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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生死大逃亡:假发票圈套里刀已出鞘

2020-07-31李永斌

知音(月末版) 2020年7期
关键词:会社渡边淳芸香

李永斌

被追杀,惊险刺激的逃亡……这些电视剧中的情节,曾真真切切发生在黄子洋身上,成了他一辈子埋藏在心中的伤,总忍不住去看,却又不敢撕开……

日本打工,落入假发票圈套

黄子洋,河北省保定市人,典型的80后一枚,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梦想做老板挣大钱,开过面馆,摆过摊,批发过蔬菜,但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2012年的春天,他投资七八万在县城做早点生意,再次赔钱欠债后,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决定去日本打工。

2013年1月,黄子洋选准了一家劳务公司,与日本的一家公司网上视频面试。最后,他和县城另外两个小伙李德明与张海涛,一起被东京一家建筑公司——大野工业录取。交了大概6万元的劳务费(相当于介绍费),1月底,他们开始在劳务公司的安排下学习3个月的日语。2013年5月,他们按时从上海搭乘飞机,飞往目的地东京。

抵达东京后,他们随着接机的劳务公司负责人王凡回到劳务派遣会社,被安排住在二楼宿舍。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继续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和禁忌,为适应日本当地的工作做好准备。

2013年6月底,大野工业的老板渡边淳一在王凡的带领下,到劳务派遣会社来接人。老板50多岁的年纪,平头、微胖、一脸横肉。那时正值夏天,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露出的两条胳膊上刺满了文身。

收拾好东西,他们坐上渡边淳一的豪华轿车,往位于东京新宿的大野工业株式会社疾驰而去。一路上,黄子洋憧憬着即将工作的地方,会是一个多么豪华多么气派的公司,而事实却令他们傻了眼。

下了车,渡边淳一往旁边一努嘴,说:“那是你们的宿舍。”映入眼帘的脏乱差,让黄子洋仿佛到了印度的贫民窟,心一下子凉到脚后跟。进去后,他们才发现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居然早已住了五六个前辈。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第二天到工地后,他们即将面临的工作内容也不尽人意。

因为防火材料有毒,工人必须每天戴着厚厚的防护服,只露两只眼睛看路,行动不便且闷热,这与来时劳务公司介绍的大相径庭!但工资还算可观,与他们承诺的出入不大,一个小时918日元,折合人民币60多元!为了钱,大家只好选择忍耐,况且来时交了6万劳务费,中途回国的话不但不给退,还要承担巨额违约金。

为了节省开销,不到90平方米的宿舍,渡边淳一竟然安排了8个人居住,拥挤,埋汰,刺鼻的汗臭味充斥着整个促狭的空间。洗脸、洗衣服、做饭都要排队。就这样,黄子洋在煎熬中干了两年。

2015年6月,受日本行业大环境影响,大野工业公司业务滑坡。渡边淳一开始想方设法裁员,但因为有合同制约,如果他单方面开除员工,也要赔偿违约金。他不好明目张胆开除,于是想办法挤兑黄子洋他们。

多次劝退不成功,渡边淳一让公司里的翻译找到他们,说:“老板看你们赚钱不容易,给你们想了一个省钱的方法,就是把发的工资一部分不通过工资卡,私下給现金,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想方设法搞到发票,用假发票做假账。”

翻译当场给他们算了算,这样一个月能多赚几千人民币。大家一听还有这等好事,于是便开始想办法弄发票。黄子洋想起朋友的姐姐在日本便利店打工,便找她帮忙。

几个月后,大家都发现每月离需要的发票数量还是差得很多。没补上的那部分差额,会社最后要求用工资抵账。

哪成想,这样一来,大家竟然比没上交发票前的工资还少了!他们这才发现,他们早已落入了渡边淳一设下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大家找会社理论,渡边淳一却凶相毕露。没办法,大家只能吃闷头亏。与此同时,黄子洋开始寻求网上帮助。

刀已出鞘,东京生死大逃亡

2015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子洋加了一个在日华人的法律群。一位华人律师告诉他,渡边淳一利用他们为公司做假账,他们也成了帮凶。这样的事日本不少,他特意提醒黄子洋收集证据,以免最后被连累。

在律师的建议下,渡边淳一再向他们索要假发票时,他偷偷用电话录了音,以备不时之需。但此时的黄子洋还不敢与老板翻脸,因为听说渡边淳一是日本黑社会山口组的成员,所以只能暂时忍着。

2015年10月,一个雾气蒙蒙的早晨,黄子洋随日本工人驱车前往名古屋工地。坐在副驾驶的黄子洋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只听“砰”的一声,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喘不过气来。睁开眼一看,汽车安全气囊已经打开,驾驶室里烟雾弥漫,出车祸了!

黄子洋的腿被撞击变形的车门挤住了,动弹不得。路人赶紧报警,消防员撬开车门将他救出来,立马送到医院。黄子洋和另一位日本工人胸部和脊椎扭伤,全都戴上了固定支架。

医生告诉闻讯赶来的渡边淳一:“最少休息半个月。”

但在第二天,渡边淳一就想让他们继续工作。日本工人知道是自己闯的祸,只能带伤工作。

黄子洋坚决不去,并且告诉渡边淳一,如果强逼,只能东京法院见了。渡边淳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把一柄匕首一下插入桌板上,不再说话。看到他那狰狞的面目,黄子洋知道,接下来等待他的日子绝不好过,应该早做打算。

休息半个月过后,黄子洋的身体基本恢复了,一边一如既往地工作,一边为自己铺后路。他开始联系在便利店打工的那位姐姐刘芸香,请对方帮忙找打黑工的地方。

10月底,渡边淳一再次向黄子洋索要发票,他说没有,渡边淳一立马恼羞成怒,说:“这个月工资你就不要想了。”

