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

摘 要：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生产成本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使得中国引进外资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也为引进外资带来新的机遇。一直以来，中国引资存在结构不合理、政策不合理、引资代价过大等问题，不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在未来引资过程中，要做好结构、方向引导，防范其垄断化以及做好引资社会规制，确保引资能够推进中国价值链重构。

关键词：价值链;重构;FDI;引资

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多边贸易体系遭到破坏，全球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国内消费需求短时间内难以再提升，“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消费皆受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保持既有的增速，只能依赖于投资。然而，在防范房地产泡沫及严控地方债务的政策限制下，当前国内的投资政策及机制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此，如何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价值链重构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吸引FDI的挑战与机遇

（一）挑战：生产成本变化及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不利于中国吸引FDI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是依照各国或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生产成本布局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其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跨国公司为了最大化地获取利润，通常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及较为宽松的环境、资源管制政策将密集型的生产及资源消耗环节布局在这些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及丰富的资源，不仅劳动力成本较低，而且对资源、环境的管制也不太严格，改革开放40多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的生产企业以及与其有关的代工类企业，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外资的进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帮助中国迅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如今，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放慢，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33%，到2019年中国人均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1.21%，工资的上涨直接带动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加上近些年中国政府对于环保、资源的管制力度在加强，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因美日欧主导的区域或多边贸易体系，将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的东南亚地区纳入其中，使得东南亚各国的成本优势极为明显，跨国公司将设在中国的生产线或企业整体迁移到东南亚各国，同时享有贸易及成本优势。此外，在全球经济普遍下行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及更好地促进社会就业，大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本土。美国自从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以贸易保护主义为手段来争取美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主导权，并通过税收、教育、移民等手段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北美。高端制造业一直是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核心领域，世界各国均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并在该领域大力吸引外资。就中国高端制造业引资情况看，虽然引资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但从2009年以来，引资的速度开始放缓，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美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来自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外资逐步减少。虽然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额达到了234.1亿美元，但高端制造业引资比例比2018年下降了12.7%，来自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资本比2018年下降了24.9%。可见，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下，其高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比例在下降，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引资质量，也不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二）机遇：人力资本积累及消费市场的升级有助于吸引FDI

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在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升。人力成本提升，一方面是老龄化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结果。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9.98%，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迅猛，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31.08%，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一线劳动力。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最大规模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聚集着大量的高水平人才。中国人力资本经过长期积累，人力资源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为我国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对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带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及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后，可以更好地引进外资，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民众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消费者对市场需求开始多元化和差异化，不再只是满足消费标准化的工业品，转而追求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智能产品。由此，中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降低了个性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并缩短了人们交易的流程与时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业日渐个性化和高端化，智能定制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到中国投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是中国引资的重大机遇。

二、当前中国吸引FDI存在的问题

（一）引资结构不合理

中国引资结构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引资不合理。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不高。自从加入WTO之后，我国加大了引资力度，但从2001-2018年间，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比例始终没有突破引资总额的2%，在个别年份如2018、2006年的比重还不到1%;第二产业始终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占到了中国吸引外资比重的50%以上，在个别年份如2018年，达到了74.1%;第三产业近些年来引资速度极快，引资比重也日渐提升，实际利用外资额在2011年就超过了制造业，然而第三产业引进的大部分外资至少超过50%流向了房地产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助推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总体看，虽然第二产业引资比重最高，但有很大一部分外资流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高技术行业的引资比重始终不高，特别是计算机、通信技术、高端设备制造、航空航天等行业引资比重始终难以提升，而且从2018-2019年间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与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机制及欧美国家实现再工业化等战略有关。第二，区域结构引资不合理。從区域分布上看，东部地区对外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内陆地区对外资吸引力不足，引资比重不高。从2001-2018年，东部地位吸引外资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75%之间，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90%;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内陆地区吸引外资比重最低，基本上保持在10%的水平，部分年份甚至还不到5%;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但基本上也是维持在15-30%之间，个别年份低于15%。虽然国家也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及激励措施，吸引外资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但中西部地区本身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存在不足，对外资吸引力有限，中国引资区域结构不合理的局面未能改观。

