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娟 耿敬北

摘要：《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世界备受关注，在众多的英译版本中，西方译者占据主导和领先地位。少数深谙中西两种文化和中英两种语言的华人学者的译作深受西方受众喜爱，而众多华人译本未能获得西方受众的接纳。文章从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译者的身份、译本出版、译者的中英语言、中西文化素养等方面分析了不同的《道德经》译本在西方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接受局面，为我国文化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中华典籍英译本 当代传播 《道德经》英译本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2-0064-02

距1995年国家出版工程推出《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将中华数千年来所积累的文明传播到国外，让世界各国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是这一工程的初衷（潘衍习，2007）。这项声势浩大的国家工程在海外的影响和效果却未能达成预期。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不乐观，很少有读者借阅，期刊存储（JSTOR）上对《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也很少（张国祚，2014）。诚如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所言，这些译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口转内销”产品（王宏印，2009）。中国目前的许多译本仅供学者之间交流、学生学习之用，并未在海外获得承认（耿敬北，201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典籍中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道德经》的多个海外译本却大受欢迎，长盛不衰。面对如此鲜明反差，我们很有必要对《道德经》译本本身及其海外传播特征进行深入研究。

一、《道德经》英译本（英语文本）在主要英语国家的译介与传播

笔者搜索了世界著名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站，发现所有中国典籍译著中，《道德经》译本排名遥遥领先。本文主要以亚马逊网站排名靠前的《道德经》译本和国内知名度较高的《道德经》相关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深受西方读者欢迎的《道德经》译本的共性和差异，对国内译者的译本对外传播的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提供依据和借鉴。

1.西方国家《道德经》英译本传播特征

根据笔者对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主要西方英语国家亚马逊网站上《道德经》的销售数据统计，销售排名靠前的译本有：史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译本（美）、韦恩·W.戴尔博士（Dr Wayne W.Dyer）译本（美）、乌苏拉·克尔·金恩（Ursula KLe Guin）译本（美）、刘殿爵（D.C.LAU）译本（中国香港）、斯蒂芬·艾迪斯和斯坦利·隆巴德（Stephen Addiss& Stanley Lombard）译本（美）、山姆·托罗德等（Sam Torode，et al）译本（美）、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译本（英）、冯家福（Giafu Feng）和简·英格里西希（Jane English）译本（美籍华人/美）。

从译者身份来看，排名靠前的译本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英美国家译者的译本，占多数，销量排名稳居前列;第二类和第三类为华人，以及美籍华人与英语国家人士合译本，占比较小。美籍华人D.C.LAU（刘殿爵）译本排名则较为靠前，甚至稍领先于Stephen Addis译本。美籍华人Giafu Feng（冯家福）夫妇译本则位居《道德经》译本的第八位。但是在《道德经》海外译者占主流的形势下，两位母语为中文的华人译者版本能挤入前十已属不易，他们的译本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根据以上最受西方受众欢迎的译本特征，我们分别取Stephen Mitchell译本、D.C.LAU（刘殿爵）译本、Giafu Feng（冯家福）与Jane English合译本三个具有代表性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与传播特征。

学界有关典籍的对外传播研究主要关注译文、译者、译法、译史等，忽略了典籍文化对外传播存在的明显问题——缺乏对典籍译本在西方接受状况的实地调查和客观评价。即便是从作者、原作到译者、译作再到读者的单向的翻译研究中，我们对典籍英译的读者研究这个层面仍然重视不够。典籍英译本的读者是典籍英译的重要建构者之一，典籍英译读者的构成一般分为国内读者和国外读者，而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是典籍英译的根本目的，故国外读者是典籍英译的主要阅读群体。

笔者结合西方受众的接受评语，在认真研读上述译本后，将上述几类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译者翻译心理总结如下：西方译者更加了解西方受众需求，故采用了归化与意译的翻译策略，力求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又富有诗意，还接近西方读者的现实生活。服务于此翻译策略，译文自然要与原文有所差异，即对原文的忠实度有所降低。而具有多年海外留学与工作经历，对西方语言与文化能够深入了解的中国译者在《道德经》翻译上的优势则在于其对《道德经》和道家文化的了解程度远胜于西方译者，故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使其译文更容易得到西方受众的认可。华人译者在语言表达上與本族语者存在差距，故译本的遣词造句成为受众批评的对象。身为道家思想的践行者冯家福的译本具备了对《道德经》原文的深刻理解，其妻子Jane English作为美国人对目的语英语的熟练程度无疑又增强了该译本的可读性和准确性。

