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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2020-07-29王相坤

党史文苑 2020年7期
关键词:工人

王相坤

何孟雄论“初心”

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 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

——何孟雄 《过去的青年》(1919年10月9日)

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

——何孟雄等 《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及传单两则》

人类进化是为多数人造福 我们做劳工运动,是发自我们的天良,知人类进化是为多数人造福,不是少数人压倒多数人在他底下。我们了解人生的真意义,知道大家不过是人类社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些冤苦的痕迹也要减少些,不要留给后人复受这种冤苦。这就是我们运动的意思,也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何孟雄 《今年的努力》(1921年1月6日)

马克思是我们的福星 我作了这个马克司传略,不过是把马克司生平的事情说了万分之一;以后我便继续将他告诉我们的真理,按期做一点在本刊发表。列位,读了这些文章,便知道马克司实是我们的福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值得崇拜的,是值得时时纪念着的,是与我们有膏漆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马克司的格言:“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呵!”

——何孟雄 《经济学大要》(1921年12月)

专家解读:党内较早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

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也是我们党较早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他较早开始对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探索,对后来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一、从崇尚工读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何孟雄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父母亲不幸先后去世,他跟着两个哥哥生活。9岁那年,进入了普育学校读书。1911年夏,初小毕业后,何孟雄进入酃县梅岗学校读高级小学。1914年,何孟雄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岳云中学是新思潮比较活跃的学校之一,何孟雄有机会经常阅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此后,他先后进入长沙修业中学、长郡中学、省立商业专业学校学习。1916年,何孟雄不满黑暗的社会,参加过反帝、抵制和焚烧日货运动,喊过反对北洋军阀的口号,反抗过旧的教育制度,并与毛泽东、张昆弟、蔡和森等人建立了革命友谊。他作为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

五四运动前夕,我国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向国外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和改变中国的治本办法,纷纷出国勤工俭学。1918年6月,奉调北京大学任教的湖南著名教授杨昌济,得知北京正在组织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便写信告诉长沙的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得知这一消息的何孟雄决心去北京求学。他在大哥的支持下凑足路费和学费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帮助,进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文。1919年3月,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结业后,何孟雄又来到北京大学政治系当了一名旁听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晨报》等进步书刊,开始对李大钊宣传俄國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转而改学文科。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何孟雄同北京大学同学一起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冲进曹汝霖住宅,火烧了赵家楼,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为了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召开学生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干事会,何孟雄自告奋勇参加干事会交际股的工作。6月3日,何孟雄和北大同学,不顾军警的阻拦,向群众演说,被军警逮捕。北洋政府逮捕和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罢课、罢工、罢市蜂起。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在斗争前列,使运动发展到新阶段。在全国一致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5日释放了何孟雄等被捕同学。朱务善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与我同时的如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何孟雄、黄日葵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罗章龙也回忆说:“五四运动时,我们搞了个激进行动,打卖国贼小组,有十来个人,其中有何孟雄。我领着何孟雄等人,参加过反卖国贼的游行,去打过赵家楼。”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都被介绍到中国。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把所有这些思潮都当成社会主义接受下来。何孟雄在这个时期也受到了工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11月29日,何孟雄致信《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向他求教:“目下要一种过渡的新工具,为现时之需要,就本新村的组织,遵劳工神圣原则,改良社会的现象,根[据]勤工俭学宗旨:于通都大邑的地方,组织一个模范公司。此模范公司为何要组织呢?为现实社会之现象。俾青年各满其正当之欲望,尽其所能,取其所需,人人自食其力,不受社会家庭的羁绊。……总括上面的意思写来,(一)我们可以自食其力,脱一切羁绊,完成自由。(二)依思想自由,无阶级,无男女,行社会开始运动。(三)智识阶级变为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变为智识阶级;具互助思想,改良现在社会上物质之现象。”这个主张是何孟雄在总结我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说明何孟雄当时还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几天后,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支持下,王光祈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在谈到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动机时说:“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自〔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怎样来建设这个“新生活”呢?王光祈明确指出:“工读互助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何孟雄积极报名参加了这个团体,被分配到第一组。由于他们都是些青年学生,没有经营管理经验,单凭主观的“理想”和一时热情去支撑,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上不但毫无盈余,还赔了老本。团员俞秀松说:“我们这个团,现在生活非常难以维持,因为现在社会制度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生活。”除了经济问题外,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与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产生了重重矛盾,也难以坚持下去。何孟雄所在的第一组开始时有13人,尔后发展到21人,先后退团的有8人。最后就连这13人中,除极少数外,都开始动摇,纷纷要求退团。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在建立3个多月后,不得不于1920年3月23日宣布解散,工读主义的实践就这样失败了。

