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地区商号因其特殊地域性而形成了与内地商号不同的文化特质，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因其“龙兴之地”及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了清末政府保护之地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东北地区商号在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因素发展起来，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质。商号在名称方面上显示了地域特性，关内商业移民不断涌入东北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移民商帮文化。商号在处理与列强关系过程中形成了格局迥异的文化特性，商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东北地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

关键词：商号;东北地区;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6-0097-08

商號即“老字号”的前身。近代东北地区商号生存于特殊的、独有的社会环境里，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与关内商号文化不同的发展特点。东北地区商号名称自身具有特点和规律可循，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东北地区移民居多，因而移民商帮建立的商号遍及东北各个地区，形成了移民商号文化，商号也因其不同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治以及外商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了区别于内地的政治文化特性。东北地区商号发展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东北地区“老字号”独有的文化价值，值得后人细细体味与传承发展。

一、东北地区商号名称彰显地域文化特性

商号名称即招牌，一般以三个字为标准，选用吉祥意义的汉字，表达商人们所期待着的无穷意蕴。商号的命名一方面要满足商人的主观愿望和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受到民众的青睐，吸引顾客上门。本文通过对东北四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营口）的商号名称进行统计，分析了商号命名的特征以及商人经商心理。

兴、盛、福、发等24个字（见表1）在东北四个城市商号（共统计15，873家商号，使用的文字五万余个）中占有比例最大，体现出了东北地区商号命名的规律和特点。每个字都意蕴无穷，不仅表达了商人祝福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的意思，也反映了商人以德为本、讲诚信、谦和、礼仪待客、不欺不诈的经商礼仪。每个商号平均字数为三点零二个字。可见，商号命名以三个字居多，四个字或两个字为少数。再对沈阳、长春、哈尔滨、营口四城市的商号共同使用的汉字进行统计排序（见表2），以点带面，进而探究整个东北地区商号命名的特点。

根据文字使用频率的排序，可以推测商号命名时最为注重自己营业的哪些方面。如排在前面的文字是兴、盛、福、发、顺，还有长、成、永、祥、泰、昌、隆等字，表示吉祥瑞兆，可见，东北地区商号格外重视商号营业的吉祥幸运，以商号名称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希望商号能够发展顺利与盈利;其次是德、和、合、义等字，说明了东北地区商号的经营理念是以德为先，重视在经营过程中的品质保证，并且注重商号的内外祥和，以求发展和顺达;然后是美观、新意相结合的文字，如聚、新、华、同、天、庆等，讲究汉字叫起来响亮、透彻，表达了东北地区商号的与时俱进，蓬勃向上;最后与地方名字相关的“东”字，与原“东省”的旧名或“东北”、“东三省”相关，说明了商号命名具有地方特性。

商号名称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民间商业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东北地区商号名称用字非常考究，不但在文字上要“雅”意，而且多使用各种吉利字眼，希望借用一个好的谶语，来保佑生意兴隆、吉祥发达，因而带有明显的商家追逐功利的民俗心理特点。从商号名字命名的不同方式和寓意中，既可以反映出东北地区商人的一些微妙心理，也表现出了东北地区商号独特的商俗或商业传统文化特征。商号名称各有其独到之处，或是典雅正统，或是新奇独特;或固守传统风格，或适应民间习惯;或能够使人产生联想，或能够令人琢磨寻味，从而给人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在长期命名习惯上具有了时代性、地方性以及民俗特点。有的商号为了表示创新和新潮，如哈尔滨的大罗新等，有的商号名称表达商人开店的心愿以及对顾客的祝福。如长春的鼎丰真所用的“鼎”字原是一种做食品的用具，象征着生意吉祥如意，“丰”是指糕点的品种多，昭示着五谷丰登，“真”就是实，是指自己做买卖的真诚。齐齐哈尔鼎恒升表达了商号的“鼎力、恒久、升腾”的精神和以“鼎力合作、恒久守信、升腾双赢”的经营理念等。所以说，传统商号名称既具有广告宣传的功利作用，又具有供人欣赏的审美价值，是中国地方商业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关内移民商帮建立地缘商号文化

