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京四合院发展演变及现代改造（上）

2020-08-04王子航

河北画报 2020年24期

关键词：四合院人口北京

王子航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四合院最早是在元代形成，后在明代和清代兴起和发展，同样是在此时期，但相对来说有了特征的变化。本章节是对明清及建国至文革时期北京四合院的发展演变特征进行简述，并且阐述四合院在现代改造必要性。

一、北京四合院住宅形式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构成的多元化

因北京为多朝古都，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同时是少数民族聚集比较多的城市。因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的优势，其北京历史可上溯到夏商时期。近现代北京的人口组成，与元代以来多次的人口大迁移有密切关系。首次大迁移发生在元代初期，来自三个方向，为来自北方的蒙古人，来自西方的回族人和来自江南的工匠。人口大迁移是在明代，来自两方面，一是朝廷在洪武、永乐年间下令从山西一带让无地农民来京耕种，另外是明初“轮班匠”制带来的南北雇工。人口的迁出主要发生在明末年间，据记载:清大军于1636、1638、1642 年三次进京，掳走大批人口。第三次大迁移发生在清初，清大军入关以后，北京内城范围实际变成了满族居住的城市。

到了清末，北京庞大的居住人口数量，民族间的区分由于长时间的混居已经非常弱化，北京人口的多元化愈来愈明显，而生活模式与生活习惯在不同民族间反倒愈加--致。

（二）经济和生活

元代以来北京城由漕运交通带来了经济繁荣。元定都北京以后，逐渐摆脱了牧民的生活习惯，经济模式开始往以商业为主转变，北京的经济开始愈来愈繁荣。明朝之后，北京的经济步步发展，甚至出现庙会这种大型集市。直至清代以后，一切沿袭明制，庙会集市却远远超过明代。

的确，元代以来都市商业在北京的极其繁荣，但并不能掩饰在经济上的畸形。北京的城市消费远远大于其生产，各种大规模的经营多掌握在外省商人手中。然而，经济生活的繁荣给北京带来了新的建筑形式——廊房。

（三）信仰与文化

从地名着手，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考察北京居民的宗教信仰具有极其特殊意义。在《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明有300 多座寺庙。关帝庙有87 座，居最多，再加上主要祀关帝的白庙、红庙及伏魔庙等共115座。其次为观音庙，共81座，加上白衣庵等庙宇共108 座。清年间根据京正阳门内右为关帝庙，左为观音殿，可得出这两座神庙是北京居民主要崇拜的对象。其它较多的寺庙有:土地庙42 座，真武庙41 座，火神庙39 座，娘娘庙30 座，和数量不等的玉皇庙、龙王庙、财神庙、药王庙、天主教堂和清真寺等。

数据表明，北京城居民的所祀对象范畴极广。明中后期，北京兴建庙宇繁奢，遍布迅速、分布密集。直至清代，正统宗教逐渐衰落，北京的民间宗教近乎已三教合一，因行立祀，因俗立祀，除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外，其它庙宇之间区别并非十分明显。总言之，北京民间宗教特点为行业化、世俗化，人们并不关心释、儒、道派别之分，然而其注重从祀拜中祈福以保平安，或者从中得到寄托。

庶民文化作为一种基层文化，受到邻近民族文化及上层文化的影响。是研究居住的重要参照，内涵主要包括服饰特征、饮食习惯、民间艺术、语言文字、社会组织等。

二、明清四合院的演变

（一）城市格局对演变的影响

于公元1368 年，明朝的军队将元大都攻占，并且建立了明朝。君主及其关注农业的发展，他扶持工商业和外贸业，同时解放了生产力，这使得明朝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到达了鼎盛。从而这种繁荣的景象就为住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朝时期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前提上扩建和改建的。明成祖在当时迁都时弃掉了约五里在北部的地带，并且在南部扩建了两里，形成如今北京的形状。城圈内的街道和建筑都大概保留着元大都的模样，全城中心对称，北至钟鼓楼，南到永定门。

清朝在北京建都以后，基本与明朝北京城的宫殿格局相似。当时满族是清朝的统治阶级，最初就颁布了制度——满汉分居，变化了城市格局。

（二）住宅形式的演变

明清与元代在住宅形式上产生了差异，也就是院落的布局上产生变化和消失的工字形平面，这些变化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是有他各自原因的。具体如下：

1.明清时期人口的增长所导致四合院院内形式的变化。人口增长一定会产生每人拥有面积的下滑。《顺天府志》上，于明初洪武二年开始，北京现今在户人口大概为4.8 万人，六年以后的人口到达32.3 万。并于永乐十八年时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人口一度迅速的增长。一直到清末，统计北京的人口后发现超过了一百万人。因此，以承载更多人口为目的，开始对人们居住的院落进行改良。元代按照每一户人家8 亩的面积改建为四合院，而且前院要大于后院；明清时期普通的院子占地4 亩，也有例外，小的四合院可为1 亩甚至更小，同时，院落格局不同的是其后院要大于前院，前院形状为扁长形。

