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中

我国古代金银器以其材质贵重、纹饰华美、工艺精湛而深受人们的珍爱。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金银器是富丽堂皇的唐代宫廷艺术的标志之一。

1982年元旦，江苏省镇江市丁卯桥发现一处唐代银器窖藏，埋藏深约1.3米，出土银质酒瓮一口，瓮内装有各类银器，另有大银盒、盆、钗等堆放在银瓮的西侧。该窖藏出土银器共计950余件，有酒瓮、盆、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筹筒、鎏金酒令筹、托、碗、盒、镯、钗等，其中银钗数量最多，有760支。此窖藏出土的银器按类可分为茶器、酒器、饰件、妆具和药具，现借助于文献资料、考古实物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对其类型和用途作一梳理。

带提梁银茶釜

茶釜（鍑，fu），共出土两件。高10厘米，口径25.6厘米。宽沿，深腹，圜底。一件沿面设一对护耳及环状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一件无提梁，沿外刻“力士”二字。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一件与此相似的提梁银锅。

此类器物在唐时称为鍑。《茶经》云：“鍑，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鍑是煮茶器，唐代盛行煮茶，茶鍑是重要的茶器之一，将碾好的茶末放入茶鍑中煎煮。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茶盒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茶盒两件，高26厘米，口径31厘米，腹径32厘米，底径25.6厘米。四出莲瓣形。直腹，腹下内收，喇叭形圈足;盖面弧凸，以子母口扣合。盖面捶刻凸花，以衔草双凤纹为主体，边缘刻8对相向的飞雁，间以缠枝莲及鱼子纹;腹下刻一圈牡丹花，圈足上刻有鸿雁，足边沿饰莲瓣纹。外底刻“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字”铭。另出土两件盒底，一件四出莲瓣形，中心刻折枝花一朵，周围装饰4只鹦鹉，刻花处皆鎏金。一件四出莲瓣形，底面刻一龙纹，脚下流云一朵，刻花处鎏金，底径24厘米。

鎏金鹦鹉纹银茶盒

鎏金鹦鹉纹银茶盒4件，圆顶盖，子母口，直腹下折成平底，矮圈足，口径11.4厘米，足径9厘米。盖面中心捶刻一对衔草鹦鹉，周围装饰飞雁10只，两者之间为一圈变体莲瓣纹带，以缠枝莲花相间，鱼子纹衬底，腹部以菱形连续纹样装饰，圈足沿饰变体莲瓣纹带。

鎏金莲瓣形银茶盒

鎏金蓮瓣形银茶盒，高7.5厘米，腹径9.5厘米，足径6.5厘米。四出莲瓣形。盒顶圆弧，盒盖和盒身部子母口相接，直腹，腹部下收，四曲喇叭形圈足。顶部捶刻一对衔草鹦鹉，相间缠枝莲花，底部以鱼子纹衬底，盖底腹部装饰一周缠枝菊花连续纹样。另有素面银茶盒15件，造型、大小同鎏金鹦鹉纹银盒，器底外或圈足内刻“力土”二字。

唐代盛行煎茶或煮茶，饼茶需碾成茶末煮饮，无论饼茶或茶末都需要用容器存放。唐代茶盒分两类，大盒装茶饼，小的则用于装茶粉末。

荷叶形银盐台盖

荷叶形盐台盖通高7.3厘米，口径20.6厘米。卷边荷叶形。顶饰柿蒂状钮，盖面錾刻双曲线，边口悬鱼四尾。内边刻“力士”二字。该器写实风格较强，荷叶的茎、叶脉都十分逼真，錾刻工艺精细，线条流畅且疏密有致。

唐代煮茶要放适量的盐，《茶经》中提到放盐的容器名日“鹾簋”（cuogui）。法门寺地宫出土一件蕾钮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台盘支架上有錾文“咸通九年（868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其盖与此件相似。因唐代饮茶加盐，此器可能为贮盐之器盖。

银茶托

茶托变体莲瓣形，凹底，喇叭形圈足。圈足内刻“力士”二字。高8-8.5厘米，口径8.8厘米。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出土7件唐代银鎏金莲花形茶托，其中一件在圈足内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叁字”。茶拓子即为茶托。

茶瓶（执壶）

茶瓶塔形盖，盖钮呈宝珠形，侈口，束颈，弧腹，矮圈足，肩部设长流及把。底部有“力士”二字。通高25.4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8.4厘米。

晚唐时，一种新的饮茶方法兴起，即以茶瓶中煮沸的水冲点放在碗中的茶末，称为点茶。点茶最重要的器具是茶瓶，即执壶，此壶既用于煮汤，又用于点茶。蔡襄《茶录》云：“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

