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是18年后新中国的伟大预演，举世瞩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昔日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红色国家政权，许多筹备工作都在沪进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起草于上海。

“南洋归侨”悄然抵沪

1929年秋的一个深夜，黄浦江畔马路两旁的路灯昏暗，已泛黄的梧桐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

坐落在上海爱文义路690—696号的红色砖木结构俄式洋房（位于今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原建筑已不存），悄然住入一户“南洋归侨”，他们就是扮成夫妇的林育南、张文秋。林育南年仅31岁，先前曾担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秘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身负特殊使命;张文秋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沉着镇静，灵活机智，成为此次助手。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尤其是曾受大革命影响比较深的南方几个省区，革命形势趋于高涨。此时，中共中央已从武汉迁回申城，中央政治局机关设于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林育南（化名“赵玉卿”）接受特殊使命，与张文秋（化名李丽娟）一起来到黄浦江畔后，经反复察看，那闹中取静的俄式洋房共3层，总面积433平方米，前有院墙和铁门护卫，内有树木遮掩，后有幽径可通，既气派又隐蔽，完全符合掩护秘密工作的需要，便租下作为机关，对外称为“赵公馆”。林育南把房屋装饰得像富商的住宅：底层用于生活起居，楼上两层作为办公、开会的地方，临街的玻璃都装有墨绿色厚窗帘。

林育南在这里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1921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设立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翌年迁往北京），林育南曾是武汉分部主任，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为了使全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1922年开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全国劳动大会。虽时间紧迫，但林育南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满腔工作热情，很快使一切就绪。

1929年11月7日，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赵公馆”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29人，代表10多个地区及铁路、海员等产业的赤色工会会员3.98万人。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祝词，对“全国革命运动正在复兴时期”的工人运动提出七大任务。会期5天，前几天是小组会，最后一天举行全体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中华全国工人斗争纲领》《工会联合决议案》《农村工人工作大纲决议案》等12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项英当选委员长，罗登贤任党团书记，林育南为秘书长。

由于林育南做了缜密的应急预案，当上海公共租界“包打听”在周围转悠时，被装扮成居民的地下交通员巧妙引开，使大会未受到干扰。

“赵公馆”内运筹帷幄

在上海成功筹备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使林育南经受了鍛炼，积累了新的经验。接着，更艰巨的工作等待着他。

1930年上半年，在湘、鄂、赣、闽、粤、皖等省有18个区域127县成立了拥有1400多万群众的苏维埃政权;全国红军已扩展到14个军近10万人;农民土地革命不断深入与扩大;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此伏彼起;反动军队的兵变现象与日俱增。于是，中共中央把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中心任务，提到全党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国苏代会的准备工作。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向全党通报了自中共“八七”会议以来全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宣布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随即在沪设立，林育南担任秘书长，张文秋、彭砚耕为秘书;2月7日，召开会议，周恩来出席并作报告，对大会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进行说明。因中共中央驻申城，也考虑到上海通讯发达，又有人员集散和生活安排之便，便确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沪举行。

经林育南精心安排，1930年5月5日至10日，在“赵公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57人出席。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各赤色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职工运动与全国工人斗争趋势的报告、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关于红军的报告、关于苏维埃的报告、关于土地法劳动法令的报告等。代表们进行充分讨论后，初步通过一批决议草案，并为正式会议作了具体准备。

由于林育南将会场布置成给老人拜寿的模样，会议期间有密探强行闯入时，却一点看不出破绽，只能悻悻而去。

“私立医院”巧设会场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刚结束，林育南就反复斟酌正式会议如何举行。那天深夜，俄式洋房窗外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上蓦地传来一阵刺耳的警车怪叫声，令人恐怖。他跃身起床，在房内踱了很久，觉得对会场的掩护必须万无一失，决定尽快与中共中央特科商量方案。

