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瑶 刘芳君

在中国革命史上，曾有这样一位巾帼豪杰：她少年时期便立志为国奋斗，早年投身于革命事业，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被毛泽东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身披戎装，纵横驰骋，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令敌人闻风丧胆;新中国成立后她肩负要职，历任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又是唯一反对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中央委员。她的一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位共产党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她就是深受人们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

敢于冲破枷锁 立志为国奋斗

陈少敏，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今壽光市）孙家集镇范于村，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易名为陈少敏，化名老方。其父孙万庆是个有“反骨”的汉子，不畏旧俗，思想开通，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忧国忧民的进取思想。受父亲影响，陈少敏自小就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并立志为拯救祖国而奋斗。

在陈少敏七八岁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新思潮虽已暗流涌动，但诸如缠足之类的旧俗仍积习难返、新风难开。母亲不忍心看着少敏撒着一双大脚丫子惹祸，几次试图给她裹脚，可倔强的少敏硬是不从，陈少敏成为在范于村及周围地区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种“伤风败俗”之举自然遭到了周围的反对，其父也因此受到同族长辈的责罚，但陈少敏坚决不肯向封建旧俗低头，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打柴、挑水，有一双大脚，长大了更好干活，有什么不好！”正是靠着这样一双大脚板，她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几十年后，在豫南、鄂中一带，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绰号——“陈大脚”。听到这个称呼，她十分自豪地说：“我这双大脚是我从小反抗封建旧道德的见证，没有这双大脚，我就不能到鄂豫边区来和你们一起进行抗日斗争。”那时的人们口口相传：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威风凛凛的“陈大脚”成为鄂豫边区家喻户晓的英雄。

陈少敏出生的年代，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者的卖国，人民的苦难无不在陈少敏幼小的心中刻下痛苦的印记。陈少敏经常思索，穷人为什么总是受苦、难道就没有出头之日吗？这个问题后来在哥哥孙文修那里找到了答案。孙文修1916年去法国当了三年华工。陈少敏经常缠着哥哥给自己讲国外的“新鲜事”。她问哥哥现在国外的工人农民是否还受苦受压迫，哥哥则兴奋地告诉她：穷人的救星找到了，“俄国出了个‘穷人党，领头的叫列宁，他们赶走了地主老财，穷人自己组织政府，大小事都由穷人说了算”。几十年后，陈少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深情地说，自打哥哥告诉她“俄罗斯出了穷人党，穷人翻了身”的事，她就隐隐觉得中国有出路了，“穷人党”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从此她决心探索“穷人党”的奥秘，寻求通往“穷人党”的道路。

为寻觅穷人解放的真理，陈少敏决定外出求学。1927年，陈少敏进入了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潍县文美中学。在学校，她废寝忘食地学习各门知识，同时，也表现出对政治的敏感和热情。文美中学的美籍校长李恩惠是位美国学者，为严加管教学生，她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规章制度，甚至剥夺了学生读报、通信等正当权利。一次，陈少敏的同学因把《传观报》带到课堂上看而遭到美国教师训斥，还被戒尺打手，陈少敏顿感怒火中烧，冲上去夺过戒尺，一把折断，并与赶来的李恩惠激烈争辩，这种勇敢的举动得到了学生们的称赞。1927年3月26日，陈少敏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陈少敏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大革命失败后，潍县国民党右派分子勾结美籍校长李恩惠，严酷压制学生的革命活动，激起了爱国师生的强烈不满。对此，陈少敏进行了激烈的抗争，特别是在董爱莲、牟秀珍等学生领袖被开除以后，陈少敏成为党团骨干，关键时刻勇挑重担，在中心县委的支持下带领学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罢课斗争。李恩惠见势不妙，便宣布学校停办，辞职返美。这场斗争中，陈少敏经受了锻炼，初步显示出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严酷的斗争也使她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1928年11月，陈少敏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夫妻并肩作战 谱写乱世爱情

1930年3月，陈少敏担任中共青岛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出色地组织了多次工人罢工。此时，中共山东省委因叛徒而遭敌破坏，雷晋笙等8人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中央委派任国桢赴山东重新组建山东省委，着手恢复党的工作。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重新租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而当时山东被白色恐怖笼罩，人心惶惶，故租房启事均写着“没眷属不租”。任国桢当时又是单身，为了隐蔽身份，党组织便决定派陈少敏与任国桢假扮夫妻，组成临时家庭。此时的陈少敏还是个姑娘，接到任务后，难免有些羞怯，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毅然服从组织决定，和任国桢扮起了假夫妻。

