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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2020-07-29曹春荣

党史文苑 2020年7期
关键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曹春荣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2周年。遥想党成立之初,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表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近代以来各种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社会的“主义”或“方略”之后作出的制度选择。虽然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实行的时间不过十年,通行这项制度的空间局限于党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亦即苏维埃区域,但它的实行是我们党建国治国和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伟大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新纪元,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回顾这段历程,令人想起瑞金一头连着上海、一头连着北京的历历往事,想起时称“赤色中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血肉联系。

召集“全苏代会”:

中共规划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

“苏维埃”为俄文音译,意为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源自苏联,它根本区别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合理的旧制度。在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扛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根据这一指示,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分别成立了海丰县和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同年12月,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成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失败后转兵井冈,和朱德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湖南省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等苏维埃政权,开辟出一条把苏维埃制度本土化、乡村化、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之路。由此,遍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范围日益广泛,层级日益提高。作为创立苏维埃政权的先锋与柱石的工农武装——红军,也发展到不下5万人,遍布贛湘闽粤鄂豫皖等省。

为适应革命发展形势,加强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联系,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2月4日)中,提出了于当年五一节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代会”)的设想:

一、这个大会的召集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发起者,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亦将被邀请列名;

二、这个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区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他要在无产阶级坚决领导下实行工农联合、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反动武装,根本消灭豪绅地主的乡村统治,普遍地建立农民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政纲,集中农民武装,建立红军赤卫队,发展雇农工会;

三、大会的布置将由发起者通知各地,中央拟定各苏区及红军中的重要代表,将先集一地开一预备会议,讨论并起草一切议案,然后再开大会于某一被指定的苏区,同时举行全国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示威运动。

显然,中共中央的这一设想就是为成立统辖全国各地苏区的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各路红军的中央军事机关做准备。为落实这一设想,中共中央在1930年2月7日举行筹备委员会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报告,对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作了说明。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同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在当时国内形势下召集这个大会的重大意义,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团体共襄盛举,另外还将大会召集日期延后至当年5月30日。4月间,中共中央分别致信红四军前委和红三、红四、红五军总前委,要求猛烈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与动员,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各赤色工会和左联等革命团体、各地红军和苏区等共50位代表出席会议。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因忙于贯彻赣州城郊楼梯岭前委会议精神,分兵游击以扩大红色区域,未能抽身赴会,改派红四军军委委员、代理书记、代理政治委员熊寿祺出席大会。

5月20日至23日,“全苏代会”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红军的组织和苏区建设等问题,通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暂行土地法》《劳动保护法》《苏维埃组织法》《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文件,确定了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与战略。大会主席团作出决议,于当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据此,会议决定成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总、左联、社联等45个单位组成,负责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全苏代会”是首次全国性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会议制定全国苏维埃政府十大政纲,确定全国革命总路线,明确苏维埃区域的具体任务与策略路线。这些成果推动了红军发展和苏区建设,鼓舞全党和苏区军民信心。首先在苏区,然后在全国实行苏维埃制度,这无疑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当然,大会在形势、任务、策略等问题上存在“左”的认识和主张,也是不必讳言的。由于“全苏代会”的代表不是经由逐级选举产生,大会也未行使立法权及成立中央政府,因而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从“全苏代会”到苏区中央局:

“一苏大会”加紧筹备水到渠成

“全苏代会”结束后,为加紧准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30年6月10日、7月18日连续发出通告,号召全党和全国劳苦群众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在上海成立,秘书长林育南,党团书记李求实,工作人员李平心、张文秋、彭砚耕、胡毓秀、冯铿等,其秘密机关设在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今愚园路259弄15号)。“中准会”出版《中国苏维埃周报》等刊物和小册子,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各项法令草案等文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就完成了)。9月12日,“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正式成立了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条例》,规定了苏区和白区不同的选举办法;通过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和准备提交大会的法律草案等;决定将“中准会”转移到苏区开展工作,在上海设立中央办事处;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日由原定的11月7日延期至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

