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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宣布放假一年!危机下 企业如何“低能耗”生存?

2020-07-29庄文静

中外管理 2020年7期
关键词:众泰低能耗张家

庄文静

近期,众泰汽车的湖南基地发布了一则《关于公司员工顺延放假通知》。通知写道:“全体在职员工放假时间延期到2021年6月30日。”这就意味着,停产将成为众泰汽车湖南基地的长期状态。

放假一整年!对于普通打工者来说,一直都是奢望,但现实是日子怎么过?对于靠工资谋生的员工来说,这样的放假通知就是噩耗。

除此之外,众泰汽车还鼓励员工主动离职,“突破性”地出台了补贴政策:底薪高于3000元的员工离职,将拿到3000元每月×工龄核算的补贴;底薪低于3000元的员工,则按底薪×工龄核算补贴。有趣的是,这个方案还是个“限时促销活动”,仅限于6月30日之前。这样的举措,难免让人啼笑皆非。

眾泰汽车曾靠“复制粘贴”产品火了一段时间,2015全年销量22万辆、2016年33万辆、2017年31.7万辆。但从2018年销售23万辆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到了2019年销售仅为15.3万辆。持续的亏损,让这个汽车品牌不堪重负。进入2020年以来,仅第一季度就亏损4.17亿元人民币。自2019年下半年,众泰汽车遭遇经营困境的消息频出,由于资金问题,与“国六”车型无法适配等,众泰的生产几乎陷入停滞,销售终端无车可卖。

那么,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众泰汽车给员工“放假”是否妥当?“放假”是否是一个规避成本的好手段?企业面临危机时,该如何选择?为此,《中外管理》专访了中智外企服务分公司法律服务中心高级法务经理张家玮,解读“放假”问题。

放假一年,是否合规?

《中外管理》: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是否合规?

张家玮:众泰虽然用了“放假”一词,但其实从性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假期的形式。企业在运行期间比较常用的两个假是:带薪年假和无薪事假。众泰汽车此举实质上是宣布了公司进入了一个停产停业的状态。并且,企业可以单方面决定企业进入停产状态和时限,这个决定和行为本身是合法的。

《中外管理》:就您的经验来看,众泰停产一年,它还有可能再复产吗?

张家玮:各种可能性都有。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来讲,企业进入停产停业状态后的第一个月,员工工资需要按照正常的工资标准支付,这之后则是只需支付生活费。全国各地的生活费标准不一,支付就有两大标准:一个是最低工资的80%,一个是最低工资的70%。比如,现在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是2200元,70%就是1500元左右。

如果在停产停业期间,需要安排一些员工到岗工作,那么这部分返岗员工的工资,则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至少也要持平。至于一年后,众泰是继续恢复生产,或者是被并购,还是状况更差,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指引性方向和规范,因此这几种可能性都有。

《中外管理》:如果企业面临经营危机,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有哪些降低成本的办法? 

张家玮:在此次疫情中,令人感受最强烈的是受冲击最大的餐饮行业的应对。餐饮行业在遇到这个问题时,其选择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最常见的第一种模式是,餐馆停业,所有人都回家休息。因为只要不开门营业,让员工回家就是一个最低能耗的状态。而企业只需支付与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员工最低生活费,其他运营成本大都可以停掉,这就相当于企业进入一个休眠状态。而一旦可以允许餐馆开业,客源会很快回来,企业又可以重新启动。这对于有一定资本、现金流储备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度过危机的较好方式。

第二种模式是,一些体量非常大的企业可能较难“低能耗生存”,它们就需要找到另一种解决办法。比如:西贝与盒马鲜生合作,把自己的员工“租给”盒马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以人才租赁的形式实现了“共享用工”,给企业降低成本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第三种模式是,虽然餐馆不能营业,但是可以转型做外卖。比如:眉州东坡等餐饮品牌通过外卖模式逆势发展。

这三种模式都可以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都可以选择一种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式去执行。

对于“众泰放假”,其实就是第一种“休眠模式”,但要点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去办事。

危机之时,企业

如何“低能耗生存”

《中外管理》:在此次事件中,众泰让员工自动离职,而不是直接裁员。是不是裁员的成本,比放假一年更高?