传统商号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东北地区开禁之后，关内移民的大量涌入，使得东北地区与关内的商业贸易繁盛起来，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移民从事工商业提供了机会，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在东北地区的关内各地商业移民因其生存发展需要形成了商帮。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地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亲密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②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商帮以山东帮（鲁商）、山西帮（晋商）、河北帮（冀商或呔商）居多。《奉天通志》列表商号4040余户，其“资本主直、鲁、晋、豫人占十之六七，本省只占少数”。③ 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各市场大商店65%是他省商人”。④ 据粗略统计，“在19世纪70年代的10年时间里，长春市区内至少接纳了来自山东、河北、山西三省的3万名商业性移民。”⑤ 东北地区工商业除了部分为外国经营，大多或是移民所创，或在经营上借助移民的力量。如奉天“一切商业农业皆赖客民经营”。⑥ 20年代初，哈尔滨的滨江商会和总商会共有58名会董，按籍贯划分，“山东、河北人占总数的86%，东北人只占14%”⑦，哈尔滨商号由关内移民创办的占绝大多数。吉林省商贾山东省人最多，其次是直隶、山西省人⑧，其所占比例分别是：山东人占29.4%，山西人占18%，直隶人占17%⑨，关内各商帮在东北地区创办了众多商号，为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山东帮及其经营的商号

山东商帮在东北地区经济势力最为强大。山东商人经营的商号以实业为主，如油坊、烧锅、粮食、杂货等行业。1858年《天津条约》开牛庄为港口后，山东商人在此设立油房等商号，如西义顺、永远兴、天增栈、仁裕、兴茂福、通顺泰等。公议会由商业界的著名商号人士组成，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商业发展。1905年山东商人在营口公议会占三分之一，可见山东商人在营口的地位和影响。奉天（今沈阳）“在商场上占有势力者则多为山东帮及关里帮，金融界多系关里帮，实业界多系山东帮”。⑩ 奉天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小官员都在此居住，因而布匹杂货类日用品等消费格外多，山东黄县人在此先后建立了以“天、吉、兴、洪、裕”五字为商号字头的数十家丝房（百货业）商号，其营业规模位于商号之首，垄断了沈阳的百货业。黄县人单文利兄弟创设的老天合丝房是奉天丝房商号中规模最大、货物最全的商号。山东商人在沈阳还从事票行、钱庄等，如山东人张采廷开设商号志诚信票庄，“每年获利十万两。” 大连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山东帮经营的商号大半”，多经营油坊、钱庄、杂货等行业。大连商务会由山东帮的李子明和张本政担任协理，可见山东帮在大连商业地位非同一般。清末长春地区大小商号有1200多家，其中的当铺、绸缎、粮业几乎都被山东商帮垄断。山东黄县人王荆山于1905年开设裕昌源油坊，又在头道沟分设粮栈，1914年在长春头道沟开设制粉商号，“维时欧战，猝发麦粉价昂，获利三倍。” 黑龙江省的商号也是山东帮最占优势，清末哈尔滨有山东帮商号4000多家，其中油坊、绸缎、烧锅、皮货等实业商号有500多家，由《哈尔滨油坊同业商号表》可知哈尔滨 17家油坊商号中有13家是山东人开办的。 民国初年，哈尔滨商会会员20人都是山东人，可见山东帮在哈尔滨的实力之强。桦川县“商人以山东黄县人为多，约占全数十分之七八”，当时该县有“小黄县”之称。黑河市商人也以山东帮为最多，他们开设的商号计有600百余家，均以粗细杂货、收买砂金为业。所以说，在东北各县市镇都有山东帮设立的商号，为东北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河北帮及其创办的商号