为领导人力车工人罢工运动，任国桢扮成人力车夫，而陈少敏则扮成打蛋厂女工配合任国桢开展工作。在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感情日益升温。陈少敏对于任国桢不畏艰险、满腔热忱投入革命的精神深感敬佩，而任国桢也被陈少敏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二人在并肩战斗中产生恋情，并于1930年6月26日正式结为一对革命伴侣，携手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经过努力，山东党组织不久便得到了恢复。然而好景不长，8月，中共青岛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大英烟草附近搞了一次飞行集会，陈少敏和战友们向工人散发革命传单、发表演说。集会后，不少同志被捕，任国桢和陈少敏也被列入敌人通缉捉拿的名单中。在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11月底，中共北方局决定将任国桢、陈少敏调离山东，调北方局工作。不久，任国桢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陈少敏与其一同调往北平。由于没有固定收入，陈少敏便在街头洗补衣服、打零工，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她仍与任国桢相互扶持，坚持对敌斗争。但不幸还是降临到了这个乱世中的家庭。1931年10月，任国桢以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被派往山西建立革命武装。十几天后，由于叛徒出卖，任国桢和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相继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任国桢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没有吐露半点实情，最终于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临刑前，任国桢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过了很长时间，陈少敏才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这使她遭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更为不幸的是，在任国桢牺牲不到半年，她的女儿又因病夭折。陈少敏曾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过这个孩子，“我生了一个小孩叫小梅。不久，我爱人在太原被捕牺牲。在白色恐怖的险恶中，我不能把小孩带在身边，只好送回寿光老家。在一个傍晚，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孩让我娘抱着，看着我从菜园地里走了。后来，我听说小孩老是闹着要大人抱到菜园地里去，手指着我去的方向，要找妈妈。1932年1月1日，家里来信，说小梅染上痢疾，死去了”。亲人们的接连离世，给陈少敏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她仍然以革命为重，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因为她知道，作为任国桢最亲密的战友，只有为任国桢毕生为之奋斗而未能实现的理想去战斗，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和纪念！在陈少敏的一生中，任国桢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直到晚年，她还把爱人的照片放在卧室里，时时陪伴着自己。每次有人前来探望她，她就会指着任国桢的照片说：“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叱咤鄂豫边区 名扬整个中原

陈少敏是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妇女领导干部。从1939年6月到1946年6月，她在荆楚大地上整整战斗和生活了七年，写下了革命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整个华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此前在武汉的国共两党各级领导人大多撤往重庆，鄂豫边区的局面极为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先念、陈少敏率部南下，到靠近武汉的鄂豫边地区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陈少敏接到了南下的命令，立即率領两个连队和部分从延安来的干部共150多人，从竹沟经四望山向鄂中挺进。一路上，陈少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陈少敏于6月6日来到了鄂中安陆赵家棚，开创了鄂中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反共态势逐步升级，而鄂豫边地区地处中央抗日前哨，属于国民党统治地区，我党在豫南、鄂东、鄂中等地组织的武装大多沿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这是极为危险的。通过分析形势，1939年6月11日，陈少敏主持召开了在鄂豫边游击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养马畈会议。会上，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等问题的指示，组成了由陈少敏任书记的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经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部队番号，统一将豫南、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鄂豫独立（挺进）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此后，这些抗日武装完全摆脱了来自国民党顽固派军令政令的束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了更好地组织战斗，中原局决定，鄂东、鄂中、天汉党的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鄂豫边区党委，陈少敏任代理书记，由此实现了边区党和武装力量的集中统一，奠定了中原敌后抗战胜利发展的大局。

在边区武装力量合编后，陈少敏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组织指挥我军同日伪顽反动势力进行多次英勇作战。其中，被称为“新四军鄂中第一捷”的就是1939年10月13日的新街战斗，这是在陈少敏和李先念的部署指挥下同日寇的首次交锋。当时，我驻新街部队仅80多人，敌人来势汹汹，用八九挺机枪同时向街内开火。陈少敏和李先念接到战报后，命令驻新街部队“坚决地打”，他们亲自指挥部队迅速包围敌人阵地，从两翼发起进攻，形成四面合击之势。在这种攻势下，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敌增援部队也人仰马翻、伤亡惨重。这一战是新四军进抵武汉外围后，给日军重大打击的第一战，使日军不敢再轻举妄动。从此，陈少敏成为威震鄂豫边区的女将领。侵华日军对陈少敏又恨又怕，只要听说是陈少敏的队伍便闻风丧胆。日军驻武汉司令部还派特务专门收集关于陈少敏的情报，并重金悬赏缉拿她。

在鄂豫边区奋起抗击日寇的过程中，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反共摩擦，每次都被陈少敏机智而又巧妙地躲过，并且还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狠狠打击了顽军势力，向全国人民揭露了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在一月内三次急电蒋介石，声称陈少敏所部“四处窜犯”，使国军不得安宁。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1940年1月，由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改编而成）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以书记身份兼任副政委。根据分工，李先念主要是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陈少敏主要负责区党委和地方政权建设。在党的建设方面，陈少敏致力于发展壮大党组织，为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同时，为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对我党的侵袭，陈少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员头脑，并围绕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多方面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她还特别重视干部工作，在干部任用上坚持德才兼备原则，为鄂豫边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陈少敏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三制”原则，吸收各阶层的抗日绅士、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农工商参加政权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战积极性。曾到鄂豫边区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盛赞：“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是真正的民主！”