中国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极大震动。对于失败的原因,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明确指出:“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第一组的团员施存统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从这一次工读互助团的试验,我们可以得着两个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中国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何孟雄受到深刻的教育。

为了帮助何孟雄走出工读主义的迷雾,李大钊对何孟雄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他指出:无政府主义毫无战斗力,要实现社会和政治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的坚强组织和阶级力量。何孟雄认识到组织的重要,从而放弃了工读主义。何孟雄刻苦钻研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使华后,何孟雄还参加了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出席的北京大学先进青年座谈会,具体地了解到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及其俄国劳农专政的巨大成就。这时,李大钊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何孟雄成为19名发起人之一。蔡元培校长专门拨给两间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其中作为图书馆的一间取名为“亢慕义斋”。何孟雄经常到这里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并积极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他不但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的专题研究,还经常参加每周一次的讨论会,聆听了李大钊讲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加深,何孟雄逐渐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工读主义行不通,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主要的标志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这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把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1920年年初,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赴上海的途中曾商议过建党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创党历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时,参加进来6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分别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陈友琴、华林。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在讨论中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于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紧接着,何孟雄、邓中夏等人加入进来。何孟雄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

对于如何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何孟雄早有思想准备。1919年10月9日,何孟雄在《时事新报》发表《过去的青年》一文,就改造中国青年的责任,明确提出:“现在的青年,要徹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这是他经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番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有了人类就有青年,过去的青年由于受了腐儒的愚训,变得半死不僵的,没有朝气,所以青年人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必须冲破世俗的羁绊。一个多月后,何孟雄又致信《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宗白华,分析了半年来革新运动的书报存在的问题及对青年的不利影响。他在信中把当时书报中存在的问题概括为“打假招牌的”“半身不随〔遂〕的”“不新不旧的”“似是实非的”四种,逐条提出批评。在他发表此信的第六天,宗白华即给他复信,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示赞赏,指出:“我向来以为我们现在青年真正的学识和见解不是看看杂志就可以得着的,还是要彻底的真真去研究各种科学与各家学说。”“杂志的责任只是在开导青年去研究欧美学说的门径,引起青年研究新学说的兴趣,并不就能代表那新学理与新学说。我们青年要去直接的研究学理,不可把杂志就当作一种学科。我看见现在很多的青年就是如此。……只终日的遍读各种杂志。再从这杂志所得的学说上建立他的直觉言论,任意发表,这种现象也是很可悲观的。”“我看现在杂志所以能有这种冒牌和似是而非的……他们并且很行销。如《新中国》……还是因为青年读者没有判断力。青年所以没有判断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基础的科学知识。没有做过‘硬性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也想一个对付现在各种不良杂志的唯一方法,就是青年转变他的目光向着那‘硬性的真实学术上去研究,不要专心用在这些‘软性的月刊杂志上,始终不能得出个彻底的学识。待到我们真实的学识和彻底的研究已经有了,那时这些不良的杂志还有那个去买去看呢?我想这是个根本办法,你以为如何?”

由于何孟雄较早就参加学生运动和对青年问题的关注,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时,何孟雄和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40人成为首批团员。

1921年4月,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邀请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派代表出席大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公推何孟雄为代表,并指定他起草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不幸的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混入了北洋政府的密探关谦,关谦密报了何孟雄等人的行踪。3月下旬,何孟雄从北京出发前往苏俄。行至满洲里时,同京、沪、津赴俄考察的13位同志一起被捕。由于身上被搜出了赴莫斯科的介绍信,他们只得承认赴俄去考察教育,结果被押解到黑龙江陆军监狱。何孟雄被拷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在狱中亲笔写了《狱中题壁》诗一首,抒发了当时的情感,诗中写道:“当年小吏陷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负少年头。”据何孟雄的大嫂肖云湘回忆:“1921年孟雄去苏联开会,中途被捕,受尽刑法。后来回长沙时给我谈过,手腕被捆得膀肿,手指甲被竹签扎入。吃的尽是米糠,烂菜。”后经李大钊、蔡元培等多方营救,何孟雄等人才得以出狱。

