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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崔莺莺女性形象和爱情观之变化

2020-07-30吴玥

现代交际 2020年12期
关键词:崔莺莺西厢记女性形象

摘要: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人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被誉为描写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的“双璧”。对比《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中的女性形象崔莺莺发现,在《西厢记》中莺莺的篇幅明显增加,个性特点已发生了明显变化。王实甫将董本中的莺莺从内而外改变,赋予其新的特征。通过文本细读,对比董本与王本中崔莺莺形象的不同之处,探究不同时期作家对女性角色及其爱情观的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崔莺莺 《西厢记诸宫调》 《西厢记》 女性形象 爱情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2-0101-02

《西厢记》继承了《西厢记诸宫调》基本的故事结构和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使《西厢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西厢记》在写作的视角上有所转变,董本对张生的描写多于莺莺;但在王本中,女性角色莺莺更受重视。其主要表现:一是莺莺的形象由模糊变得清晰,且更加丰满了,对莺莺外形美和心理活动的刻画比董本更细致;二是从文本的角色比重来看,对莺莺、红娘和张生人物描写的比重大致相同,对莺莺关注更多。通过文本细读,从三个角度来说明从《西厢记诸宫调》到《西厢记》莺莺形象的变化。

一、美中增添了生命的灵动

《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中都描写了莺莺的美。莺莺的“外形美”是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的最关键因素。通过文本对比发现,王实甫对于莺莺之美的展现和思考在董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莺莺的美感呈现了层次感,同时并不仅仅停留在“外形美”的描绘,对莺莺女性角色的内在美有了更进一步的描写。王本中的莺莺增添了一份灵动、纯粹、富有生命力的美感。

张生与莺莺第一次相见时,透过张生的视角,莺莺的美是有些许变化的。

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对莺莺的描写是:“尽人顾盼,手把花枝染。”

在《西厢记》中,作者更加注重这一细节,并添加了一些变化:“他那里尽人调戏亸著香肩,只将笑花捻。”

两幅画面都是描绘莺莺与花互动的场景,但是王本中“调戏”二字将莺莺的灵动和生机凸显出来,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子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清初戏曲批评家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中点评此句:“尽人调戏,写双文虽见客走入,而不必如惊弦脱兔者,此天仙化人,其一片清净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龌龊也。”(双文:莺莺)金圣叹认为,“调戏”二字将莺莺大气的闺阁女子风貌充分展现。此处的“调戏”不似今天所说的带有贬义的语义,而是充分展现莺莺与花互动时的那份真实与不做作的状态,更展现了莺莺的真性情。但是,从文本中发现,莺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压抑封闭的,在这样的氛围里“调戏”这一动作更显出莺莺本性中的灵动美。即使老夫人严格控制束缚着莺莺的生活,但这并没有压抑她天真的个性,人性本来的美好得以彰显。莺莺在他人关注的状态下,旁若无人,沉浸在自己的喜悦里,足以见其简单、纯洁与大方的气质。与以往呆板僵硬,遵守规矩,一板一眼的深闺女子不同,作者通过一个小的细节呈现,赋予莺莺以生命的活力与灵动。

对于莺莺的美,《西厢记诸宫调》作者描写的视角由小及大,先是聚焦于莺莺的面部,再到动作;但王本作者对于莺莺之美的展现更加细腻,并以三个不同的场景逐步递进地揭开莺莺美丽的面纱:普救寺、月下吟诗、道场,并以张生的视角及僧人的反映多角度呈现莺莺的美,使女性角色呈现更加完整,也为后来莺莺与张生用诗词传情交流做了一定的铺垫。

二、爱情由被动转为双向互动

崔莺莺的形象从董本到王本,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是莺莺追逐爱情主动性的增强。当听到张生月下吟诗时,王本中借红娘之口告诉莺莺此人为张生,莺莺的第一反应是“我依韵做一首”,大胆地表露心迹。当看到张生走来时,莺莺“他陪著笑脸儿相迎”。此时仅仅为张生和莺莺的第二次见面,面对一个不了解的、陌生的男性,深闺中成长的莺莺显得大胆而真诚,勇敢表露自己的内心。但董本中对莺莺的描写是不同的。莺莺听到有人吟诗,是在并不知何人的情况下才选择吟咏,当看到张生迎面走来时,莺莺“早见女孩儿家心肠软,虎得颤成一团,几般来害羞报”,呈现出惊恐与害羞的状态,少了王本中莺莺的那份大气与坦荡。

在道场上,《西厢记》中对莺莺的描写也与《西厢记诸宫调》不同。在董本中,作者所呈现的只是张生大胆的追求,但是莺莺一心追悼父亲,没有丝毫回应。“被那女孩儿,全然不睬,不睬!”面对张生的痴情,莺莺全然不理,从董本中无法看出莺莺此时的心理状态,她是否爱上了张生,张生和读者都无法判断。王本中的莺莺却完全不一样,“旦与红云:‘那生忙了一夜。”在道场上,不仅仅是张生在观察着莺莺,莺莺也在观察着张生,通过眼神互动和交流。