为了确保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物资供应，进一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边区党委发出了“边战争、边生产”的号召，要求边区军民一面坚持战斗，一面发展农业生产，军民齐动手，开展生产自救。党委书记陈少敏、师长李先念等带头参加生产，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开荒种菜，为广大干部、战士作出了榜样。当时在边区军民中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据不完全统计，至1943年，边区机关、部队共开荒23570余亩，柴、炭、菜等全部自给，粮食部分自给，满足了主力部队的物资供给和人民的生活所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此外，为配合正规部队作战，陈少敏依靠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进行了抗日锄奸和肃清土匪的斗争。她还同边区党委同志一起组织了抗日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提供了有力支持。日本投降时，第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达到5万余人，拥有民兵30万人，这与陈少敏作出的贡献密不可分，她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区的光辉史册上。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调集大军向中原解放区开进，蓄谋以此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内战。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的陈诚扬言在48小时内一举歼灭我中原军区部队。在这一危急关头，中原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分三路突围，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中原突围”。陈少敏全程领导和参与了这次伟大的突围活动。陈少敏在完成干部隐蔽及化装转移等工作安排后，最后随大军突围。在征途中，陈少敏身患疾病，拄着一根树棍随队行军，同志们担心她的身体，她却坚定地说：“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在历经种种艰险后，中原军区部队最终成功突破蒋介石的重重包围，辗转来到了延安党中央的身边，陈少敏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始终无私无畏 革命本色永存

陈少敏因其战功卓著在党内外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她却始终保持淡泊名利、居功不傲的秉性。1949年3月，陈少敏出席了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中央决定准备由她担任山东省委的领导工作，陈少敏经过慎重考虑，向组织提出了个人工作安排意见，自荐“去做工人或农民工作”。中央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陈少敏回信，同意了她的请求。1949年6月，陈少敏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历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为我国的工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少敏工作务实，十分关注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经常深入基层体察工人疾苦。在涉及工人切身利益问题上，如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扩大生活福利设施等，她敢说敢做敢当，能直言不讳地向中央领导表达自己的看法。一次，陈少敏去纺纱厂调研，当她了解到工人对《劳动保险条例》迟迟不能公布很有意见时，便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费了一年的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群众眼巴巴地等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至今仍不公布。……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个要求并不高。工人群众不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并且不断进行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随时照顾工人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上感到政府是自己的。”陈少敏的直言促成了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陈少敏还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出一套培训新工人的比较科学、完整的操作法，如《郝建秀工作法》《1953年纺织机器保全工作法》等，对全国的纺织业产生了积极影响，纺织业的产量、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为此，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5万元奖金作为纺织工人福利基金，陈少敏提议用这笔基金在青岛建立了纺织工人疗养院，全国各地纺织厂的劳动模范可以轮流到这里休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为工人服务的疗养院，大家高兴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幸福的日子。”

陈少敏一生坚持党性原则，永葆革命本色。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她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投出了“了不起的一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上除批判“二次逆流”外，主要议题是讨论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陈少敏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出席这次会议，她是在被“打倒”的状态下临时解放出来的。全会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操纵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交付与会者阅读、讨论。陈少敏一向敬重、爱戴刘少奇同志，她对于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诬陷之词，深感不满与愤懑，但又无力抗争，只能以不表态表达了她鲜明的态度。10月23日的《简报》上这样写道：“陈（少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的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很不像样子的所谓检查……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10月31日，当大会宣布就“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进行举手表决时，只有陈少敏没有举手，她伏在桌子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方式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散会后，康生阴沉着脸问她：“开除刘少奇的党籍，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掷地有声地说了六个字：“这是我的权利！”她那坚定的语气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一身正气的高尚品质！当然，她知晓康生的为人，也意识到她的这一表态将会带来的后果。果然，种种迫害接踵而至，陈少敏先是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之后被赶出了北京，流放到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当时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还因脑血栓半身不遂，只能坐在轮椅上，硬是被抬上了火车。在那里，她连姓名都不能保留，由“全总一号”取而代之，幸而“五七”干校附近驻军的领导，不少曾是陈少敏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都尽可能地给陈少敏以保护，因此，陈少敏在罗山时身体虽日益虚弱，但精神上还是得到了某些慰藉。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少敏才得以回京治病。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惜陈少敏没能等到这一天。1977年12月14日，陈少敏因病在北京溘然辞世，享年75岁。

陈少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的光輝事迹被世人广为传颂。她那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爱党爱国、刚正不阿的崇高品质早已在人们心中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