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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三元场论下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传播研究

2020-07-30袁媛

戏剧之家 2020年21期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

袁媛

【摘 要】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美学素养不高、传播效果不显等问题。文章基于审美三元场论,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进行分析,探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应当实现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现实社会三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并据此提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策略,以期推进主旋律电影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审美三元场论;主旋律电影;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1-0134-03

一、主旋律电影的历史流变

(一)主旋律电影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中国电影史中大部分影片从内容形态到精神价值表达都是为主旋律意识服务的,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主旋律电影真正诞生之前的实践与积累。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在1987年3月由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由此开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与发展进入更成熟和更具规模化的阶段。于当年创作并于1989年9月21日正式上映、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之作的《开国大典》被认为是当时主旋律电影的代表作。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程度增加,发展速度也在增快,艺术工作者对于电影这一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不断深入,同时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全球电影产品尤其是好莱坞电影迅速涌入,政府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更进一步重视,内外因交汇之下,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升级也更加迅速,并逐步开始注重市场导向因素。由此可以看出,主旋律电影作品在时代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正在发生更丰富和更现代化的演进。

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电影市场全面升级,这对我国本土电影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代表国家形象的主旋律电影更需要结合现代电影语言,进行更现代化的变体升级。因而,这一时期主旋律电影代表作有“建国三部曲”,尤其是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可谓开创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革命性篇章,让主旋律影片在时代语境下进行了全新的表达。

(二)主旋律电影发展困境

主旋律电影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顺应国家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特殊认知与需求,大多数主旋律电影在形式上倾向于表现宏阔而具有史诗气息的主题。因此,这些影片往往以较高的文化姿态抒写着宏观而深邃的革命浪漫传奇,主人公则一般以革命领袖与英雄楷模为主,感情基调与普通大众的感受不同,所以其内容表达不可避免地与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体验拉开差距。另外,主旋律电影通常使用正叙铺设人物事迹,采用正面视角塑造人物形象,情节缺少波澜。这些都为主旋律电影贴上了“刻板”“说教”“生硬”的标签,难以引起观众共鸣。

近年依赖明星效应与产业技术成熟而获得空前票房成功的一些军事题材动作片,其主角已然实现了身份下沉,但主要依靠宏大事件与渺小个体之间的悬殊所产生的张力来营造戏剧性。由于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诉求较为突出,导致其美学价值、市场反响等不尽如人意。[1]

二、审美三元场论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一)审美三元场论

秦俊香在《影视艺术心理学》一书中,引入王振铎、鲁峡的“审美场境图示图”,将影视艺术看作是一个由现实、创作主体、作品以及接受主体四个要素构成的完整的、动态的、整体的、活跃着艺术生命的审美交流场。[2]在该审美场域中,影视作品即艺术文本居于主导地位。

三元场则指的是影视作品中既属于现实生活,又属于创作主体所表现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接受主体可以理解和欣赏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是影视作品中最优秀的核心,应当是在人类共同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与心理上的共通感[3],是一个社会潜藏的文化内核。任何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面对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与个体,都不会是完全异在的陌生的客体,应当与接受客体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鸣。

影视艺术从创作到接受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现实社会三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因此,要完成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仅需要创作主体充分体验生活、把握精髓、准确传达精神要义,接受主体也需要用心体会故事内在主旨,联系实际生活,触类旁通。

(二)审美三元场论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运用

2019年国庆期间,《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三部影片集体上映为祖国献礼。2019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国庆档档期满意度达88.6分,创造了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档期满意度最高分。[4]《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献礼片一反傳统宏大的史诗讲述,上映19天票房突破27亿元,进入国产电影票房前十名。[5]该电影可谓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一大突破,也是审美三元场论的正确践行。

从创作主体角度出发,该影片以“我”为主体,一反传统主旋律电影营造的过分虚假或神话感的人物形象,突出了个体的重要性,这是创作主体着眼于接受主体的心理感受,以平民史观切入平凡人物的小故事,使得个体对于国家的记忆和情绪在潜移默化中累积,用差异化表达引发了共鸣。从现实角度而言,以往的献礼片大多表现的是建党建国、战争与革命,对于当下绝大部分年轻人而言,所看到的正如教科书上所言,无法带入真实环境。而《我和我的祖国》以真实事件为背景,用7个历史瞬间,呈现出了一个历经70年发展的全景中国及其中的百味人生,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受众,都能从这7个重大节点中引起共情记忆。最后,从接受主体视角看,无论是影片的前期策划,还是影片上映中的电影主题区展览以及全媒体活动,都为了接受主体能更好地体会彪炳史册的战绩背后的细节故事,而由央视新闻频道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更是为国民表达对家国的深沉爱意开辟了窗口。

综上所述,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成功实现了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现实环境三者的共振,不论是作品内容还是营销手段,都为主旋律电影在叙事、美学、市场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三、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发展策略

(一)扎根内容本身的“内容为王”战略

1.以小见大:凸显宏观变迁背后的个人价值

主旋律电影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叙事形态变得高度概念化、平面化。主旋律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也因此表现得生硬,实际传播效果更是大打折扣。随着主旋律电影的不断发展,目前正在逐渐改变“唯宣教论”的形象。一是在表现形式上开始变得灵活变通,二是在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功能方面更强调以人为本。

