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俏 秦静 常变蓉

摘    要：农民收入是最能体现农民生活富裕度、共享现代化成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衡量指标，农民收入问题既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以天津农民收入为研究对象，将改革开放40年来天津农民收入增长历程划分为：快速增长、快速下降、渐进回升、快速下滑、穩定增长、增速下降，并分析了原因。进一步地，通过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特征以及贡献份额的分析，总结出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份额较高，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份额相对较低，揭示出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天津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带动农民收入增长作用越来越明显;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带动农民收入的作用在减弱;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带动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天津农民增收的启示。

关键词：天津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结构特征;贡献份额

Abstract： Farmers' incom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hat can best reflect the peasant's living affluence， share the fruits of modernization， and ensure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o the issue of peasants income is not only the central task of 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but also the ke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Tianjin peasants' incom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easants' income growth proc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s divided into： rapid growth， rapid decline， gradual rebound， rapid decline， stable growth， and decline in growth rates， and the reasons were analyzed. Furthermore，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contribution share of wage income and household operating income was high， while the contribution share of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to growth was relatively low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chang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share. It was revealed that wage income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 Tianjin， and it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role of family income was still an important source of farmers' income， but the role of driving farmers' income was weakening. There was great uncertainty in the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 income in driving farmers' income. Finally，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the enlightenment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in Tianjin in the future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Tianjin rural rejuvenation;farmer income increa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contribution share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引发了全社会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实现乡村振兴，农民“生活富裕”是根本。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天津农村之“农”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但农村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增收面临形势较为严峻。纵观天津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幅看，2017年8.4%，2016年8.6%，2015年8.6%，2014年10.8%，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2018年农民收入增速排在全国末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农民收入的动态变化特征，有利于更好地谋划和推进农民增收工作，对于新时代背景下正确制定乡村改革与发展策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要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天津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回顾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从1978年的153元增加到2018年的23 065元，增长150.8倍，年均增长13%。从40年的收入增速发展变化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快速增长、快速下降、渐进回升、快速下滑、稳定增长、增速下降（图1）。

1.1 1978—1984年的快速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集体化时期形成的物质基础、开放初期的生产关系变革、农产品调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1979年天津农民收入增速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55.3%。期间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活跃了农村商品市场，1978—1984年我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53.6%，1984年天津农民收入比1978年提高了2倍，剔除物价等因素影响，实际年均增长19.86%。

1.2 1985—1990年的增速快速下降阶段

这一时期初期，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带动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快速增长，1988年天津农民收入增速从1985年的11.9%增加到1988年的19%。后期，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天津关停并转了一批能耗大、效益差、污染重的小企业，并且加强了对乡镇企业的税收、财务整顿，对农民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农民收入增速从1989年的14.5%下降到1990年的4.8%。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不稳定、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生产资料价格暴涨等问题逐渐凸显;农业的连续丰收造成农产品低水平上的卖难局面出现，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等农业负担较重;多种因素导致家庭经营经济效益下滑，造成天津农民增收速度放缓。

1.3 1991—1995年的增速渐进回升阶段

这一时期天津农民收入增速反弹回升。期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产品价格全面放开。宏观经济的发展为天津农村经济增长营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也为农村非农产业的成长和劳动力就业提供了契机[1]。期间天津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国家进行农产品价格改革使农产品受益，天津农民收入增速反弹回升，从1991年的9.4%增长到1992年20.6%，1993年增速略微下滑，1994年和1995年农民收入增速迅速提高，分别为22.8%、29.4%。

1.4 1996—2000年的增幅快速下滑阶段

这一时期，国家于1996年制定了《乡镇企业法》，天津大部分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开始转制和调整重组，加上农业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给天津农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了较大影响。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了通货紧缩局面。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天津农民纯收入增速从1996年的24.1%回落到1999年的4.2%，并且一直到2000年，连续4年农民收入增速逐步回落。

1.5 2001—2011年的增速稳定增长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解决“三农”突出问题的重要政策和措施[2]。2004年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首次把农民增收从农业农村农民的头绪中梳理出来，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天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文件，2002年明确提出了对天津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后续的“四批示范小城镇建设项目、设施农业4412工程建设、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扶持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三个一”工程建设、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农民增收政策措施”等确保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的平稳增长。2001—2011年，天津农民收入增幅均在10.2%～10.5%之间;2011年天津农民收入增速最高达到15.5%。

1.6 2012—2019年的增速缓慢下降阶段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2012年开始放缓，GDP从原来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个位数增长，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增收难度加大。天津也经历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农村环境整治、顺从资源环境约束实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勇于“挤”水分凸显高质量发展等经济社会调整的阵痛期，期间农民收入增长也相对较为乏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2012年、2013年、2014年农民增速分别下降至为14.1%，13.0%，10.8%，2015年天津农民收入增幅经过连续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首次降至个位数8.6%。随后，农民收入增幅呈逐年回落态势。2016年为8.6%、2017年为8.4%、2018年为6.0%，期间农民收入增幅均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2 天津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特征

1993年以后，我国农民纯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四大块。1993—2018年，天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者之比由43.5∶53∶0.7∶2.8转为58.8∶23.1∶4∶14.1（图2）。分析1993年到2018年农民分项收入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2.1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增速在小幅波动中逐渐上升，带动农民收入增长作用越来越明显

