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争

公元1761年12月底（乾隆二十六年腊月初），乾隆帝在翰林院、南书房等文学侍臣及沈德潜面前分别发表了一场极为严厉的文艺训话，明确标举“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其后，乾隆帝又将这篇训话收入《御制文集》，并刊刻以示天下。乾隆帝的这番训谕可谓是当时最高层对文艺的最高指示，即诗当以“忠孝”论，诗文写作应该服从于“忠孝”原则，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敦厚”诗教观，一扫以往传统士大夫所认为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更不可能是“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或“信口信腕”“我手写我口”等等。

引发乾隆帝发表这次训话的导火索就是沈德潜所编选之《国朝诗别裁集》（又曰《清诗别裁集》）一书。此书编选始于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编选才结束，次年九月由其弟子蒋重光初刻面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沈德潜即刻进行修订，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命其子沈种松重刻，费时又近一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增订国朝诗别裁集》方告成。此书从开始编选至重刻本，历时十六年之久，可谓耗费心血之重，尤其是初刻一出即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修订、重刻，这又可见沈德潜对此书之重视。当然，此举固然说明沈德潜对著作的审慎态度及敢于自我纠正错误的勇气，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沈德潜的私心，是希望借祝皇太后七十大寿进京之机而将此书呈献给乾隆帝以再次求得御笔赐序（乾隆十六年，其诗集曾求得乾隆帝御笔赐序）。从他自撰的《沈归愚自订年谱》中即可证知：（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底到京，十一月初就将此书进呈乾隆帝;而乾隆帝在其序言中，亦直言“沈德潜选国朝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以光其集”一语更加是点破了沈德潜的这份虚荣心。如果这次请序再次事成，对于沈德潜而言，自然又是一份莫大的荣耀。

在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甚至在小年夜专门熬夜为其诗集题序后，他就曾感慨过“从古无君序臣诗者，传之史册，后人犹叹羡矣”;而乾隆帝在序中亦一再表示乐意为之写序，并曰“足为艺林增一胜事也”;这无疑地表明乾隆帝在向天下公开坦陈他们二人超越君臣的亦师亦友关系。而这副君臣相得和气洋洋的艺林神话，真是羡煞了当时及后世多少文士，甚至连自视甚高的袁枚都对这位同年充满了嫉妒羡慕恨！只可惜的是他已在乾隆十四年告老还乡，无法向所供职衙门领赏，当然，他实际上已从乾隆帝那儿得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诰封、赏赐、荫封等等。

所以这一次，沈德潜更是充满信心地再邀御笔圣序，而且在此书的《前言》和《凡例》中，他一再表明所选皆为“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之作;且又根据乾隆帝的喜好，声明此书坚决不选“动作温柔乡语”之作及“风云月露之词”，认为它们或害人心术，或无法维系名教纲常;兼之以他跟乾隆帝的关系，在他看来，显然是十拿十稳的事。沈老先生确实极为擅长揣摩圣意，乾隆帝无法拒绝，又题序了，而且开头就说得很直白：“（德潜）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果然毫无悬念地再次成功请序。然而，事情总是在悄悄中起了变化，起风了，而且风向变了。或许由于距离和时势作祟，又或许是沈德潜终究是老了，又或是他太妄自尊大了些（自信过了头），又或许这些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沈德潜领会圣意的步伐慢了乾隆帝的拍子，他显得有些马失前蹄了。乾隆帝固然再次题序，但这次迎来的却是严厉地训诫，更有些雷霆之怒，认为沈德潜在选诗中的一些行为，若民间文士选诗之类他看不到倒也罢了，但“在德潜则尤不可”，甚至有些愤怒地说“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之类话语。乾隆帝为何在序言中突发雷霆呢？

在乾隆帝看来，沈德潜在这本国朝诗选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将不忠不孝之人诗作所录其中，而且竟然将钱谦益冠诸清朝诗人之首，并将龚鼎孳之诗亦列入卷一，这些人在乾隆帝看来都算不得人类，“谦益诸人，为忠乎？为孝乎？”并且还选录了被雍正帝斥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之诗，此时的乾隆帝认为这些不忠不孝者之作随它们在民间自生自灭也无所谓，但绝不能入选此书，因为“诗惟忠孝而已”，离开忠孝而谈诗都不算是诗！这是关节大义所在，沈德潜绝不能在这上面犯糊涂，所以沈德潜的这一行为在乾隆帝看来是“非宿昔言诗之道”之举。另一个错误则是在诗选中沈德潜竟然直称慎郡王允禧的名讳，慎郡王乃是乾隆帝之叔，另还有不少皇亲宗室皆直呼其名，这可谓触犯了皇家忌讳;又宗亲类竟然未置卷首、单列，又置皇家尊严何处？如果他稍微翻检下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之类，都不至于触犯这一忌讳。或许是他真的老了，可能也与他秉持选家选诗之旨有关，又或许是他与乾隆帝之诗学观念本来就存在差异，虽然二人曾经扬确诗学而相得无间，但乾隆帝对诗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这是他所没想到的。