河北帮在东北地区被称为呔商（老奤儿），是指乐亭、昌黎、滦县等在东北经商的商人，也称为直隶帮，是一支规模庞大的经商群体。在清末民初时期“闯入”东北地区发展工商业，成为了后起之秀，东北地区商号“十有八九掌握在河北昌黎、乐亭、滦州、抚宁诸县人的手里”，一度成为东北地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主力。河北商帮在东北地区创办的商号分布在各县市乡镇，经营大车店、百货店、粮栈、烧锅、油坊、金融、饮食、服装等各个行业，但以实业和杂货业居多。有“京东第一家”之称的河北刘家开设的益发合商号是长春近代最为著名的商号，所涉行业有百货、金融、大车店等。1902年乐亭县人李存阁在哈尔滨创办会顺兴、全川顺、会昌广等商号，后又在全川顺的基础上，建起大兴昌烧锅，生产油、酒，资本金有30000大洋。昌黎人刘慎卿在营口开办永茂号，经营钱粮业。河北毛庄镇人刘存儒在锦州创办益昌永，是当时锦州最大的皮货店，河北人金文轩在安东开设通聚合杂货店。 河北帮在东北地区开办的百货业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哈尔滨最大的百货商号是河北人武百祥创办的同记商场，开业后头一年销售额就达300万大洋，在哈尔滨各商号中独占鳌头。天丰涌是乐亭县人李云亭在哈尔滨安埠街创办，经营山海杂货业。沈阳内金生鞋店是昌黎人康豫州创办，布鞋做工精细，别具一格，远近闻名。润记帽店前身是庆丰润，是由抚宁县人姚锡三创办，帽子质量很高，人们流传着“头顶庆丰润，脚踩内金生”的佳话。河北帮在长春开办的百货商号还有毛庄镇人刘存信创办的汇合昌，乐亭人钟沛霖创办的宝泰昌，抚宁人杜辑五创办的东发合等。 河北帮在东北地区的饮食业也占有一定的市场。老边饺子是河北任丘人边福在沈阳创办，因其选料讲究、制作精细、口味鲜醇而久负盛名。沈阳中和福茶庄由河北冀县人李成堂创办，主要经营花、红、绿、素四大茶类，各类茶叶均由自家焙炒加工销售，色、香、味都别具一格，深受好评。老世泰是河北人曹氏在辽阳市创办的馃店，讲究真材实料，择优选用，因而远近驰名。吉林梨树县的李连贵熏肉大饼创始人李连贵是河北省滦县柳庄人，他在中医帮助下，在熏制工艺中添加10多味中药饮片做为香料，成就了熏肉大饼的特色工艺。河北帮经营的金融业在东北地区也占有重要地位，1899年长春城内钱庄仅10余家，至1904年增至28家，占多数的是乐亭帮商人。 如有益发钱庄、东发合、万发合、协成玉等，益发钱庄1939年改组为益发银行。沈阳的萃华金店是河北抚宁县人祝玉堂创办，以制造和销售金银首饰为主，金条、银元宝、珠石翠钻为辅。还有河北沧州人王辅臣开设的福顺长金店等。 此外，河北帮在制铁业、药店业、理发业、浴业等都有很大成就。总之，河北商帮在东北地区发挥了其经营商号的特长，赢得了市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三）山西帮及其经营的商号

山西帮在东北从事工商业起步最早。清咸丰年间，齐齐哈尔有八旗官兵、居民等两万人左右，为解决官民兵丁生活之需，政府从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招来一些商贩和手工业者，因此便有“汉民至江有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巨而利亦厚，其肆中执事，不杂一外籍人，各城皆设焉”。 咸丰以后，齐齐哈尔各种商号纷纷出现，经商“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山西巨商在铁岭开设粮栈、钱庄、当铺等商号已有“七八十年，资本甚大，根底巩固，非寻常小商铺可比，故近年诸巨商仍获利数倍”。 山西帮擅长经营金融业商号，因而山西票庄在东北地区发展很快，控制了当地的金融业，如山西人赵子维、岳会亭、王寿村、岳秀成等在安东开设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义源、大成号、永顺号、源丰、庆余等金融商号，影响很大。

近代以来，山西帮开办的商号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经营范围上都在大规模增加和扩大，到清末达到顶峰。沈阳的老龙口白酒是由山西太谷县孟子敬创立，其酿酒采用祖传酿酒之术，至今逐步演变成了具有北方独特风格的老龙口酒酿造方法。太谷县武贵亮在沈阳开设20多家商号，涉及粮食、绸缎、烧锅、当铺、药材等行业。山西人创办的天益堂药店名列当时沈阳城药房之首。山西元吉村人张炽昌在沈阳开设了义聚号商店;清徐县人时成德在沈阳创办功成裕杂货铺;交城县人赵连成在黑龙江双城县开创裕成涌烧锅酿酒，创出了“裕成涌”高粱酒品牌。清徐县人白树升在间岛市开办了大顺号染坊，经营项目扩展到了酒坊、木材加工、日用百货等行业。山西票号在东北地区各地共开设分号24家，其中沈阳有9家，锦州有2家，安东有1家，营口9家，黑龙江1家，长春1家，吉林1家，这足以反映出晋商票号在东北发展势力之大。1821年，山西人牛金玉在吉林市开设源升庆杂货铺，经营百货为主，经营门类有绸缎、毛皮、山珍、海味、粮食、瓷器、金店、药店、货栈、烧锅、油坊、木匠铺等，在吉林城内有20多处分号，号称“船厂牛家”。山东人姜维清与山西人娄言信等人合伙，在大孤榆树屯开设功成德商号，以经营杂货为主，后扩大经营制油、酿酒、金融、当铺等行业。1885年，山西人在营口开设同昌利、协顺和、永顺长等染坊商号。齐齐哈尔的鼎恒升商号是由几个山西人合股开办的杂货店，1821年改为药店，生产的“史國公酒”是当时著名药酒，畅销东北各大城市，远销京津等地，还开设钱庄、当铺，拥有养牧场，不仅在齐齐哈尔有总号，在海拉尔还有分号等。山西帮将其经营金融业的优秀经验带到东北地区，推动了金融商号的发展和进步。

