。一个民族国家谋求的“最大公约数”要体现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才能助推世界文明的发展，为世界文明和“共同价值”增添新的元素。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有最基本的共识[25]。第二，包容“同”中之“异”。裴学进教授从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认为最大公约数在于“异中求同”，在求“同”基础之上，认可以“非公约数”形式存在的其他价值观，并不断包容这些价值观[26]。

（二）时代价值

第一，因应当代中国时代特点。过去40年，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不断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从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亮点。然而我们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各种挑战，唯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公约数[27]。第二，符合世界潮流与趋势。全球化时代，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日益密切。寻求民心与人文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可以促生新活力，深化文明交流与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8]。

（三）应用价值

第一，政治层面。有学者从统一战线角度阐述寻求最大公约数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如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地方党委政府为协调利益常常把基层协商民主工作交由统战部牵头并取得重要成效，切实增强了利益相关方的各界群众的获得感[29]。第二，党建层面。有学者指出：“能不能、会不会、善不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不仅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定力、思辨能力和工作张力状况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情商、群商、政商高低的重要标尺。寻求最大公约数对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亲和力、凝聚力、引领力具有重要价值。”[30]第三，社会层面。吴忠民教授表示，“当今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各个群体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尚未真正形成，整个社会没有达成普遍接受的共识，社会内部出现一些离心因素。积极寻求全体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对于形成社会共识，凝聚全体人民，增强党的自我定力、社会感召力及社会动员力，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实施具有重要价值”[31]。

五、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实现路径

许多学者认为实现最大公约数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如通过协商民主、政党之间的议事合作或者培育并弘扬核心价值观。这些方式构成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基本路径。

（一）通过协商民主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以协商实践寻求最大公约数。祝灵君等人认为，“商量是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关键，凝聚共识需要商量。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实践中，党员干部只有经常与人民群众商量，才能找到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巩固领导核心的地位”[32]。学者蔡洪理也认同商量是找到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领导干部遇事能不能想到群众、能不能同群众平起平坐商量，是判断领导干部心中有没有群众、群众分量有多重的试金石。所以出台政策、制定规划、决定事项时，领导干部要同利益攸关的群众及时商量、充分商量、广泛商量”[33]。第二，用协商制度找到最大公约数。刘伟教授表示，“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关键在于相应的制度保证和程序规范。他进一步表明要确定协商主体之事的范围和类型，协商议题、事项和平台，还需建立并遵守议事规则”[34]。

（二）通过政党之间合作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完善政党协商。马一德教授認为，“最大公约数落地生根必须建设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牢记和传承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不断加强对广大成员尤其是骨干成员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切实增强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35]。第二，用好政协平台。如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已成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阵地和品牌。其议题一般年初确定，列入全国政协年度协商计划。与会人员为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相关部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围坐而谈。协商气氛热烈有序，与会者畅所欲言。双周协商座谈会真正体现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精神[36]。第三，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学者李克表示，“统一战线是寻求最大公约数最长的包容半径，只要我们的统一战线守住政治底线，坚持求同存异，尊重和包容差异，就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结成最大政治联盟”[37]。

（三）通过培育并弘扬核心价值观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郭建宁教授认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历史进入新时代，社会思潮、价值判断、利益诉求不断多样化，寻求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8]。第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避免利益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39]。

六、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研究的评析与展望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关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报刊、期刊论文，未有相关学术专著，缺乏深刻性与系统性，对有些问题仍处于探讨或争鸣之中。

概括归纳起来，当前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第一，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内涵。多数学者认同“共识论”，“共识论”成为最大公约数思想内涵的主流声音，引起众多学者共鸣。有一些学者认为最大公约数思想是一种“平衡论”抑或是一种“统一说”。不过这些学者对于“平衡论”和“统一说”没有具体展开，尤其是对于“统一说”笼统且抽象，对民众意愿和民众利益辩证统一的论述较少。第二，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生成逻辑。最大公约数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已成为学界基本共识，但具体阐释时缺乏论证性。如历史层面没有展开，文化渊源论述缺乏厚重性;理论层面的论述逻辑性较强，但仍需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断深化。第三，最大公约数思想的价值。对此，学界认为主要有三大价值：理论价值、时代价值以及应用价值。绝大多数学者对应用价值作了深入探讨和阐述，因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需求，但在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层面挖掘略显单薄，与实际联系密切性不够，传播力有限。第四，最大公约数的实现路径。多数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实现最大公约数的有效途径，但有些学者认为实现最大公约数还有其他途径，比如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学者对于最大公约数的实现作了深刻的逻辑论证，但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关于最大公约数落实细节、落实后的评价机制与体系缺乏规范性，对于如何改善和优化落实最大公约数的布局则欠缺整体性设计。

基于当前学界研究现状，本文认为，今后学界围绕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第一，进一步厘清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科学内涵。最大公约数最初是个常见的数学名词，它是指两个或多个整数共有约数中最大的一个。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引申意义，因此，对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首先应探讨如何对这一概念进行规范性的界定，并进一步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超越性、规范性的价值从何处得以体现，探索如何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加以融合。此外，对于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内涵中的“统一说”要深入探讨，对意愿和利益关系作出阐释，深入理解意愿和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

第二，深入挖掘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资源。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文化的研究，厚植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形成的文化之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最大公约数论述的理论资源，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研究，丰富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和理论资源;积极研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成果，筑牢实践之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断探索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深入发展。

第三，加强对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功能和价值研究。一是要进一步挖掘习近平最大公约数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理论价值既是寻求命运共同体，更是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画出更大同心圆。如何使同心圆的半径更长、交集更大应当成为学界未来努力探索的方向。二是要加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当下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面临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努力探索和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时代价值变得尤为重要。三是要积极拓展应用价值研究。学界不仅需要加强对政治、外交、党建层面的研究，还需要开拓经济民生方面的研究。民生是国家发展之根本，只有谋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发展思想才会变得有价值。

第四，进一步推进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创新。首先，强化比较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赋予了民主新内涵。深化对民主本质问题的认识既要与西方进行横向比较，探索西方国家对民主本质的认识与我国的区别，也要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认识史进行纵向比较，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真谛的论述是如何与过去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其次，推进价值批判与规范建构相结合。对于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既有经验层面的也有价值层面的，未来研究要从强化访谈、调研、案例实证分析等方面入手，对寻求最大公约数进程中的评价指标作出具体规范及可操作的评价体系。积极总结过去推进最大公约数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从学理上赋予最大公约数更多战略意蕴。最后，推进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涉及领域广泛，目前学界的研究绝大多数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是系统研究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必然要求。如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为习近平最大公约数思想的研究带来新气象、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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