黄子洋和他大吵一架,并扬言要告他们,说自己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起初,渡边淳一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说:“爱哪告哪告,我不怕。”

就这样僵持一个晚上,第二天,渡边淳一把黄子洋叫到办公室,态度180度大转弯,突然变得和蔼起来,还把工资如数发给了他。

但得知黄子洋情况的一个前辈告诉他:“你最好跑吧!他们手里有枪,上回就有一个工人被他们打跑了。”

黄子洋不知道渡边淳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他知道,为了保险起见,他最好出逃。黄子洋提前把行李在休息日的时候偷偷转移到了刘芸香那里,准备就绪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黄子洋住到了刘芸香给他安排好的旅馆里,正式出逃。

那一夜,在旅馆的大床上,他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他的电话被打爆,他一律不接,全部拉黑。妻子在国内也哭着发来微信视频,说会社打了国际长途回去,要求她劝他回去。

妻子泪眼婆娑地在视频里哭诉:“他们说如果不回去,要让咱赔偿30万元违约金。”

看着妻子担心不已的样子,黄子洋突然感到害怕起来。正在他后悔自己没有深思熟虑就跑出来的时候,刘芸香也发来语音信息,哽咽的声音让他心里一沉。

原来,她今天早上上班刚走到便利店门口,两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粗壮男子突然截住她。

黑衣男子掏出一张发票给她看,说:“我们是根据发票地址找来的,别耍花招,我们知道黄子洋让你给藏起来了,你最好把他交出来,否则,你私自偷打假发票的事我们会告诉便利店,到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临走,黑衣男子威胁刘芸香说,到时她不但工作不保,签证也会作废,还有可能坐牢。他们要求她迅速联系黄子洋给会社回话,否则后果自负。

刘芸香在日本奋斗了五六年才安定了下来,如果把她打回原形,她可就一辈子全毁了。

刘芸香哭着问黄子洋该怎么办,他只能拍着胸脯说:“刘姐,我不能连累你,我回会社去处理。你放心,他们不会举报你的。”

回归祖国,那个久违温暖的家

放下电话,黄子洋思量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打电话给渡边淳一。

渡边淳一让翻译接的电话,翻译态度十分客气:“哎呀!黄子洋呀!你可把我们急坏了,有话咱们好好说嘛!渡边老板说了,只要你回来,他既往不咎。”

翻译要了他的地址,表示马上派车过来接他回会社。

几句客套下来,大家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跟黄子洋预想的暴风骤雨般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但越是这样的平静,越让黄子洋觉得蹊跷,觉得这平静的外表下暗流涌动。

坐在小旅馆床上,黄子洋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后悔把地址这么轻易地告诉他们。

紧接着,黄子洋立马拨通了劳务会社王凡的电话,王凡一听是他的声音,着急地问他在哪里。黄子洋说在大久堡宾馆7楼103室,渡边淳一已经派人来接他了。

王凡一听赶紧说:“你千万不要去他那里,赶紧离开旅馆,不要迟疑,放下电话马上行动,不然来不及了,性命攸关,你必须相信我一回,马上来我这,越快越好。”直觉告诉黄子洋,听王凡的没错,他提起行李箱,就下楼了。

在宾馆前台办完退房手续,他拉着行李刚要往电车站去,拐角处看到一辆急速开过来的黑色丰田,“嘶”的一声急刹停在了宾馆门口,四个黑衣男子从车上跳下来就往宾馆里冲去。

这个点,这些人,黄子洋心中一惊,他们极有可能就是来“接”他的人。他拉着行李马不停蹄赶往电车站,尽量选择小路和绕进公园里面走,生怕有车跟着。

见到王凡的那一刻,黄子洋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王凡什么也没说,帮他把行李搬上二楼,给他下了一碗面,说:“吃吧,你肯定跑饿了,吃完再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

吃完饭,黄子洋把渡边淳一怎么想方设法撵他们回国,又怎么利用他们弄假发票,他出车祸渡边逼他带病工作等这些事毫无保留地全部告诉了王凡,还把偷录的通话录音也给了他。

王凡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黄子洋不好意思地说:“有前辈说你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说了你也不会向着我们。”

王凡说了一句黄子洋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话:“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一刻,他热泪盈眶!

夜里11点,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地响起,王凡接通电话,那头的渡边淳一怒气冲冲,叫嚣道:“我知道黄子洋在你那里,告诉他,我绝不会放了他。”

王凡冷笑着说:“黄子洋手里有你犯罪的证据,有你要的假发票,有你让他们给你寻找假发票的电话录音,他本来要去东京税务所告你!”

渡边淳一那头开始支支吾吾起来,王凡说::“明天我去你那里,见面再谈。”不等对方回答,“啪”的一声,他把电话扣死。

王凡对黄子洋说:“工作是不能再回去干了,明天我去和他谈判,他们要的是你手上的证据,怕的是你去告他。找他要点赔偿,你还是回国为好。告他只是个幌子,咱出门打工,又是在異国他乡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最后,渡边淳一答应赔偿黄子洋一个月的工资,要求他把证据销毁。王凡不相信渡边淳一的为人,认为黄子洋越早回国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第二天,王凡就给黄子洋定好了回国的飞机票,下午亲自送他去机场。目送他登机,王凡才安心返回劳务会社。

2015年11月,黄子洋终于回到那个久违的温暖的家。经历这场日本打工和逃亡后,黄子洋那颗心高气傲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休整半个月后,他重新在县里找了一份工作,工资不高,但是那份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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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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