自兹以后，二人那超越寻常君臣的关系开始出现无法修复的裂痕。不过，乾隆帝也知道此时还没到撕破脸皮之時，终究沈德潜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官方诗坛代言人;而且沈德潜这一御题“诗坛耆宿”在全国诗坛还是有着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犹有可继续利用之用;关键是他一时也无法毁掉这段他亲手“打造”的旷古绝今的君臣文坛佳话;所以还得继续维系沈德潜的颜面。况且，此书基本上是为宣扬“诗教观”而选，还是有着宣传的价值;而且在书中多处，沈德潜实际上已在自觉地用“忠孝”评诗，如说季开生之诗是“忠孝之人，其言蔼如”，汪琬之诗有“结意传出忠爱，合温柔敦厚之旨”，文点之诗是“一门忠孝，于赠答中，传写尽之，得立言之体”，许志霖之诗则有“上章教孝，此章劝忠，立言自应尔尔”等等;只是这些“忠孝”评语没有直接写进凡例或序言之中，没有那么一目了然。再者，沈德潜自与乾隆帝探讨诗学之后，他便开始主动向乾隆帝的观念靠齐，其诗一改昔日诗风，“于向日所为壮浪浑涵、崚嶒矫变、人惊以为莫及者，自视若不足，且有悔心焉”，这点乾隆帝是很清楚的，所以对之评价甚高，说“李、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于夫子教人学诗之义也”。因此，他先在南书房诸臣面前训话一通后，并令翰林诸臣精校删改以重新锓板刊行;在序言中，则是为了维系沈德潜颜面，向天下人为其托词说此书很可能是那些依附沈德潜而没有眼力劲的门下士捉刀所为;在召见沈德潜时，则说他没让沈德潜自行校改而是令南书房诸人校改之举，是为了避免悠悠之口，“外人自不议论汝也”，这又让沈德潜感激涕零，感叹“体恤教诲，父师不过如此矣”。一个近九十岁的老爷爷对着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称父称师，这幅画面我们今人想象起来自然是觉得很滑稽、很喜感，但是在“君父一体”的时代，这绝不是一个笑话！可见乾隆帝的这一套恩威并施的做法很有效，不过也很明显地反映出乾隆帝对诗歌的理解已不是单纯的诗学主张，而是一种权力意志在诗歌领域的绝对权威化。

事实上，此书以“温柔敦厚”诗教观为宗旨，是历来儒家文士解诗、评诗的一贯做法，沈德潜论诗更是素来主张“温柔敦厚”“和平之音”。早期的乾隆帝本人也颇为服膺此说，他曾说：“《诗》之规刺嘉美，要使人归于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则温柔敦厚。”为了大力提倡“温柔敦厚”，他不仅在诗作中追求“一吟一咏，亦皆扬风扢雅，温柔敦厚，有合于《三百篇》之旨”，在论诗上也如是主张：“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谬乎？”在一定程度上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乾隆帝与沈德潜二人的纽带，也是二人日益建立起詩学上亦师亦友的特殊君臣关系的契合点;所以在《别裁集》中沈德潜以“温柔敦厚”为准则，他想当然地以为没有问题。然而，作为乾隆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年以后，不仅以其超强的政治手腕逐渐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一切国家大权牢牢掌控而乾纲独断，甚至对文化、思想、文学等领域也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意识。当时臣工极尽吹捧阿谀之词，一再毫不讳言地说“我皇上坐而言即举而措……兼德、位、时三者而一之，故合文与治与道三者而一之也”，也就是说当时不少臣工早就意识到乾隆帝已然是将“道统”“治统”“文统”三位合一，在他的帝国，一切皆由他说了算，即便是文艺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然而，乾隆帝也深知文艺之事要强行干涉，绝非易事，绝不是几道圣旨就可以让人服服帖帖地跟着他走，因此他才极力扶植诗坛代言人或总管。沈德潜早在康熙朝就有诗名，历康雍乾三朝，久为诗坛名士，是当时最佳的人选，所以他才颇费心思地打造了一个君臣相得的文坛神话，类似于燕昭王筑黄金台，好令天下文人皆仰颈以效而入其彀中。不过，随着沈德潜的告老还乡，其影响力逐渐由全国性的下降至江南一带。另外，乾隆帝又御制大量诗文集，并刊刻颁发各地学宫而令士子诵习，以循循善诱地引导士子跟着他的节拍走，然而，或许由于御制诗文集太过大部头，不利于时刻研习，收效甚微。而且，随着乾隆帝的控制欲望和权威意识日益加强，他日益感觉到传统的“诗教观”流于虚易，他需要提炼出更为务实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学观念，于是他逐渐将用人制度、道德品质上的“忠孝”之说借来论诗，即将“诗教观”世俗化为“忠孝论”。虽然早在乾隆十六年左右，由他授意并指明大致方向，由梁诗正等人挂衔主持编选《唐宋诗醇》时，已一再强调以“忠孝”论诗（但比较分散），并将杜甫树立为“忠孝论”的标杆、典范，可是梁诗正等人究非诗坛执牛耳之人物，甚至连梁诗正等人也难以完全理解乾隆帝的深意，是以他们难以扛起“以忠孝论诗”这面大纛。