2.因当时将人口的迁移所产生的文化融合是明清四合院平面布局所改变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1370 年-1417 年，政府进行屯田，为了巩固国家的边防，所以政府从山西到了北京。从文化传播学上看，人口迁移造成文化的扩散。据考证，山西襄汾的明代时期民居与明清时期北京的四合院非常相像，可以推测出这两地的建筑形式存在着渊源。

3.从明代开始，各种建筑形式里工字厅的隐匿，很可能是与当时民居中不再使用工字形相关。据研究，宋元时期平面工字形在宫殿和寺庙等建筑中使用，但是明代所有建筑里发现工字形都较少。

三、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北京四合院的演变

（一）影响因素

新中国成立起，北京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与建设，1958 年-1978 年，在此年间的“迎国庆的十年工程”、实践各种住宅的形式、旧城改造与拓宽道路等建设均使四合院面临拆除的威胁。1949 年-1978 年，旧城区旧房拆除量达到340 多万平方米，新建房屋达到743 万平方米，旧城区民居总量达到1560 多万平方米，其中老房占818 万平方米，约占52%，1953 年-1957 年，“一五”期间老房占85%，可以看到在这二十年期间旧城区的建设量。记得吴良镛教授说过一句话，可以很形象的表达出20 世纪50-80 年代的北京城市开发情况：“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这些开发活动形成了当代北京的城市格局。

唐山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四合院的发展。文革开始后，暂停了城市规划，民居的改造也受到极大影响。在十年内建设量达到690 万平方米，只是“一五”期间建设量的90%。文革还给四合院造成极大的损失，院内的许多文化艺术装饰形式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下，将其视为封建残余，将其损坏。1976 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当时在北京市人口逐渐增加的情况之下，旧城区四合院只能加建抗震棚，为了缓解地震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地震危险消除后，只能以四合院加建房屋来解决住房问题。

（二）演变特征

我国的城市建设阶段就是这个阶段起步，各个方面也都在起步期，四合院的环境和所有权在此发生变化，但是四合院自身并没有建筑形式或建设量上的进步。20 世纪50-60年代，处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部分四合院由私人的财产变为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这些四合院一部分交给房管局管理，另一部分四合院交机关或单位拥有，用于住宿或办公，如医院、学校或工厂等。这样的四合院都会保存的比较好，院子面积比较大而且完整，比如属于三进院的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2 号院。这种情况下，多功能用房就成为北京四合院的主要形式，功能向多方面发展。建国以后北京人口的增加，住房的需求也同时增长。于1985 年，片面强调“快速施工”的“大跃进”在车公庄与和平里建造了33 万平方米的低标准住宅，这样的住宅在六十年代得到发展。1966 年-1968 年，北京建造了130 多万平方米的简易居民楼，分别建造在东城区土儿胡同和焕新胡同，西城区的晚安胡同和西红门，宣武区的枣林前街和白纸坊，崇文区的夕照寺和龙潭西里等地区。但是这些房屋多半是炉渣砌块所建，质量差不说，还没有厕所和厨房。这些建筑的出现，破坏了四合院的风采。另外，很多的人口挤入四合院，形成了多家合住状态，因原有房屋不够，在院内搭建房屋，本来完整的院落被划得四分五裂。

所以，这个世纪的四合院向多功能院落和多家合居的公共院落方向演变，并且由于插建楼房，整体的环境被破坏。

四、四合院空间环境改造的必要

对于现在的四合院来说，很大一部分都是明清和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现代的需求与以前四合院间出现严重的脱节。一方面，关于四合院延续住宅功能来说，现代家具的普及和大批现代厨卫的涌现，四合院出现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功能，然而发展到现在的四合院功能空间，因为居民生活的方式改变，从而表现出不是特别合适；另一方面，因现代人们生活实质的变化，和经济经济对生活的疏导，一些原有四合院的持有者有了对四合院功能置换的需求。四合院本来是为适应过去的居住需求而产生，但是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强行把它用作办公、展览、旅馆等功能空间，不免会有矛盾，所以在对原有四合院改建的过程中，空间和环境的改造就看起来极其重要。

不管是哪种建筑，说到底都是为人服务，甚至一切设计都是这样，如果脱离对人的考虑，建筑设计或者说设计就毫无意义，四合院的建筑设计也不例外。对于我们来说，当物质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精神的需求就会变得尤为重要。当前，不管我们对生活的空间场所，还是对娱乐空间，除了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期望。我们拿原有的四合院来讨论，它作为生活的介质，只有它的空间面积、功能方式等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它的价值才可以得到延续。同时也要在人文方面进行考虑，他不仅承载着许多人的记忆，而且同样是展现老北京文化的重要层面。对那些有较高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有意通过四合院改造来提高生活品味，精神层面的需要就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改建四合院空间的时候，一定要从人文层面出发，考虑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