1993— 2005年，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均值在45%左右，其中，1995—1997年工资性收入增幅较高，在20%以上;随后，增幅有所下降，直至2005年工资性收入增幅上升到15.4%，之后，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2006年工资性收入占比达到 52.2%，增幅达到19.4%，直到2010年期间，所占比重均值在51%左右。2011—2015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均值在58%左右，增幅均在两位数。2016年和2017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受2017年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滞后影响以及这两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要求，农民转移就业压力较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幅逐步放缓，2018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略有下降58.8%，增幅也将至3.3%，但其絕对值仍达13 568元。

2.2 家庭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增速在小幅波动中逐渐下降，但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1993 年天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780.7元，占比 53%，这是经营性收入在近 20 多年来最高的占比。1993—2001年，天津农民经营性收入均保持在2 000元以内，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均值在51%左右;2002—2011年，天津农民经营性收入均保持在4 000元以内，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均值在43%左右;2013—2018年，天津农民经营性收入均保持在5 000元以内，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均值在27%左右;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明显，增幅也较低，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个位数增速且低于10%，2018年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下降至23.1%，增幅为负值（-4.1%）。

2.3 财产净收入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增加比重有限，未能明显拉动总收入增长

1993年天津农民财产净收入只有10.5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7%。1993—2002年，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的均值为1.8%。2003年财产净收入突破100元，所占比重为3.1%。2004—2007年，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均在3%以下。2008年示范小城镇建设促进了农民财产净收入的增长，当年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达到5.9%，增幅也达到最高值186.1%。2009年和2010年所占比重有所下降。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土地确权、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农民财产净收入增加较快，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也达到了高峰，分别为6%，6.6%和7.1%，增幅相对也较高，分别为101.5%，24.1%和21.6%;其中，2013年财产净收入达到最高值1 120元，所占比重也达到最高值7.1%。2014年进入新常态以来，财产净收入比重又有所下降，增幅也下降;2014—2018年，财产净收入比重均值为4.4%。

2.4 转移净收入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但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农民收入的有力补充

1993年，天津农民转移净收入为41.2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8%。2000年以来，中央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取消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制度等政策措施给农民带来了明显实惠。2006年转移净收入突破100元，之后转移净收入在波动中逐年增加，2018年增加到3 241元;期间，所占比重在波动中逐年上升。现阶段的惠农政策对农民转移性增收的带动作用明显。2010年所占比重上升至5.5%，2015年上升至9.3%，2018年上升至14.1%。

3 天津农民收入贡献份额分析

与农民收入构成所发生的变化相比，农民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3]。伴随着天津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各类收入来源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也发生了变化。从图3看出，在农民收入的来源中，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增长较快，且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明显。

3.1 工资性收入贡献率在绝大多数年份是最高的，遥遥领先其他类型收入

除1995年、1996年、2003年、2007年、2008年外，天津农民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份额都在40%以上，1997年、2000年、2015年分别达 122.66%，91.6%，65%，2014年和2015年天津农民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了72.4%和74.3%。

3.2 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仅次于工资性收入，但贡献份额波动比较大

分析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份额，1995年达到最高70%，除了1995年、1996年2003年、2004年、2009年之外，其他年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贡献份额基本上不足1/3，家庭经营收入在个别年份已经无法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正的”贡献，如1997年为-30.8%，2018年为-17.3%，主要原因是随着农民收入结构转变，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有限。

3.3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增长的贡献份额相对较低，其对收入的贡献有时为正、有时为负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贡献份额波动相对较小。财产性收入贡獻份额在2008 年、2011年贡献率曾经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其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转移性收入贡献份额虽较小，但有望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因素。自 2008年以来转移性收入贡献份额均为正，近两年持续走高，到 2018年贡献率高达91.2%，这与农村保障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农民的政策扶持有关，但转移性收入基数小，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有限。

4 结论与讨论

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是居民获得稳定收入的前提。近年来，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形势低落、资源环境约束、成本瓶颈制约等影响，天津农民收入基数逐年增高，但增幅逐年放缓。为避免对农民收入带来断崖式下滑，首先，应借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快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积极发展小微企业[4]、乡村旅游业等促进就近就业，着力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其次，加快农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助推农民增收，在面对“环境保护要求部分农民家禽家畜饲养退出，大面积粮食生产功能区效益不高、渔业养殖面临还湿困境等”系列转型关键期诸多挑战下，重点要靠提高产量、强化特色、提升品位，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再者，加快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天津农民的财产数量不少，但收入功能很差，应在把控好风险、规范好程序的前提下，扩大天津农村各类产权的流转范围，结合市场需求，通过实行政策性试验稳步推进，引导有效投资，盘活更新大量的闲置资源，激活农民增收潜力。最后，促进天津农民转移性收入支出提高亟需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管好用好涉农专项资金，在最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惠及农民。

参考文献：

[1]董磊.泰安市农民增收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05.

[2]百度文库.华明示范镇情况介绍[EB/OL]. （2011-08-31）[2019-12-09].https：//wenku.baidu.com/view/76a205df5022aaea998f0f10.html.

[3]陈艳，王雅鹏. 论农民非农化的基础及实现途径[J].湖北社会科学，2005（6）：75-76.

[4]秦静，贾凤伶，闫庆琦，等. 天津与京沪农民收入比较及增收对策[J].广东农业科学，2018（6）：157-164.

[5]天津市统计局.天津统计年鉴201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