1930年5月中旬，上海卡尔登大戏院（20世纪50年代初更名长江剧场）背后的一座4层楼房（后门牌为黄河路41弄2—8号，原建筑已不存）悄然挂出“私立医院”牌子。底层的“挂号”和“门诊”间，楼上的“病房”，都由中共中央特科派同志驻守。与会代表装扮成“求医者”，陆续“入院”。据李一氓回忆，抗日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曾参与会务工作，“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我去做这个开会的房子的主人。那时赵毅敏和李一超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就让他们一个人当我的弟弟，一个人当我的妹妹。”据何长工回忆，为了确保安全，在楼下放了不少汽油、酒精桶;楼后租了汽车停着，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来，就点燃汽油、酒精加以阻碍，使与会人员能从后门迅速撤离。

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就在这个“私立医院”里召开，与会代表近50人。会议期间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立三致开幕词，他表示“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声”;他还作政治报告，阐述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大会宣布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讨论通过了一批文件。5月23日，大会主席团最后一次会议还决定：11月7日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同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领导“一苏大”的筹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之间的联系，统一苏维埃的政策法令，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安排得当、守护严密，直至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闭幕，疯狂的密探、特务才发现会场位置，但早已人去楼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柔石曾怀着激情写下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署化名“刘志清”，发表于9月10日在沪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其中生动记述了自己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所见所闻，倾诉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革命根据地的热爱和对胜利的向往;为此，杂志编者在《编辑后记》中说：“刘志清君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的通讯，不但是难得的报告，又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家庭成员”配合默契

1930年7月23日，“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在沪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作计划，确定了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由李求实担任党团书记，林育南担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冯铿等;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后门牌为愚园路259弄15号，原建筑已不存）。这里位于静安寺旁边，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下的，系一幢3层石库门房屋，面积160多平方米。为了便于隐蔽，这里按照阔绰皮货商的排场来布置，并在表面像一个“大家庭”，工作人员对外皆称亲戚，如李平心、胡毓秀夫妇以“李老板”的“表妹夫妇”名义寓居于此。“家庭成员”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到庆云里进行搜查，大家装着在一起打麻将，沉着应付过去。

在险恶环境中，林育南既坚持原则，又机智果断，他出门办事时或装成服饰考究的学者名流，或装成衣衫褴褛的工人，巧妙和灵活地与敌人周旋。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些法令草案，林育南与几位承担任务的同志在庆云里常夜以继日地忙碌。

这天中午，一位老板模样的人走进来，问这里有无空房出租。“李老板”客气地进行寒暄，回答得滴水不漏。

“哈哈，好一个‘李老板！”老板模样的人拿下墨镜、扯掉假胡子说，“林育南同志，你的警惕性很高，这里确实比较安全呀！”

林育南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在沪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此后，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又多次前来指导文件起草，对主要内容和具体条款都提出过明确意见，还曾亲自动手作修改。另外，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稼祥等也对这项工作很关心，曾参与商量。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以及《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草案等一系列文件;又鉴于准备不够充分，决定把原计划于11月7日在沪召开的“一苏大”日期推迟，并改在江西瑞金举行。9月19日，在沪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社论《论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红旗日报》上，我们见到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决定了关于准备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华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草案……这些决议，在现在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中，都具有了非常伟大的重要的政治意义。”

至此，林育南已出色地完成了特殊使命。同年冬，林育南曾带着这批重要文件前往江西瑞金，由于道路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他在浙江衢州等待多日，不得不中途返回申城。

“魔窟”难摧英雄壮志

1931年1月17日至21日，一些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先后在上海东方旅社（后門牌为汉口路666号，原建筑已不存）等处被捕，很快被转押到位于龙华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林育南、李求实、彭砚耕、柔石、冯铿等，虽在“魔窟”受尽酷刑，依然坚贞不屈。2月7日晚，他们一起英勇就义，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周恩来得知这个噩耗，在《群众日报》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沉痛悼念这些在龙华牺牲的同志和战友。

“中准会”机关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不得不搬离庆云里。尽管如此，林育南具体负责起草的文件最终仍被完整地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一苏大”审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