“外像儿风流;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著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从这一段唱词中可以发现莺莺对于张生的形象已经有喜爱或情感夹杂在其中,她并不是不解风情的女子,面对张生闹道场,莺莺的内心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也更符合少女面对男性时的那份本能的心理状态。文本中写到:“(末云)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此处莺莺和张生是有眼神的交流与互动的,从莺莺的眼睛中看到了道场上的张生。莺莺相比于董本中的描写,更加主动大胆,即使老夫人在场,即使道场庄重严肃,即使还在守孝,也没有阻挡莺莺观察张生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莺莺已经向封建礼教作出了反抗。

王本和董本中莺莺对待感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王本对莺莺性格的改变体现了作者对于男女爱情的思考,王实甫笔下的莺莺对待爱情已有尝试和突破,她不是等待机会,而是创造机会,具有不凡的勇气,而这体现的是作者对于爱情的一种新的思考与体察。在王本中,爱情是双向互动和交流努力的过程,而不是董本中張生一人的痴情和迷恋。王本中,男性不再是爱情话语权的唯一掌控者,莺莺也有了主动权,并且牵制着张生情感的发展,女性角色在爱情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受到关注。

三、女性命运的审视与思考

在《西厢记》中,莺莺一出场便唱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十九岁的莺莺看到残春的落花,不禁发出感慨。从前面老夫人的话语中了解到莺莺是前朝相国之女,父亲因病逝世,老相国在世时莺莺已被许配给郑恒。对于莺莺来说,按照父母既定的人生轨迹走下去即可,并不应有太多的情感夹杂其中;但是一出场,莺莺却有万种“闲愁”,一个“怨”字凸显了莺莺对自身命运的悲叹。这里的唱词无法判断莺莺是否喜欢郑恒,却显示出莺莺对于父母之命的婚姻并不满意。父亲逝世,母亲年老,青春流逝,所嫁之人不知何处,真正使莺莺哀愁的是她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控和前途的渺茫。比起董本中的莺莺,王实甫笔下的她对自己人生命运已有了思考和审视,她对父母安排的人生轨迹并不满意,从这一点上来看,王实甫是站在女性群体的视角上开始关注与思考她们的命运。

当莺莺最后决定和张生夜晚私会时,踏出最后一步的理由是不同的。赖简后,张生病重,董本中的莺莺随母亲看望后,对红娘说:“莺之罪也!因聊以诗戏兄,不意至此。如顾小行,守小节,误兄之命,未之德也。”可见,莺莺是想救张生的性命,夹杂着报德的思想,推动她大胆与张生私通的理由并不是情的因素,反而是德。而王本中的莺莺走向张生,不仅为了挽救张生的性命,还因为心中的感情。在酬简、月下听琴、赖简的过程中,莺莺对张生的情感逐渐递增,她既考验张生的情感,又挣扎于自我内心的斗争。当看到张生情谊深重,自己对张生的情感日益浓烈时,莺莺自然而然地大胆走向张生的屋子,跨出这一步的理由并不是“报德”。从这一点来看,王本中的莺莺对于婚姻的思考与董本是不同的,婚姻是要建立在彼此的爱慕中,要以情感为基础,这种认识是对女性对自己命运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和飞跃,王实甫更加强化了莺莺对于“情”的认识,“情”是推动莺莺大胆私会的最重要原因。

四、结语

在王实甫的笔下,女性形象崔莺莺从内而外实现了飞跃和转变,在思想、行动上更加大胆、坚决。在外在形象上,王实甫赋予莺莺的美不局限于相貌,更多了一份生命的活力和才情的美感。在人物性格方面,莺莺对女性命运的审视,对婚姻爱情的思考更为深刻,不再是董本中平面化的人物,王本中的莺莺尝试跨出时代给女性群体设的限制,把控命运,争取婚姻爱情的选择权。

王实甫创作《西厢记》时,在莺莺角色上凝缩了社会观念意识的变化,人物的转变实则是由金入元社会变化的缩影。王实甫不仅仅展现了莺莺的反叛精神,更加突出了处于时代环境中地位较低的女性群体对命运和婚姻爱情观的思考。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下,受压迫和束缚的女性开始审视自身命运,尝试主动掌握婚姻爱情,这些意识和行动的变化既是时代进步的缩影,也是作者对爱情的思考认识。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更加关切,给予她们抒发情感、思考命运的权利,使女性形象有了新的生命力。从董本到王本,莺莺形象的变化具有超时代的意义,也使这一形象长期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闪耀着光芒。

参考文献:

[1]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注译[M].朱平楚,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2]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蒋星煜.《西厢记》研究与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岳上铧.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3):15-17.

[5]陈月娥.《西厢记》女性形象浅析[J].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4):58-61.

责任編辑:孙瑶

[作者简介]吴玥,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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