（二）引资政策不合理

引资政策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对外资优惠政策过多，外资享有超国民待遇，引发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我国出台了很多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给予外资较多的超国民待遇，在减少所得税的基础上再实施“两免三补”，将民营企业置于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虽然从2011年开始，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开始减少，但外资享有的优惠待遇还是要高于民营企业。正是因为长期的不公平市场竞争，导致外资在我国部分产业领域中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垄断，导致这些领域的民营经济难以发展壮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显示，外资通过控股、并购等手段，对于市场准入较低的行业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一方面，在引资比重最高的制造业领域，外资企业通过并购、交叉控股等方式已经对相关产业形成了垄断性的控制力。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市场基本上被外资汽车巨头所垄断，大众、丰田、通用控制了中国轿车、商务车产量的75.8%。即便是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本土企业所占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5%，且主要集中于低端汽车配件生产。另一方面，在外商投资比重始终较低的农业领域，垄断势头也比较明显。《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四大粮商通过投资、并购、控股等手段已经控制了中国50%的农业产业链，在大豆、玉米等作物的生产、加工等领域的控制力超过了60%，而在育种领域也开始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化肥、农药等农资领域也有垄断苗头。外资在农业领域的垄断，对中国粮食安全及农业生态安全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第三产业领域，外资在零售业领域也开始体现其垄断控制力，不仅用渠道优势来压缩国内供应商的利润，而且还通过垄断控制来损害消费者利益。外资在中国产业某些领域形成的垄断优势，与长期以来引资政策的不合理有直接关系。

（三）引资代价较高

外资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以及提升中国产业的技术发展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中国的环境、资源及技术创新力等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第一，环境代价。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及较为宽松的环保政策，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设在中国，对各地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纺织、造纸、电镀、印刷等行业，对土壤、水资源的污染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第二，资源代价。外资利用中国资源低价及管制较松的特征，投资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型产业，导致油气、煤炭等资源在过去40年有20%被外资企业所消耗。除此之外，对劳动力资源的消耗也比较突出，体现在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压榨，在知识密集型行业比较明显。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后，对员工实施超过正常水平的劳动力压榨，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及生理痛苦。第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力受到限制。跨国公司构建的产业链，使得中国产生了大批的代工类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海外订单，对跨国公司订单、品牌及营销网络有较大的依赖，对自身的技术创新及研发没有足够动力，进而限制了这些企业内生力的发展。在海外订单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力不足就比较突出，近些年台资、港资以及内地民营资本的很多中小型代工企业在跨国公司订单减少以及报价降低的情况下大量破产。仅广东东莞和深圳，从2017-2019年，港资和台资代工类企业破产或倒闭的就占到了中国代工类企业的35.9%，内资代工类企业破产或倒闭的比例更高。

三、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吸引FDI的策略

（一）引导外商投资结构合理化

具体而言：第一，推进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内外资平等竞争的基础上，通过税收、财政等政策引导外商投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行业，逐步淘汰高污染、耗能耗的外资生产企业。同时，鼓励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技术研发部门，推进其与中国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企业研发部门之间的交流。此外，在引资过程中还应该构建好资本防火墙体系，避免国外游资、投机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确保引资质量与安全的双提升。第二，引导外商投资区域的合理化。虽然中国东部地区具有技术、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也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但部分行业东部地区产能比较饱和，因此应该鼓励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充分发挥自身制造业的优势，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支持，包括在中西部地區设立更多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提升中西部地区引资活力。通过政策引导，确保中西部、东部地区引资结构合理化，东部地区利用其生产要素优势扩大高端服务业、高效农业及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引资，不断提升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区要利用其工业、资源、交通等方面的优势来吸引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外国资本，进而不断优化自身的产业链结构。

（二）加强外资企业垄断防范

具体而言：第一，完善我国反垄断监管体系。在《反垄断法》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在华并购行为的安全审查，特别是要防范恶意收购。通常看，并购的动机无非是技术或市场，外资在华并购更多看重的是市场。基于此，要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关乎国计民生的某些行业严格外商投资规模及比例，确保产业安全。对于外资的垄断行为，要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市场监控。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垄断，我国要及时修改《反垄断法》第56条，收回农业投资的垄断豁免权;对于汽车等行业，在反垄断的同时，要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分享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持。民营企业是对抗垄断的重要主体，且其具有“船小好调头”的特质，生产、经营、组织等比较灵活。因此要发挥民营企业优势，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给予民营企业以政策支持，确保内外资竞争的公平。这方面可以学习印度的经验，凡是在外资垄断的领域，印度一律取消民营企业的进入限制，以市场竞争的优势来瓦解垄断并强化外资技术的溢出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