10月18日,“中准会”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将大会再次延期至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举行。12月初,林育南受命前往中央苏区继续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却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封锁通往中央苏区的道路,止步于浙西江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准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一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要求最好很快在苏区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间不应机械定于2月7日,可由苏区中央局决定,并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二则“中准会”负责人李求实、林育南及工作人员彭砚耕、柔石、冯铿、徐英、白莽、胡也频、龙大道等20多人,分别在上海东方旅社、中山旅社、远东饭店等处被捕后壮烈牺牲。此后,“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便转到中央苏区,由苏区中央局负责完成。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从上海来的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还在上海未能到职),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均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以中央代表团身份参加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由于战事及缺员等原因,“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直到5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留在龙冈不再随方面军行动,由项英负责进行。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在当年8月1日召集“一苏大会”。同日发表的《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劳动群众热烈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踊跃选出代表,积极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苏区各地党组织、群众团体响应苏区中央局号召,纷纷成立“一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开展学习,选举代表,准备提案。由于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之交通困难,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20日发布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原定的“一苏大会”开幕时间再次改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各地代表应在10月15日前选举完毕,听候通知出席。

1931年9月28日,随着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毛泽东、朱德和苏区中央局由前线移驻瑞金,为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做最后准备。此时,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党中央为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苏区输送的各类行政、技术干部和军事人才齐聚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的地下交通线早已建立,无线电通信也已开通,瑞金及周边地域苏维埃政府和广大群众为“一苏大会”做好了后勤保障。可以说,“一苏大会”召开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苏大会”与“二苏大会”:

中共政权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开幕。来自中央、闽西、湘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的代表,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大会。当日黎明时分,红军广场举行了蔚为壮观的检阅红军典礼,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领导人在检阅台上检阅由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的代表,以及赣闽两省附近县的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队员组成的受阅部队。下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其盛况经由设在老乡家里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发。晚上,与会代表和当地驻军、附近群众共数万人举行提灯庆祝晚会,灯火璀璨,欢声震天。

9日,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议决了如下事项:(一)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二)推举项英、张鼎丞等7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常驻主席团办公;(三)决定将与会代表组成7个代表团,参加大会分组讨论;(四)选举产生以项英为主任的提案审查委员会;(五)推举产生周以栗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大会期间,代表们先后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以及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所作的关于劳动法、土地、红军、经济政策、少数民族和工农检察等问题的报告;讨论和通过《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以及关于经济政策、红军、工农检察处、少数民族、救济受难群众、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等决议案;选举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等文告,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

11月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举行授旗授勋典礼,分别授予红一、红二、红三、红四、红六、红七、红十、红十二、红十六军和红三军团以“奋勇决战”“英勇冲锋”“坚决奋斗”等奖旗,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8人以奖章。毛泽东致闭幕词。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当晚,数万群众再次举行提灯晚会,庆祝“一苏大会”圆满成功和工农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到来。

“一苏大会”原定1931年11月17日结束,事实上延长了三天。原因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未能及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送达瑞金,供大会讨论。这样,只得由大会临时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拍发的“关于宪法原则要点”电报,起草这一立国文书。为此,“一苏大会”主席团决定会期延长三天,由毛泽东、任弼时、梁柏台等17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指定几名委员在两天内写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初稿。梁柏台等不负重托,如期写出了初稿。经主席团会议讨论修改后,提交全体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于是,赤色中国有了第一部根本大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体现了工農群众当家作主,苏维埃政权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民众服务的宗旨。《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确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体: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实行“议行合一”制;确立工农兵及劳苦大众最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及婚姻自由等权利;确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国策。这些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项规定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先声与雏形,它的立法形式体现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承继关系。

“一苏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正式成立,把中国共产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在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对于此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红军的统一指挥与正规化建设,土地革命与革命战争的继续推进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毛主席”的称谓响遍中央苏区乃至全中国。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并把瑞金改名为“瑞京”。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落成的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来自江西、福建、粤赣、闽粤、湘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地区和红军、地方武装的代表共700多人出席,另有约1500人旁听。大会选举75人组成主席团领导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苏维埃运动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大会还分别听取了朱德、林伯渠、吴亮平、项英关于红军建设、苏维埃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宪法修改的报告。代表们对以上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得到有关方面的及时回应。随后,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月1日,大会选举博古、毛泽东、项英、瞿秋白、朱德、周恩来等17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子恢、张爱萍等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通过罗荣桓、董必武、项英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在当天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致闭幕词,通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如今,“一苏大会”会址——叶坪谢氏宗祠,“二苏大会”会址——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社会各界进行爱国主义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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