鎏金银熏炉

鎏金银熏炉，残高16厘米，底径23厘米。出土时已残损。从现存部分看，分上、中、下三层，可以拆卸。圈足四面有对称的镂空如意云纹，两侧各刻一禽鸟，间饰卷草，外围各以连珠纹带作束腰形抱合。基座二层面上各刻以破式菱形、蔓草及变体莲瓣纹带。中间为承盘，宽沿，折边，平底，沿面刻一圈缠枝花卉，折边饰破式菱形纹一周，以鱼子纹为地。上部是炉盖，直壁，弧顶，葫芦形钮，钮饰重瓣覆莲纹。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法门寺地宫也出土了一件银熏炉，出土时盖面的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熏炉是辅助茶器，唐人注重品茗的环境，室内熏香可以保持空气清新，为品茗增添意蕴。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酒旗、酒纛 （dào）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 高34.2厘米，龟长24.6厘米，筒深22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底座为鎏金银龟，托负圆形酒令筒，筒盖一圈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并有银链与盖相连。筒身以鱼子纹衬底，上刻一对龙凤，间以卷草纹，正面长方形框内双钩“论语玉烛”四字。

银酒瓮

银酒瓮通高55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29.3厘米。覆盆式盖，上置蘑菇状钮，盖边与瓮口有链环相连，锁失;瓮直口，广肩，鼓腹，平底。底中部刻楷书“酒瓮壹口并盖鏁（suo，同“锁”）子等共重贰佰陆拾肆两柒钱”。“鏁子”是指衔接盖之链。唐代每两合今37.3克，银酒瓮实重9873.31克。

此器自名为酒瓮，《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赐安禄山物品中也有“八斗金镀银酒瓮”，当为贮酒器。白居易《咏家酿十韵》曰：“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

银鎏金龟跌“论语玉烛”酒令筒铭文

依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之说，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筹、旗、纛置于一器，器以银制，名作“笼台”“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论语玉烛”当为笼台之属。

银鎏金酒令筹50枚，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出土时装置酒令筒内，大小基本相同。酒令筹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选自《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

银高足杯

银高足杯素面，高14.8厘米，口径14.5厘米，圈足8.6厘米。五曲形，深腹，圈足，足内刻有“力士”二字。腹外饰突棱一周。据有关专家考证，此杯是酒器中与酒筹配合使用的“觥盏”，其形制独特，迄今为止仍属孤例。

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盘

银盘3件，一件鎏金，高7.3厘米，口径34.5厘米，底径24厘米。两件素面，其一高7.5厘米，另一件高6.8厘米。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盆，腹部五曲。底面为小波纹地，錾刻一对翘尾展翅、睁目张口的摩羯，嘴前各有一颗火焰宝珠，衬以莲花、荷叶和游鱼。底腹及腹沿之间，饰破式草叶纹与卷草纹带，腹内五曲区间内刻珍禽，衬以涡轮状卷草纹和鱼子纹。外底镌刻有“力士”二字。刻花处皆鎏金。素面银盆，敞口，平底，口沿内刻“力士”二字，出土时覆于银酒瓮之上。

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

3件银碗当为酒樽，是筵席盛酒之器的古称。唐代筵席上的盛酒之器多为碗，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

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碗为海棠形，内底刻一对鹦鹉，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圈足边缘饰连珠纹一周，圈足内刻“力士”二字，刻花处鎏金。

此器大于酒碗，当为酒海，白居易有诗句“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

鎏金压花双凤菱形银盘

银盘2件，一件鎏金压花双凤菱形盘，高4.8厘米，长21厘米，宽15.3厘米。盘底中心线刻火焰宝珠一颗，一对鸾鸟饰于两边。盘沿面压出8只飞鸟并以缠枝花、鱼子纹衬底。花鸟纹饰及凸起边缘处皆鎏金;另一件素面银盘，形制相同，内刻“力士”二字。

素面菱形银盘

素面银碟

素面银碟6件。高5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8.2厘米。五出莲瓣形，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盘与碟的区别在于，盘大碟小。盘多用于盛放各式果品或面点，陈设于酒宴席上;碟多用于盛放干果，置放于宾客面前。

鎏金蝴蝶纹银盒

鎏金蝴蝶纹银盒高4.8厘米，口径5.8-8.9厘米，底径4.2-5.7厘米。整个银盒为变形蝴蝶，盖面微隆。子口，圈足。盒顶锤刻蝴蝶纹样，盖、底腹部同饰连续纹样。

鎏金鱼纹银盒

鎏金鱼纹银盒高4厘米，口径5.2-7厘米，底径4-4.9厘米。呈海棠形，盖面微隆。器直腹，子口，圈足。盒顶部刻出4条小鱼，制作精美，别出心裁。盒子的主要用途是盛放化妆品，大的也可用于盛放茶饼和茶末。

鎏金人物银瓶

鎏金人物银瓶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此人物瓶应有三足，出土时已佚。颈部分别刻有连珠纹、摺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3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针状扇式纹和草叶纹为点缀，刻划三组人物图：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对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杂剧。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银罐、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素面三足银罐与此件相似。在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银石榴罐，同出有大量的丹砂，由此推测鎏金人物银瓶可能為盛放丹药之器。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为著。据考古发现，整个南方出土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占九成左右。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的中心产地，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其对宋元金银器的制作工艺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