二、从工人运动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伊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专门出版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音》《工人周刊》,并派其成员到铁路工人中去访问和联系;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何孟雄和邓中夏等人被派作兼课教员。他们每天往返步行80多里,到长辛店补习学校给工人讲课。一个月只吃三元钱的伙食。靠着这种服务精神,他们获得了工人的信任,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并通过他们团结起长辛店的大多数工人,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与此同时,何孟雄还曾前往南口、唐山、张家口等铁路工人集中的地方,了解劳工的实际生活和劳工运动的情况。在此之前,何孟雄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时就曾做过工,“当过三个月的跑堂”,后来“在丝厂生活有两年”。这些为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何孟雄从事工人运动的开端是1920年。“五一节”那天清晨,何孟雄带领原是工读互助团的7名北京大学学生,分乘两辆汽车,从北大出发至闹市区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何孟雄等四人乘着一辆宣传汽车,边喊口号,边散发传单。其中,他们散发的《北京劳工宣言》中指出:“我们来告诉各位:自从今天开始,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统统〕取回在我们的手里,这时候谁还能压迫我们呢。”这是北方历史上首次举行的五一示威宣传游行,旨在唤醒国人懂得“五一节”的历史与由来,奋起仿效国际无产阶级起来争得自己的权益和地位,从而引起了北京市民围观。北洋政府警察当局当即把两辆宣传汽车扣押,何孟雄等八名学生和两名驾驶员也遭到逮捕关押。面对审讯,何孟雄理直气壮地说道:“据我们那天所发的传单,叙述经过的历史,既因中国人对于此节的观念没有,是以不得不叙点历史,免得他们多生误会。然于内什么‘怠工‘罢工的话,不过是当日五月一日之所以然,我们以这个所以然,在我们这个堂堂的民国未有什么说不得的!然我们所言,亦各报纸所常谈,五月一日的报纸,无不洋洋大篇的纪念劳工节。贵厅不以他们满纸所言留意,独独为我们区区传单大惊大作,实令我不解其故。把他们的话来比较,我们也无违犯出版法,为什么我们就要逮捕?”最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力保下,何孟雄等8名学生被保释出狱。

6月,何孟雄来到北京大学印刷厂,拜工人为师,领导工人斗争。当时,北京大学庶务所所属印刷厂100余名工人,劳动条件极差。何孟雄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到自1920年8月至11月,印刷厂工人已有四个月未领到工资了。隆冬季节,工人们连棉衣被褥都典当了,還是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多次要求校方发薪,校方总以各种理由敷衍,再经详细调查,才得知营业股把工人工资挪用去购买木材,大家顿时义愤填膺。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罢工的时机基本成熟。罢工的前一个星期,校方曾答应发薪,但到罢工前一天,校方又变卦了。

11月16日,工人们赊欠的伙食账已到期,而工资尚未发下来,何孟雄抓住工人与校方因发薪问题不断激化的矛盾,领导北京大学印刷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他代表工人们写了一份简短而富于鼓动的罢工声明,张贴在学校各楼斋。罢工声明写道:“同学们注意呀!最高的学府底下一层地狱,你们看见了吗?最高的学府内竟加工人以‘非人的待遇,你们知道吗?印刷工人几月不发薪,李辛白(学校庶务主任——引者注)还说大学教授也好几个月不发薪,工人们比得大学教授吗?工人们质衣典当,维持了几个月,屡次要求发薪,假语搪塞。我们的伙食一律停止了,空肚子不能做工,工人们今日忍无可忍,全体决议‘罢工。我们是争——我们工人的人格!”

这是何孟雄第一次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罢工迫使学校庶务主任李辛白于当天下午发给工人一个月的欠薪。11月17日,何孟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北大印刷工人罢工底始末》专文,回顾组织这次罢工的过程,他深深体会到,要“使用工人底武器,打破一切不平等的阶级!进呀!工人胜利!世间才有天日!”

