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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创作方法论

2020-07-29魏青吉

美术界 2020年7期
关键词:媒材水墨当代艺术

魏青吉

2006年我在香港艺术公社曾经策划过一个水墨展,并以《“后水墨”的方式》为题写过一个前言,我在前言中提到:“‘冥想与叙事当代水墨艺术展,旨在呈现这样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以水墨为媒介的创作表达出了不同以往的创作概念:让传统媒材发出新的声音,而非仅仅从技法和形式方面对传统水墨画的叛离与改造;强调艺术家对传统独特的理解,张扬个性化的语言方式与个人经验,秉持的是重构而非解构的理念……艺术家以水墨为媒介的创作正显示了这样一种努力,并且在这一努力的同时也呈现了其现阶段的文化立场——不以更快为目标,不以更新为标准。”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在今天关于水墨问题的讨论似乎更开放、更远。但实际上我们仍纠缠于概念问题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之中,把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繁琐化、深奥化。从20世纪初的“中西合用”到后来的“改良论”等,直到今天,似乎都在围绕着所谓“中国画”的生死存亡而做的拯救式的努力。我们不否认这些努力为中国美术史所带来的建设性意义,但在逻辑上,似乎大多开始的时候就套用了并不合适的概念。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中国传统绘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成就与达到的高度(当然,这种界定限定在20世纪初之前)——它本身就不是先天不足的产物,何来“改良”之说。我们也似乎从未听说过西方现代艺术是为了改良古典艺术之说,而实际上是科学与文化观念的发展所引导。当代的水墨画创作不同于传统的水墨画创作实际上是源于传统水墨存在语境的破裂。

资讯的迅猛发展使我们越发的全球资源共享,我们在骄傲于先人的创造的同时也应警惕其固执与滞后性。旧式民族主义情结者所谓传统文化的重振(其纯洁性在今天应受到极大质疑)仅是美好的愿望,而不具现实的可行性。这并非意味着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或绝对的文化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但当一种文化方式或样式需要拯救时,我们有必要反思其生存的条件、理由与价值。当然这并非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以环形而非直线,传统文化不可能在新文化中完全延续,也不会完全消失,其部分仍会在历史的车轮中转动,至于有多少,就看其向心力与黏合力。“笔墨”与“当代艺术”的问题无关,只是语言构成方式的一种而非唯一,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观念,我们应该在今后的讨论中将其忽略不计。“祖宗之法”已无法担当对当代艺术的品评,当代艺术意味着多元,意味着以往经验的失效,意味着反思清理,意味着重构。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建设而非妄断,同时,需要建构一套新的与时代相符的水墨评价系统,这也是我在十几年后再提“后水墨”的一个缘由。前几年短暂的“水墨热”使“新水墨”等一些概念已被商业机构和媒体滥用,而使水墨的讨论陷入混乱,在近来的一些访谈和会议中经常会被问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而无法明晰讨论,我们现今需要一个新的语词去界定当下的这一类新型的水墨创作,当然这可能也是一种暂时性的指称,而非严格意义的学术划分,但是可以让我们在此时更准确、有效地讨论当下的水墨生态,也可以与“后现代”这样一些概念发生横向的理论关系,如果说还要对这“后水墨”有所说明,那就是作品要有语言上的当代转换和强调创作方法论上的转变。

具体到我的创作而言,在近来的工作中,我致力于从绘画的本原出发,从那里展开并演绎个性的话语,并试图建立一套新的水墨表述语言,使绘画的装饰性、寓意性、叙事性得到新的意义上发挥,使水墨成为一种真正开放性的语言,真正适合观念多样性的表达而适应当下文化的挑战。

我对图像的使用是有选择的,大多都会有出处和上下文的关系,粗略概括起来可能有三个方面:1、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图像或造型以及审美有关;2、与我的成长过程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一些社会主义的图像记忆,算是和过去以及历史有些关系吧;3、可能涉及当代社会学意义的图像,包括国内外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一些商业文化的符号及图像。东西方的问题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的艺术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在我这里东西方并不是一个对立关系,虽然我是学传统水墨画出身,但是我的绘画在不断地探讨、演化,到现在,应该说和西方的现当代艺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并不是纯粹地从传统绘画中自然生长的。我在绘画语言的推进中有自己相对清晰的逻辑,但对于绘画的题材和形象的选择我相对比较随机和发散一些,有反复思考的,也有灵光一闪的,但总体来讲我比较有兴趣去探讨一个物象的原本属性和其延伸意义,或在文化历史中所被赋予的新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有一点言物非此物的意思。这也是我经常提及的我对画什么和怎么画都很重视,我希望把自己的个人记忆和经验放到公共的語境中去讨论。

早些年我并不太在意水墨的身份问题,应该说在多年之后,我确实也会想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作为一个有着传统水墨绘画经验的艺术家,去思考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当然,“水墨”并非我身份的标签,也非文化权利斗争的工具,而是我观念表达的自觉选择,我喜欢也善于利用这一媒材,其极强的可塑性预示着在绘画语言表述上的无限可能。通过水墨这一媒材,我所表达的是其中的物质和精神。同时,我赋予作品一种新的概念,画面成为我各种经验和感觉、思维、记忆出没无常的开阔场所。在具有“悬念”的情境中,蕴含的或许是新的想象、个人激情、潜意识、历史的印记,呈现的是我此时此刻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立场。

我热衷于探讨传统与当代的关系,确切地说探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有多少事物是我们自身所一直具有的,它们是以何种状态呈现着。我对历史文脉有着极大的兴趣,传统作为一种精神流动体可以使我们记忆连贯,同时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保证人类在常变常新的同时,仍具某种我们可以辩认的东西。然而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前,也不能和过去同样的方式进行表达,这必然是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论,我致力于让传统的媒材发出新的声音,无论是图像还是观念都应该与自身的和日常的经验有关。同时,我还乐于让自己身处边缘,保持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保持一种差异性,因为我相信“差异”远比“趋同”更有魅力,如利奥塔所言:“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名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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