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桃红柳绿，应该使人高兴，而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三月，杜甫看花却泪流满面。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前夕，唐玄宗匆忙逃往四川，而太子李亨乘乱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位為帝，杜甫将家小安顿于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后于至德元载八月（756）去投奔唐肃宗，谁知途中为叛军捕获，被押解至长安，杜甫于次年春天在长安创作了这首苦难的诗《春望》。杜甫在诗中抒写了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诗历来备受学者称赞，思想性、艺术性都很突出。然而，围绕这两句诗意的理解，当代两位学术名家却产生了争论，这场没有结论的争论不仅涉及这两句诗的准确理解，而且涉及复杂而深刻的理论命题。

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讨论文学创作独特的思维规律时，举例而涉及此这两句诗的解读：

抒情诗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还给客观世界以美学的评价，给予爱抚，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使他所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成为了人化。比方“感时花溅泪”，“花”并不“溅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流泪，这样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化。这样的例子在诗里是很多见的。（《关于抒情诗的形象问题》，载《北京文艺》1956年第4期“读者信箱”栏目。黄药眠先生代表编辑部回答读者“吴明”来信提出的问题：“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科学，在于它用生动的形象反映现实，抒情诗里是否有形象，我却很有些怀疑，希望解答这个问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药眠卷》有收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按，黄药眠先生这段话一直被误认为原发表于1956年7月《光明日报》上）

黄药眠先生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杜甫研究名家萧涤非先生就表达了不同意见，且二十多年后，萧涤非先生进行更为详细的辨析和论证：

花本美丽，讨人喜爱，但因伤心国破，所以见了花反而更觉伤心，以至于流泪，而且是泪珠四溅。溅泪的是人，不是花。有同志说这是诗人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花也在流泪。这说法是不对的。带露的花只能说“泣”，前人也确有把花上的露珠和眼泪联系起来的，但也只是说“泣”……不能说“溅”。因为花上的露是静止的，而“溅”却是跳跃式的，杜甫另一句诗“涕泪溅我裳”便是证明。（《杜甫研究》修订本，齐鲁书社1980年版）

在此诗中，花儿是否“溅泪”以及鸟儿是否“惊心”？两位先生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显然只能有一正解（《唐诗鉴赏辞典》所收徐应佩、周溶泉先生所撰此诗赏析之文，面对上述争论却折中二说，未做取舍：“两说虽则有别，其精神却能相通，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正见好诗含蕴之丰富。”见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辞典》第453—45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萧涤非先生立足于语言学角度，根据杜诗惯用词语与句法判断此处只是人落泪，花并未如诗人一样落泪。萧涤非先生还指出，人之所以落泪，原因只能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局，“因伤心国破，所以见了花反而更觉伤心，以至于流泪”。为什么却说是见花而伤心呢？花开意味又一年已开始，说明战争还在持续，所以，杜甫落泪。我们认为萧涤非先生的解读符合杜甫此诗原意。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说就认为，是人“见之（指花）而泣，闻之（指鸟）而悲”：“《诗经》：‘牂羊坟首，三星在罶。（按：《诗经·小雅·苕之华》）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见《司马温公诗话》）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萧先生也承认“花本美丽，讨人喜爱”，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杜甫见到花开一定是高兴的;即使落泪，花仍然是美丽的，是受到杜甫喜爱的，可见萧先生并没有否认花与人的感情互动关系，杜甫对花的欣赏正体现了唐代之前源远流长的物感理论。人类在长期的劳动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和外在世界不仅建立了物质交换关系、认识关系，还建立了审美关系，古人对这种审美关系早就有清醒的理论认识，并构成中国古代抒情传统的理论基础。最早是《乐记》的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中国人对外物是极其敏感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互感之关系即受到理论家的高度关注，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钟嵘《诗品》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描述更加生动、充分：“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可见，从《乐记》到陆机《文赋》，再到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个传统之深厚。人与大自然的情感互动，是物、我相互激发生成的感情世界和美学境界，给作家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动力，给诗歌提供了山水、田园等丰富的题材。

黄药眠先生认为，在此诗中，不仅诗人落泪，而且花也跟着“落泪”，就对两句诗的理解来说，虽不符合杜诗原意，但是，其分析也完全符合古代物感理论，揭示了人与物的感情关系和审美关系。人和花之间确实存在感情的互动，后代学者将此解释为审美上的移情与想象：“因为动物、植物、物质（线条、色彩）本身并没有什么情感，这些情感完全是主体根据联想赋予它们的，那树木的呻吟，风的怒吼，树叶的沙沙耳语，流水的潺潺嘟哝，花儿的飘零，浮云的来去匆匆，都是人类才具有的动作和情感。”（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钱钟书先生在其名文《通感》中，对此现象则从人类感知特点的角度加以解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