以上有关译本的讨论皆基于翻译范畴，但是我们还不能忽略最受西方受众欢迎的游走于该范畴边缘的另外一个《道德经》英文译本——Change Your Thoughts-Change Your Life：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编者Dr Wayne W.Dyer并不懂中文，只是在阅读了众多《道德经》译本基础上，结合个人的理解，编成此译本，故该译本称不上是译本，但是受到了广大西方读者的欢迎，成为最畅销《道德经》英文版本。究其原因，首先，Dr Wayne W.Dyer其畅销书作家的身份为其带来了众多读者;其次，该译本语言简洁，易于理解，善于运用个人评论、章节解释和总结，将道教思想融入现实生活，将道家思想与西方神学关联，拉近了译本与西方读者的距离。对于那些不追求道家思想本源，希望寻找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读者来说，可谓是不错选择。不过，该现象也为中华典籍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不可避免地与现代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产生冲突;因此，我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古代典籍现代生活化、现实化，以及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化翻译与阐释等因素。

2.《道德经》国内译者英译本在西方传播状况分析

国内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国人译本，如胡泽龄的《道德经》译本（1936年，成都出版）、吴经熊的《道德经》译（1939年出版）、林语堂的《老子智慧》（1948年，美国纽约出版）、初大告的《道德经》译本（1959年，出版于英国伦敦）、杨有维和艾米斯的《老子注译及评介》（1977年，出版于中国台湾）、辜正坤的《老子道德经》（1993年出版于香港，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汪榕培的《英译老子》（1991年，辽宁大学出版社）、许渊冲的《老子道德经》（2003年，出版于北京）等（姚振军，2010）。

中国学者翻译的《道德经》在亚马逊排名极其靠后，几乎无人问津，能够搜索到的华人译本多为林语堂译本和刘殿爵译本。笔者发现，林语堂和刘殿爵二人皆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对中西文化有深入了解，英语熟练程度接近本族语者。因此，二人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转换上会更加自如。从二人的译本出版情况来看，林语堂的《道德经》译本于1948年出版于美国，刘殿爵的《道德经》于1963年在香港由著名的出版机构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二人的译本皆由海外出版社出版，大大增加了译本与西方读者见面的机会。在个人的海外生活经历、对西方的文化了解、对英语的认知与运用能力等方面，其他国人译者与二人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国内译者的译本出版机构大都为国内出版社，大大减少了与西方读者交流的机会。国内译者与西方译者相比，较少被西方读者发现和青睐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其在西方受众生活中知名度不如西方译者。Stephen Mitchell、Dr Wayne W.Dyer、Ursula K.Le Guin等译本销量在主要英语国家始终排在前十。这些译者都是畅销书作家，如Ursula K.Le Guin就是美国科幻小说畅销书作家，他们拥有大量的读者粉丝群，经常通过各种媒介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在读者中早已有很高的知名度。

二、中国典籍对译介与传播的策略探讨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与译介是一个复杂和微妙的过程，我们至少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受众的接受心理，典籍对外译介与出版要注重采取选择性。《道德经》承载着深刻的生活哲学，具有比《圣经》更加生活化和实践性的普世价值，弥补了西方文化缺陷，故我们对中国典籍的对外出版选择应该注意针对性。我们不妨将与现实生活更加接近，实用价值更高的典籍作为对外译介的优先选择，当更多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局限于饮食、武术等文化时候，他们才会逐渐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并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此时，我们再选择更多的典籍翻译出版会更容易得到认可。第二，译者对西方文化与生活的深入体验与了解，以及对目的语语言运用的熟练程度对译本的可理解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仅仅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是不够的，译者在西方受众中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同样不可忽视。第三，与西方出版社合作与大力宣传是中国典籍译本对外传播不可忽略的环节。译本通过西方具有一定声誉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即是对译本自身的地方化包装，利于缩小译本与受众的距离。第四，选择西方受众熟知的译者。国内译者在短期内很难取得像林语堂、冯家福、刘殿爵在西方受众中的知名度，故我们应选择对中國典籍文化有深入研究，同时在西方读者中又享有很高声誉的西方汉学家参与中国典籍翻译。第五，采取不完全翻译的阐释性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播中国文化典籍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故可以改变原作的体裁和叙事风格，采取有趣的故事讲述、纪录片或电影等音影形式，将典籍文化融入西方受众喜闻乐见的中国饮食文化、武术文化中。通过直观有趣的影像、声音等模态进行传播的多模态叙事风格可以克服原本外语难以翻译的困境。

三、结语

中华典籍海外译介和传播需要从读者、出版界、营销等多个视角进行多方位深入研究，对中华典籍翻译方式和模式的讨论也将对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创新性的建议和启发，为中华典籍文化对外传播政策与策略制定提供了客观的现实依据。总之，仅仅依赖以上任何一种渠道都难以取得我们预期的传播目的，需要我们综合运用多种译介与传播策略，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潘衍习.让全世界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15.

[2]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报告（201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耿敬北.中国古典诗词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5）：58-61.

[5]姚振军.基于双语领域本体的典籍英译批评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0：133.

责任编辑：赵世鹏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中华典籍译本在西方的当代传播研究——以《道德经》为例”（19SQC—053）。

[作者简介]陈子娟，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多模态外语话语分析;耿敬北，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多模态外语话语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