三、复杂的社会背景造就商号发展渗透政治的文化特质

东北地区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商号独特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角色，形成了渗透区域政治的商号文化特质。近代以来，东北地区被列强瓜分侵占，洋行充斥于东北市场，又有当地军阀掌控，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有的商号自囿于发展模式，自产自销或只代销其他商号产品，成为发展规模较小的作坊或铺户;有的商号试图冲破列强和地方势力的压榨和束缚，依赖独特的经营技术和策略，发展成了大规模企业或公司;有的商号融入了当时社会环境，与政治或军阀相联系，使其成为商号生存发展的“保护伞”;有的商号试图和外国洋行或列强搞好关系，依赖其资本或有业务往来，或成为洋行在东北地区的代理商;有的商号则成为了列强经济侵略的“工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自然也就在列强被驱走之时发展到了尽头。

东北地区商号起初都是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的生产发展态势。有的只做批发，有的批发兼零售，如天丰涌商号批发兼零售，但“批发业务大约占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些批发零售商号多为满足民众需求。如黑龙江省依安县恒兴顺、日新号、新大号、福盛永、日升茂、福泰成、裕泰成、庆顺祥、福兴合等商号经营的火柴、食盐等业务用途都是民众配给。还有的商号代销其他地区商号的产品。如五常县的聚兴永是哈尔滨聚兴永在五常设立的分号，为哈尔滨的双合盛、天兴福、玉昌源等火磨厂代销砂子面（精粉）以及红天官、三羊、绿马等面粉，为专卖署代销海盐、白糖等。奉天市油坊商号48家，“每年输出豆油约300万斤，豆饼221万枚，有烧锅13家，每年生产烧酒400万斤，消费输出各占一半左右。” 哈尔滨面粉产品是以通过面庄和粮米店代销形式销售的，通称大代理、小代理。大代理就是专门经营面粉的面庄商号，与面粉厂没有合同关系，只凭信用向面粉厂大宗定货，分批提货，陆续交款。这样的商号一般资本较大，信用卓著，有一定权威性。如德盛魁、聚兴永、双合义等，他们一般不经营零售业务，只是代销各个面粉厂的各种牌号的面粉，代销面粉通常每包佣金只有五分，可见，这些面庄商号操纵着哈尔滨面粉销售的市场。他们代销各种牌子的面粉绝大部分销往本市，如义昌泰的飞马牌面粉市内销售占60%，也有部分商号代销的名牌面粉销往本市及外地，如天兴福的天宫、裕昌源的三羊牌等。这些商号一般不受外界影响，依靠自身力量，打造老百姓信得过的品牌，在自己能处理的关系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经营发展。

