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梦寒

王翚 仿唐宋元诸名贤横景六幅图

王鉴 青绿山水图

王鉴 仿赵文敏山水图

艺术来源于生活。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艺术永远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为现实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左右。在以王权或者教权为统治核心的国家里，艺术创作的法则和审美标准的制定往往取决于垄断了知识的贵族阶层。而且，越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掌握了话语权的统治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对艺术的影响就越大。就中国美术史来说，最明显的例子是诞生于300多年前，被奉为“正宗”达200年，而后的100年却被视为洪水猛兽、并引发了世纪论战的“清四王”。

“清四王”是指清初四位姓王的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王”早先只有“二王”，王时敏和王鉴，后来王翚在王鉴的引荐下拜王时敏为师，很快声名显赫，便有了“三王”之說。再后来，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也长大学画了，而且表现不俗，也就有了“四王”。

“四王”的领军人物王时敏是江苏太仓人，出身名门望族。他从小跟随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学画。因为出身显赫，他24岁就做了官。如果世道太平，他可能会和自己的祖父一样，在朝廷有稳定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写字、画画。然而，他生活的明代，早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于是他在崇祯五年（1632年）辞官回乡。1645年6月，清军围困太仓城，紧接着便传来扬州和嘉定失守，被清军屠城的消息。王时敏与当地的士绅为了保全城中百姓的性命，决定放弃抵抗，打开城门投降。这种行为完全背离了传统文化中的“忠义”和“名节”。就连王时敏自己，也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他拒绝入仕清廷而选择隐居，将后半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山水画。

“四王“中的王鉴跟王时敏是叔侄的关系，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很相似，都是因为祖辈的功绩年纪轻轻就走上仕途。王鉴因为无法适应官场的险恶，政治生涯很早就结束了。他也是自幼学画，跟董其昌有交往，在绘画理论和技法上都受其影响。相较于王时敏，王鉴在绘画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以在画艺上要略胜一筹。

王翚同样因家学渊源，从小就学画。虽然后来拜王时敏和王鉴为师，但他广采众家之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的画风古意盎然，技巧娴熟，在清代极负盛名，但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注重技巧而少了几分生气。

王原祁出生于明朝灭亡的前两年，也就是1642年。他成长于清代，因此，没有爷爷王时敏对于明代的那种家国情怀。他一生仕途平坦，才华深得清廷的赏识。他是“四王”中年纪最小，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

王时敏 南山丛翠

王时敏 秋山白云图轴

王原祁 仿大痴富春大岭图

王原祁 仿吴镇山水

“四王”的艺术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学习古人并且模仿古人，尤其视宋元名家的笔墨技巧为山水画的根本法则。对于山水画的“传承”，画论里有着非常清晰的解释，就是以董源（五代）、巨然（五代）、黄公望（元代）、赵孟頫（元代）等人的笔法为山水画的正宗，指出对待传统要“推倒门墙，集其大成，自出机杼”。“四王”对传统笔墨技巧的掌握真正做到了“集其大成”，同时又体现了各具特色的风格，所以在之后的200年里都被奉为正统，不但影响了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对清代绘画的研究。

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旧文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1917年，陈独秀率先提出了“要革王画的命”，认为中国画必须采用西洋绘画的写实主义，才能摆脱衰败的命运。鲁迅则赞同康有为的观点，认为山水画到元代已经是巅峰，元画虽然好，却也没复兴的必要，因为不会再有发展了。这场对于“四王”的批判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愈演愈烈，从陈独秀的“恶画，必须打倒”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消灭封建主义”，其间虽然不乏画家们的激烈辩护，以及收藏家们对其作品的执着保护，但终究敌不过各种以革命的名义而不是艺术的考量的口诛笔伐。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人们抛开附加在艺术上的诸多期待，重新回到对中国传统美学观的思考时，才认识到“四王”在中国画发展中的承接和启迪作用，意识到不能用西洋绘画的科学性来评判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同时对“四王”在复古中所体现的个性化创造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在今天看来，无论后人以何种视角进行评判，“四王”在美术史上都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