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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张学良与“攘外安内”政策

2020-07-28李晓俊

时代人物 2020年5期
关键词:东北军事变张学良

李晓俊

关键词:张学良;“攘外安内”;政策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拥护“攘外安内”政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遂走上了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为了达到消灭共产党人的目的,他先后五次组织发动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大规模围剿。令人极其痛心的是,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五次“围剿”时期,正好是日本人觊觎和侵占中国领土的时期。但蒋介石却置日本的侵略于不顾,把共产党看作主要的敌人,并因此于1931年7月23日通电全国,正式提出了“攘外安内”的错误政策。其基本点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进行剿共内战,先消除共产党这一“心腹之患”,然后再进行抗战。由于这一错误政策的实施,致使中国大片领土沦落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然而身居统帅之位的蒋介石,却对人民的爱国呼声不予理会,对领土的丧失置若罔闻,继续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安内”的错误政策。

此时期,张学良已身居蒋介石的“副手”地位,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张学良采取了追随和拥护的态度。张学良何以会如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张学良非常信任和崇拜蒋介石。1929年7月,蒋、张在北平初次会面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印象极好,“成为蒋的俘虏和内战助手,蒋利用张坐镇北方,张一切听蒋指挥,唯蒋是从。[i]”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第一次参加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眼看蒋介石的声名、地位日益显赫,他对蒋介石更是信任有加,甚至于到了“以父礼执之”的地步。

第二,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认识不清。“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之所以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除了行政隶属关系上的原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攘外”、“安内”问题与蒋介石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一方面张学良当时也认为:“若与日开战,共党、粤方必定纷纷而起,将出现不能收拾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同蒋一样,也有恐日心理,他认为中国国力还很脆弱,冒然对日作战必然失败,所以事变之后,他“至诚至恳地向一切旧部属布道,要大家一心一意拥护蒋先生,遵从蒋先生的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1933年张学良旅欧回国后,身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和毒害。他笃信蒋的武力统一政策,到处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摇唇鼓舌,对蒋的“攘外安内”政策更是全盘接受。1934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出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积极为蒋介石进剿红军出力卖命。

第三,张学良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也是导致他积极追随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的重要原因。张学良生长在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东北。共产党在此地的基础薄弱,影响很小,所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比较模糊。此时期,他受蒋介石的影响,同蒋一样,也把日本的侵略归罪于共产党的“捣乱”,把共产党看作救国的障碍,所以他始终激励部下要“尽力驱除匪患”。

总之,这一时期,由于上述种种方面的原因,张学良积极追随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在拥蒋剿共这条路上是走得很远的。

二、华北事变爆发后对“攘外安内”政策怀疑、动摇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逐渐产生了怀疑,认识上发生了转变,此时期,促使张学良思想认识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北事变从思想深处重重地刺激了张学良。1935年,日寇对华北又发动了新的侵略。蒋介石此时对日政策是一面抵抗,一面妥协,鉴于国际上英、美等国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故蒋介石对日以妥协为主,抵抗为次。此时蒋介石慑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这些协定的签订,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冀察省的大部分主权,而且使东北军的利益继东北沦陷之后,再次受到重大损害。尤其是蒋介石要东北军脱离河北抗日前线,前去陕甘剿共之举,无疑对抗日情绪激昂的东北军将士是一个重大打击。对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时刻想着打回老家去的张学良,更是当头一棒。张学良对此感到是奇耻大辱,政治主张与蒋介石逐渐发生了分歧。从此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并认识到:“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广大群众之唾弃,结果必至死亡。[1]”

第二,军事上的失败从心理上深深地创击了张学良。1935年10月,张学良出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这时,他虽对“剿共”有所动摇,但一来由于他对抗日必须联共还没有认识;二来认为不便违抗蒋介石“剿共”命令;三来还认为陕北红军不过几千人,装备又差,又是疲惫之师,而他以十倍之众入陕“剿共”定能取勝。到时不但可使蒋介石感到满意,而且又保存了东北军的实力。因此,1935年9月上旬到11月下旬,张学良所部对陕北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结果却连连败北,损失惨重,迫使张学良对 “剿共”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并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曾说:“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2]”

第三,蒋介石政府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冷遇”,从感情上疏远了张学良。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是参加“剿共”的部队可优先得到补充。1935年底,张学良去南京请蒋介石政府给部队予补充时,却遭最高当局拒绝。回想起以前受到蒋介石政府的“礼遇”,他深深感到蒋对他“已不重视”,“内心开始动摇了”。

第四,中共正确的统战策略和真诚抗日的态度,从情理上强烈地感染了张学良。华北事变以后,在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发生犹豫、动摇的时候,中共中央本着团结御敌精神,不失时机地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晓以民族大义,坚持联合抗日方针,不分化瓦解,不侵占地盘,不合并部队,也不搞思想“赤化”。这种真诚态度更加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也提高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张学良曾感慨地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屹立于广阔天地之间。”[3]由于形势的发展,并经过回国后两年的实践,张学良终于改变了对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的认识。他说:“原我竭力拥护蒋介石,认为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收复东北,不能死靠蒋介石,必须联合共产党。”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无疑具有决定意义。

三、西安事变爆发后反对“攘外安内”政策

1936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己失去了信心,并最终于12月12日采取断然措施,在西安发动反蒋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他的这一错误政策。此時期,促使张学良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紧迫、危急的形势迫使张学良必须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尽快做出抉择。

1936年下半年,日寇在平津和察哈尔不断增兵,开始进攻绥东,与此同时,他们又先后在成都、上海、丰台等地屡造事端,进行挑衅活动。种种事迹表明,日本正积极准备对我国发动一次新的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在此危急形势下,张学良忧心如焚,他利用各种场合,同蒋进行了说理斗争。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张学良借机向蒋提议改变“攘外安内”政策,一致抗日,遭蒋介石严辞拒绝;1936年8月,日伪军向绥东进犯。张学良又致电蒋介石,力陈抗日主张;1936年11月,日伪蒙军再次大举进犯绥东,张学良再次上书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增援。他在《请缨抗敌书》中说:“今缓东战事既起,正良投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及一身,已早愿拚死一腔热血,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分之前衍,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最终张学良的一腔热血,又被蒋泼了冷水。此时,张学良感到单靠劝谏的办法已不能使蒋改变主张。同时也感到,日本人加紧侵略,蒋介石打内战的紧迫形势,已使他必须在“攘外”“安内”问题上尽早做出抉择。

第二,蒋介石断送民族前程,危及东北军生存的倒行逆施,迫使张学良始下决心,发动了反蒋事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高级将领飞抵西安,并调集军队向西安进发。蒋介石到达西安后,公开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1.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2.如果张杨不愿“剿共”,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样,张、杨即被逼向两难境地。去陕北不仅会破坏与中共的同盟关系,损兵折将,拼掉东北军的实力,而且也不符合自己要求抗日的主张,去皖、闽,无疑于自投蒋设下的网罗。更让张学良痛心和不能容忍的是,12月9日,蒋介石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准备对张学良取而代之,撤职查办,解除东北军的武装。至此,张学良对蒋介石己不抱任何希望了。回顾过去,看看现在,想想未来,注目全国形势的发展,他慨叹自己受了“攘外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决心退出内战,高举抗日的旗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同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在中共的帮助和支持下通过同蒋谈判,最终迫使他放弃了“攘外安内”这一错误政策。

总之,围绕着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政策,张学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和约束,的确经历了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最终他能痛定思痛,迷途知返,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无疑对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 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怎样的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42、78.

[2] 张魁堂.张学良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3] 张魁堂.张学良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i]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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