1920年所进行的工运实践,使何孟雄受到很多启示。回顾一年来的运动所得,何孟雄写下《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的近两万字长文,对如何开展工人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回答了如何发动工人运动、如何开展工人教育、如何训练工人、如何培养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等一系列问题。在如何发动工人方面,何孟雄认为,我们组织工会,一个最困难的,就是难免头目、师傅的垄断。在城市主要是头目制度,在乡村多是师徒制度,将头目与帮作、师傅与徒弟的阶级分得很严刻的。我们必须想办法免除这两种人的操纵,让工人懂得,“凡在工厂的都有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再不棣〔隶〕属谁人。虽是现行制度上有工头,不过工作上指导,并不能扩充他们的权威干涉到个人的行动上,最后的目的,在大家组织的工会上,没工头、头目、师傅、徒弟之分”。在如何教育工人方面,何孟雄认为,“工人的教育与学校的教育是要分别来讲的,决不能和学校的教育一样!工人的教育要打破形式教育,就时〔是〕随时随地教育。如同机械工人,就在作工的时会,示大部的学理,及这机[器]如何的组成,如何的经过,是怎样发明,是怎样引起发明的,及工人对于机械发生了无穷的兴味,又告明现世机械发明,现世工业的进步,及经济上的变迁,资本的发达,小工艺的衰落,穷人愈穷的趋势!生产的增加,资本家的垄断。于是要怎样救这种弊病,工人的痛苦,资本家坐享其利,皆是制度不善。在无形中我们告诉了他们大部分的知识,在这个无形中,他们听的话又容易记得”。在如何训练工人方面,何孟雄围绕公益的训练、活动的训练、群众活动的训练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措施。在培养工人阶级的信仰方面,何孟雄认为,要从使工人产生兴趣入手,我们“做一种事分得清清白白,他们明白这种事,知道这种事情源源尾尾,又长进又退缩,引起他们心绪一种自然的变化,无形中觉得有味,不知不觉中向前进,这就是有兴趣的原因。工人做事趋向目的,理想的事难点,倾向兴趣是要多点。兴趣是直感的目的,理想是高尚的东西,头脑简单不易感受这乐趣,觉深邃无味。又怎样使他们和我们的理想同一呢?我们不得不用这种生兴趣的法子,使他们[向]高尚的地方走。不但直感,并且做有目的[的]事。我在活动训练[时]说过,要把那种目的暗示到他们心里,这样才不妄动,他们动才有思想,有计划,以后才能对付一切的事情,才能指导以后的工人,做种种活动。我们在工场运动的事,一一都使他晓得目的在何,总不致盲动,无论如何我们的理想及希望都要告诉他们,他们也引起一样的同情……照这样一代一代,总有一天能够达到理想的日子!”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比较系统地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阐述了在我国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介绍了对不同行业、不同信仰和不同年龄工人的工作方法,其中关于处理教育与训练工人的关系,组织工会时如何处理头目、师傅与帮作、徒弟的关系,工运工作者的态度与目的问题,根据我国工人运动的特点采取合适的罢工方法等观点,都不同凡响。

何孟雄在研究劳工运动的过程中,发现旧中国的师徒制度严重影响工人运动的开展,所以,1921年1月8日,他又写下《徒弟制改革的商榷》一文,分析古老的徒弟制的利弊,提出了改革徒弟制度的四项措施:一是大学。他认为,大学是专供给一切的学理,研究人生一切用的东西,及人类进化各种原则。二是专门[学校]。他认为,专门家是由大学供给原理,他习成专门学者,对于某种的制造及一切的常识都是明了得很清楚。对于这种事实能够发辍其特长,养成习惯,做出模傚物为初等工业学校和技能补习学校的学生去模傚。三是初等工业学校。如现时的甲种工业[学校]——(中学的程度)。能有点常识,专供给社会的普通需要人才,和技能补习学校培养的人才时不相离。这种人才带点专门性质,兼有常识,能供给社会现时的急需。四是技能补习学校。何孟雄认为,这种学校专为无技能的人而设的,或现在学徒弟的人。它专为普及大家的技能为职志。这些观点虽然尚显肤浅,但它直指旧中国的旧制度,提出实现社会改造的意见,并把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中共早期党员创办的补习学校作为改革旧社会徒弟制的措施之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运思想。

何孟雄对自己从事的工人运动工作充满信心。1921年,他写下《今年的努力》一文,展望新的一年的工运前景,指出,我们搞劳工运动的唯一天职,就是知道人类进化是为多数人造福,不是少数人压倒多数人在他底下。他希望“劳工朋友,你们要了解人生的意味,要努力跳出你的奴隶生涯,事事都要亲自来干,不要人家越俎,还要自己本做人的天职,努力唤醒你们的同志。……你们彼此携手,不可自相乖舛。资本家利用你们的缺点,使你们自己去互相争闲气,互相诽谤,互相忌刻,永无联合的希望……这就是我今年希望劳工朋友努力速改的事情”。他希望做劳工运动的朋友,要正本清源,“我们在今年内要想很多的法子,把中国遗传的思想根本破坏,还要鼓励很多的青年来做此种运动。要劳工旧思想破了产才能消受我们的好意,才知道他不幸的地位。我们今年不得不用全力来做这回事”。何孟雄给自己确定的1921年工作目标是:“在今年死死地下一年宣传功夫。”他说:“在今年我很希望多产生一些劳工求知的地方——一方由劳工自己去设立,一方由劳工运动的人代他们设立。这种学校叫做劳动补习学校!”