或许乾隆帝本人也在等待着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有足够分量而又足以令天下人耸闻的机会，他便可以顺其自然地发出雷霆之声，以令天下文士知所警戒、知所从事。这个机会，恰巧由沈德潜就这么送了过来，是以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训话——对南书房、翰林诸臣的“训谕”、对沈德潜的“训话”以及收入文集之“序言”（实际上可视为“训话”稿的正式文件，只是非谕旨下达而已）以训示天下文士——明确揭起“诗者何忠孝而已”的大纛，并认为这是关系千秋公论的大义所在。而沈德潜及其《别裁集》俨然就成了“杀猴儆鸡”以公祭大纛的牺牲，钱谦益等人更是成为其“以忠孝论诗”的反面教材。后来乾隆帝更是严查、禁毁钱谦益等人著作，不令片纸只字留人间，沈德潜也被紧紧相逼而活活吓死;甚至随着沈德潜被卷入“徐述夔案”而被撤祠仆碑，乾隆帝一手撕毁了自己制造的神话。很长时间内，在乾隆帝看来，沈德潜也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之人！当然这已是后话，此处暂不细表。

那么，这场训话中的“以忠孝论诗”的实质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忠孝”是红线，而这“忠孝”又分为臣民之忠孝与天子之“忠孝”;所谓臣民百姓之忠孝，苏轼就曾说“莫大于爱君”，这种“忠孝”实则又偏向于强调对君主之“忠”;而天子之“忠孝”，在乾隆帝看来，则是“当以不失祖业为重”。由此可见，无论天子还是臣民，“忠孝”即是要强调以维系统治者之统治为准，写诗作文若以“忠孝”而论，自然是强调“歌德”（歌功颂德）而不是“暴露”，甚至连《诗经》传统以来的“变风”“变雅”也不行，即便是“劝百讽一”的婉讽、规劝之类也不行。如杜甫及杜诗本是乾隆帝所树立的“忠孝论”标杆，认为杜甫是“忠君爱国，如饥之食、渴之饮，须臾离而不能”，杜诗乃是“发于情，止于忠孝”之作;所以杜甫是“品高万古孰同其，一生惟是忠孝耳”，而杜诗亦由此而为“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但是杜诗一旦稍有讽刺之意，也会遭到指斥，“《兵车行》《新婚》《垂老》诸别，则在下愁苦哀怨之音，意主讽刺，而非温柔敦厚之遗矣”。

这场“训话”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警策沈德潜及翰林官员们。在沈德潜是不仅其经进诸作，“原本忠孝，而于求瘼达情三致意焉”，甚至以后所作大都“以忠孝为本，以温柔敦厚为教”。其他如钱陈群、彭启丰、梁诗正等人皆极为注意以“忠孝”之思而作诗，如翁方纲就曾说钱陈群之诗是“字字归本原，仁义忠孝则”。其中，尤以翁方纲积极响应此说，从谈论诗文之道到评论古今诗人、甚至教育儿子及诸生，都强调要以忠孝为本，对于学子写诗作文而言要“忠孝即从谈艺起”，而源于“忠孝”之诗文方能更具生命力，“每念文字之真契，出于忠孝，非区区藻缋之艺所能工也”。且不论翁方纲之说是否有问题，即从其发挥“忠孝论”之说来看，可见乾隆帝“以忠孝论诗”对当时官员文士影响之深广。而且，这场“训话”还影响深远，乾、嘉、道之诗坛都深受此说影响，如秦武域说“忠孝一生事”，沈峻亦说“忠孝是家传”，而韩崶之诗文亦是“原本忠孝，发挥事业”等等。

这番“训话”的实质是以皇权（强权）极度干涉文艺而又要求文艺必须为封建统治唱赞歌的一个极端典型，其后果是造成乾嘉之后的诗坛大多千篇一律或主题雷同，激进者积极响应，保守者亦随时而趋，诗坛看似极为繁荣，诗人辈出，但是大家、名家却日益稀少，而且缺少了生气、灵气、活力、动力，诗境日趋疲苶，诗坛日趋“万马齐喑”。前辈学人严迪昌先生曾指出：“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控制的。”此语若是放在乾隆帝身上则更为妥切，甚至严丝合缝。

（作者单位：云南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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