具体而言,由伟大英雄人物和历史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向普通小人物和当代性的微观叙事转变,把国家与个人生活紧密联系,间接反映时代变革,这类主旋律电影正在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受到主流观众的认同。

《我和我的祖国》甄选出7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瞬间,按照时间逻辑排列:建国、原子弹、女排、回归、奥运、神舟、阅兵,将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精简”,将视角聚焦到普通人身上,以平凡人“倒影”大时代的叙事手法,从而形成一个我与祖国、个人和集体“融合”的一致表达。主旋律电影讲述角度上的“以小见大”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更符合当下市场的需求。

2.主题让位内容: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模式

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高于一般人,平常人无法与其引起共鸣。无论是历史现象,还是社会生活;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红尘俗世,这些都是构成国家“主旋律”的一部分。因此,“主旋律”电影必须从以“主题先行”为特点的创作转变到以“讲好电影故事”为基点的创作上来。能够获得主流观众认同的电影首先要有一个优秀的故事情节,真实的人物设定,而这些恰恰属于类型片的特征,主旋律电影要想获得主流观众认同,本质上先要解决的是做好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弱化主旋律的概念。近年来,多部主旋律电影正在受到主流观众认可,正是主旋律电影成功融入了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思维,将主旋律影片和商业类型进行融合,并且这种融合并不是商业类型为主旋律概念服务,过于强调主旋律概念,而是主旋律让位于商业类型,在一个成功的商业类型影片里融入主旋律的概念。

3.修辞策略:打造“集体记忆”引导社会共鸣

主旋律电影的作用之一在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其影片内容承载着建构国家形象的使命,其鲜明的主题以及突出的策划往往更能唤起大众集体记忆。运用大众媒介,通过展现民众切实经历的集体重大历史事件,将大众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串联起来,从而引起共鸣,增进大众之间的集体情感,即社会认同。

《我和我的祖国》在宣发时,很重视对观众情绪的把握。在前期,有节奏地发布每一部故事的特辑。最后的终极预告中,利用一分钟的时间播放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能引发全民记忆的历史资料,为该片的正式上线进行情感铺垫。[6]作为记录生活的活动影像,电影、电视等媒介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通过声音、画面等因素的场面调度会使观众产生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主旋律电影在基于事实的前提下,对真实故事进行改编再创作,唤醒全民对祖国大事件的记忆。在当下的媒介文化中,大众传媒的宣传话语转变为社会化媒体的集体参与,让大众在联系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到强烈的精神感染,增强情感认同。

(二)多渠道推广,深谙互联网语境

1.传统媒体与多媒体的多屏互动

随着多屏时代的来临,电视、电脑、手机等对受众的生活几乎实现了全方位的包裹,而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丰富的途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 [7],很大程度上,网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迎合青少年观影群体的短视频APP、直播软件平台,以及微信、微博、B站等,都在从事着构筑主旋律电影故事情节传播链的工作,从而达到可以轻松灵活地对电影故事情节、时代背景、角色设置进行自我评价和转发[8]。

网络媒体具有非线性传播的特征,受众可以实时在线、随时随地接收信息、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即时互动反馈等,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因此,主旋律电影宣发在遵循新媒体平台内容推介规则的基础上,实现了原有整体电影被切割为长短视频片段,或是在视频网站、游戏情节、微信公众号、海报等介质推送平台中的融合渗透,融入观影人群,进而与影片内容进行互动,提高受众的参与感和存在感,对于挖掘影片背后的时代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2.与时俱进,借势营销

电影的借势营销即借某一“事件”的热度,捕捉社会热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借助其轰动效应,将主题元素创造性地融入其中,吸引受众的关注。在新媒体时代,借势营销往往能以更少的成本投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热映的背后,也不乏影视制作方的“借势营销”。2019年年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连续播出,“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在网上引起热议以及網友自发传播,各大高校、单位纷纷组织关于“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我和我的祖国”一瞬间成为年度热词,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也在不断循环与传唱,在这样的媒体与舆论环境下,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从电影片名到主题曲都在受众心中抢占了市场;后续借助参演的众多知名影星,借势微信、微博、抖音等多媒体平台的口碑营销,为“祖国”应援。

因此,主旋律电影的宣发也应与时俱进,摒弃说教、宣传的口吻,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激起观影群众参与主旋律影视传播乃至再生产的归宿感和收获感。

参考文献:

[1]郑炀.《我和我的祖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另一种视角[N].中国艺术报,2019-10-16.

[2][3]秦俊香.影视艺术心理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4]佚名.2019年中国电影大事记[N].中国电影报,2020-01-08.

[5][6]饶曙光.《我和我的祖国》:全民记忆、共同体美学和献礼片的3.0时代[N].中国电影报,2019-10-23.

[7]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网信网,2019-08-30.

[8]姚翼源,于建华.新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传播的发展路径[J].传媒,2019,(20):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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