按照制定的计划,何孟雄于两个多月后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张东荪、梁启超发表文章和演说,宣扬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此,何孟雄写下《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取甚么方法?》一文,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他说:“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放任主义主张自由竞争,国内也没有军事行动,所以英国的产业非常发达。在法则不然,因为国内不靖,屡次的革命,所以法国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中〉是没有发达。……中国的军阀和土匪实行抢掠主义,资本主义从何说起,并且有外国的资本主义布满了全国,本国的区区小资本家是不能想如何的有希望。就中国的政治来讲,资本主义想现在要发展是一定很难的事,各国经了此次大战,各国都想扩充市场,想以大资本来经营恢复其经济状况。我国资本家在这时兴起,和外国资本竞争,这是不可能的事。”何孟雄还就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实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我们发展实业,谋自己民族的幸福,和帮助旁的民族的幸福,进而达到全人类的满足生活,并且全人类都没有惨淡不幸的境遇。这就是发展实业的本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虽然何孟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存在理想的成分,但他断定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发展实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完全正确的。

三、北方工人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地区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北方分部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生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陇海铁路是横贯我国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它是早年靠比利时借款修建的,因此比利时资本家掌管着路政大权。陇海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21年11月17日,发生了比利时副厂长迪蒙殴打机车厂工人事件,工人不服,群起评理,反被开除了20名。当日,该厂工人在陇海路洛阳老君会游天洋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11月20日,全路响应,举行了总同盟罢工。消息传来,中共北京地委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支援陇海铁路大罢工问题。会议决定派时任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去洛阳联系,指导罢工。在罗章龙离京期间,由何孟雄、缪伯英代理主任,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在此期间,何孟雄以记者的身份写下《陇海路罢工之大胜利》一文,对工人同路局谈判条款的一些内容进行评论。他对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感到不满,认为没有将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写进条款是一个疏忽。他还对工人家眷乘车免票的规定感到不尽如人意,指出:“不应分什么二等三等,要是二等,就全是二等,要是三等,就全是三等。开车头目可以坐二等,难道工人就不可以吗?”在北京地委、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及何孟雄的指导下,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它表明我们党是一支年轻而坚强的工人阶级事业的领导力量。陈独秀曾致信称赞:“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

何孟雄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重点地方是京绥铁路。京绥铁路是全国铁路五大干线之一。东起北京,西至包头,全长881千米,有铁路工人12000多人。在我党诞生初期,产业工人是党关注的重点,因此就派具有工人运动经验的何孟雄到京绥铁路工作。1921年12月20日至26日,何孟雄受中共北京地委的派遣,赴张家口、南口,考察京绥铁路工人运动,访问了工会的“精业研究所”,和工人总代表、总顾问等进行了长谈,还接待了来访的工人群众。回到北京后,何孟雄于1922年1月4日写下《京绥路六日游记》,发表在《工人周刊》上,文中指出:“我游了这六日,依我实地的考察,我知道工人并不是没有工人组合的兴趣和能力,不过是没有机会去表现就是。机车处的研究所,便是他们自动的表现。但我要诚恳的告诉京绥路的工友们——也算是告诉各路的工友们,你们不要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后来的大幸福;你们不要只谋自己一人的升迁,而把所办的团体作丧;你们不要自分派别,而与别人以可乘之機;你们须知道,你们的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寄在团体上面,假使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2月1日,何孟雄又在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以《无产阶级的战术》为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分析了资本家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得势的原因,指出:“资本家他组织非常精密,他们自身采有经济上的权力,他们能够买很多走狗来看守工人,防〔妨〕碍工人,压迫工人。什么报纸,什么法律,统由[是]他们对付我们工人的工具。……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军队也是资本家的军队,警察也是资本家的警察,他们都是资本家的财物看守者。因为这样,所以工人没有胜利,无论如何都是吃他们的亏!”演讲还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天然优势,指出:“工人阶级是占大多数,资本家是占少数。其中并有一些无产阶级的朋友,为了少数金钱迷了心窍,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但是不见得他们有什么权力。以多数打小〔少〕数,只要无产阶级一个呵声就把他们赶走了。……我们工人阶级,要行阶级战争。凡是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相对垒,把[那]些被迷的朋友唤醒,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战团。把全国的无产者都联合一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演讲特别就如何同资本家作斗争提出了应采取的策略和战术,指出:“待无产阶级军队组合拢来了,那么,实行下列的计划: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工人自己是主人翁了。第二步,防备有产阶级的反攻。……‘无产阶级专政,把有产阶级的政权剥夺。待到所有无产者觉悟了,有产阶级加入劳动,也没有反抗能力了,那个时会,我们‘一视同仁。全社会的人都过平等的生活,都在一种共产的社会内,没有阶级,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之分!……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只有照我们的战术一步一步的举〔走〕去,自然可以得〔达〕到我们的快乐之地,理想之国!”这个演讲,何孟雄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以工人群众便于接受的语言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组织大多数无产阶级的队伍,战胜少数资本家阶级的策略思想,为后来组织京绥铁路大罢工作了思想准备。