张家玮: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没钱的公司不裁员”。当企业的经营出现了问题,你是拿出一笔钱投入到企业未来的经营增长和转型里,还是拿出钱来做裁员、缩减成本,这是一种战略选择。

比如:一家企业拿出5000万,其中3000万作为员工补偿款,剩下的2000万要用于转型。但如果给员工的补偿过多,就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启动,难免陷入恶性循环进入到破产。裁员是救不了企业的。企业如果没有办法恢复生产,裁减掉的成本就是没有意义的。

众泰做出“放假”的选择,是当下最节约成本的“低能耗”“休眠”方式。

《中外管理》:今年以来,影院行业、KTV行业的复工似乎遥遥无期,这些行业如何“放假”?怎么为复工保留实力?

张家玮:影院行业是受疫情和政策影响至深的行业。因此,如何降到“最低能耗”,我知道有很多一线影院不得不进行裁员。特别是当下,影院不会有任何的现金流、资本注入进来,这个行业连转型、转产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等待。而像电影制作公司或相关的演艺公司,它们尚且有一定转型的空间,那么,一线影院如何低能耗生存?

首先,只保留最少的人员,其他員工都只能离开。因为一线人员对影院来说是轻资产,可以再招。但场地、设施、银幕这些是重资产,是影院企业的核心,最起码要保留一个基础的维护成本和最基本的维护人员。

因此,不同行业在面临选择时,处于不同位置的企业的决策就不一样。

《中外管理》:对于“放假”这种操作方式,企业在制定决策时,哪个说法对压力重重的企业最有利?

张家玮:在当下这个大环境,员工本身并不会太在意放假的名目,而只在意结果。只要最终可以和员工协商决定,一致认可,不管是政府、司法系统还是行政系统,是不会过多干涉企业行为的。但如果是企业单方面行为的话,那么政府的干预还要基于对劳动者最基本的法律保护。

无论企业给出的说法是放假,或是停产,还是其他,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关键还是要看协议是双方约定的还是单方制定的。当然,企业还是应尽可能给出一些更精准的表述,以及合规的操作方式。在疫情之下,相关部门也会考虑企业的实际问题,给予企业一定的弹性空间。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组织的未来:保有专业化

人才,开放社会化人才

《中外管理》: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创新可能?

张家玮:疫情对于许多行业、产业的影响,是一个危机,但也是一个创新和转型的机会。我们现在的市场和经济环境,不单单是由于疫情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出现的一个意外事件,并且加速了原有的趋势。

举例来说,春节期间影院一片衰落中,徐峥的电影《囧妈》就转向了网络发布,也得到了可观的收益。尽管各界对此做法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这是危机下的一种创新。

另外,以人力资源服务这个行业为例,在年初人社部陆续发布的政策当中,除了政府对不同行业的一些补贴以外,也出现了很多转型的信号。比如:从2018年就开始不断尝试无纸化办公、线上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现在我们没有预料到人社部会这么快的发文,完全认可了线上签约的合法性。

因此,转型的速度和契机对于很多行业的发展来说,都带来了新的机遇。比如前面提到的“共享员工”的创新,也加速了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和发展。

最后,我想说一点:企业在做清算的时候,往往清算的都是其固定资本、现金储备、知识产权、技术优势等,却很少盘点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员工对于企业的价值。所以,过去企业要进行清算的时候,考虑的是要付给员工多少钱才能辞退,但现在这个观点正在被逐渐打破。

在疫情下,有更多的同质化人才会被释放到人才市场中。为什么?因为企业需要保留的人员,是资产价值更高的人才。未来企业内部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结构也会更为优化,对于基础性、专业化的人员,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用工方式去解决,比如:通过人才外包、灵活用工、共享用工等,利用社会资源去解决。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可能采取自主择业或多元化择业的形式,在社会化状态中去工作。举例来说,现在企业还需要配车、配司机吗?几年前,就有企业开始将车辆使用外包,现在则通过出行平台就可以满足用车服务。

因此,这样的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利用社会化人才解决问题,也将是成本最低的运营方式。

责任编辑: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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