1922年5月,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统一战线策略,李大钊通过个人关系,经北洋政府同意,让何孟雄等五名共产党人出任交通部在北方各干线的密查员。其职责是,在铁路上“调查积弊”,掌握交通系骨干人物的活动。何孟雄等密查员的秘密身份是我党派往铁路从事工人运动的特派员。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评价李大钊派遣何孟雄等几名共产党员任铁路密查员一事时说:“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以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值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的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与进行斗争……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

利用这个公开身份,五六月间,何孟雄深入南口机车工人中办起了第一家工人夜校,在张家口铁路工人中发展了3名党员。6月底7月初,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局员成立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联合总会”(又称“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8月,何孟雄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开展反对交通部及京绥路局秘密签订出卖路权给予美国太康洋行的“付款展望合同”的斗争。8月6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会议通过决议,推选两名代表当面质询路局局长,限一周取消亡路合同。8月22日,在何孟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派出300名代表赴北京游行,又派出6人组成救国护路团向交通部请愿。次日,京绥路局员罢工遭到路局武力压迫,有200余名警察包围罢工局员并逮捕同人会代表。何孟雄指示局员和同人会暂移天津。他派工会骨干与京汉、京奉、陇海各路联络。在他的积极工作下,各路代表会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议定一两日内无完满答复,就一致罢工。强大的社会压力终于使北洋政府交通部让步。8月25日晚11时,北洋政府交通部派员答应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的要求,取消前定之付款展期合同等四项要求,承认局员行动“志在爱路自亦可嘉”,局员罢工取得了胜利。

接着,何孟雄又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生活一向很苦,工资微薄,铁路当局又一连8个月不给工人发工资,加上直、奉军阀混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工人们简直难以生活下去。就在这时,京绥铁路新到职的局长余垿竟下令给全路的员司每月加薪5元,而工人的工资却分文不增。工人曾派出代表找当局交涉。但三次递上补发8个月欠薪和增加工资的请愿书,均遭局方拒绝。于是,何孟雄决定发动工人起来斗争。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召集各站工人代表开会,一致议决举行罢工,并研究了罢工的日期、条件、准备等事项,特别是商议了罢工后应付当局破坏镇压各种措施。会后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1922年10月26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向局方提出了7条11款要求,限他们在24小时内答复,如不答复就立即罢工。从27日凌晨开始,张家口开往北京的一切列车全部停止了运行。工人宣传队在张家口车站和主要街道上演讲、贴标语、散发传单;工人纠察队、敢死队手持棍棒在道口巡逻把守。察哈尔省督统张锡元派军包围车站,捆绑了总会会长李连升。但是,工人们没有屈服。在何孟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张锡元同意李连升到北京与交通部总长高恩洪谈判。罢工工人斗争顽强,团结一致,终于迫使當局答应了工人罢工时提出的7条11款要求,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团结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有队就挂,见好就收,提高再斗”的工运策略,是何孟雄领导京绥路工人运动,克敌制胜的重要经验。它指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不能一味盲目蛮干。后来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何孟雄又领导成立了京绥铁路总工会,张家口成为华北工运的中心地区之一。这完整地体现了何孟雄上述工运革命中“提高再斗”的真知灼见。

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被捕入狱。2月7日,何孟雄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时年仅33岁。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指出:“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毛泽东在谈到何孟雄两次反对“左”倾路线时说:“反他们是不容易的。”

(作者单位: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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