有的商号在列强侵略的夹缝中，依靠独特的经营策略和技术获得了生存发展。东北地区是被列强侵略最早和时间最长的地区。在列强侵略期间，多数商号在残酷欺压下被迫关闭，但仍有部分商号能不被殖民政策侵蚀，反而能在殖民政策下求得发展契机，这归功于其独特的经营发展战略，其实也是一种竞争的艺术。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货源源不断进入吉林市，其中比较高级的纺织品如华达呢、军人市布以及各种绸缎、人造绢布在城镇畅销，但是不合乎农民需要。裕华商号抓住生存发展机会，坚持织出不同规格的棉布推销到各县镇，还抓住了日商只是在城市推销，做不到零星推销、零星佘卖收款的机会，裕华商号重视和利用在农村推销产品的机会，经常派人下乡了解自产棉花是否适销，并在柜台上做好批零推销，在吉林各县城乡镇连成了自己的推销网，使裕华商品打开了市场，实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资本。沈阳天益堂药店借日寇不重视本地药材，囤积这类药材不属“犯私”，而且无人购买、价格便宜的空隙，派采购员收购大量本地药材，还在从小西关药材代理店收购党参、手贝母、黄柏、五味子、细辛等南方需要的药材，储量达5600斤。1945年祖国光复后，南方客商及海外华侨纷纷来东北采购东北土产药材，物价上涨，天益堂以此获得苏联红军币3万元，天益堂以其机智的经营策略使其发展成了如今的中华老字号。哈尔滨天丰涌在日伪统治时期能够生存和发展，主要在于其不借信贷的经营策略。近代东北地区市面流通的钱币较多，比值变化大，特别是日伪要求交易中要以日本金票为本位以后，商号发展更加举步维艰。很多商号因为资金微薄，都与银行、钱庄有借贷关系，因而很容易受钱法不统一、比值时涨时落的打击。而天丰涌在资金运用上自始至终采取自给自足的做法，不向银行、钱庄等借钱，把商号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天丰涌还十分关心市场上各种钱法的涨落变化，派专人常驻金融交易所，通过电话随时向商号报告行情，一旦比值有利时，就抛出手中的哈大洋买回金票。天丰涌凭借着精明灵活的经营策略，才使其未遭遇到市场金融风险和日伪的打击。

商号离不开社会，商号要生存下来，除了自身经营外，还要与社会相融，必要时候还要与政治相联系，这在近代东北地区显得更为突出。东北地区有的商号就是巧妙的依靠政治或军阀，使其获得了政治的“保护伞”。长春益发合商号的孙秀三结交了一批炙手可热的地方权贵，如吉长道尹蔡运升、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铠、滨江镇守使李杜等，使益发合不但在政治上得到了庇护，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好处。长春榷运局是主管吉林、长春地区的食盐的运销，益发合谋得了为长春榷运局代收盐款的业务，这不仅使榷运局省心省力，减少了往返送款的手续，也为益发合增加了100多万元的存款，“等于给商号增加了100多万的流动资金”，解决了其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张作霖查封天合盛时，益发合也被列入了查办名单之列，幸好早有结交的臧式毅出面力保，使商号化险为夷。孙秀三在商界活动也是异常活跃，1917年被选定为长春商会常务董事，1922年当选长春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担任长春总商会会长，更有助于益发合商号的发展。大连政记轮船公司的张本政同奉系军阀张作霖交往甚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将政记轮船公司停泊在天津、青岛等港口的13艘轮船扣留，使政记遭受很大损失，险些关闭，后经张作霖“借给张本政三十万元，并由东北绅商加股二百万元，使政记轮船公司得以重振营业而年有盈余”。 到1927年，政记轮船公司南北航线“均货客满载”，又兴旺起来了。

商号与外资的关系也是东北地区商号的一大特点，既互相依附，又互相借助。有的商号广泛交往外商，利用外资谋得生存发展;有的商号成为洋行在东北地区的销售代理。长春益发合努力与外商搞好关系。1918年以后，日本在东北加紧经济掠夺，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金融业。益发钱庄主要任务是为益发合各分号筹措资金，为了得到了日本正金银行、日本朝鲜银行的大笔贷款，益发合还给日本的三井洋行、三菱洋行代收金票，在长春收购，在大连出售，每年赚取其中的差价30万元银大洋。为得到更多的流动资金，益发合广泛结交各个富商银行，疏通关系，使益发合能够及时得到他们的资金支持。还有的商号与外国企业进行贸易往来等。如五常县的聚兴永商号和日本的三井、三菱洋行、英国的利丰洋行、丹麦的宝隆洋行以及加拿大等国都有贸易往来，每达成一项交易，外国就要预付一部分钱款，聚兴永就用这部分预付款代购粮谷，“每年销往国外的大豆约六百余火车”，获利丰厚。哈尔滨面粉商号在经营活动中以现金购入原料，以赊欠代销推销成品，工业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被占用，这就要求面粉工厂必须具备超过正常应有的流动资金才能周转过来，而实际情况是一般面粉厂的资金大部分为固定资金所占用，流动资金很少，其解决途径除依靠关系相互接济和吸收外界存款外，更主要的是和金融界的密切结合，哈尔滨双合盛、义昌泰、成泰益等商号在和银行往来中还都有着相当大的透支额。双合盛与远东银行、花旗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订立了透支契约，“‘九一八事变前，双合盛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经常保持有数十万乃至一百万元的透支额，‘九一八事变后，与正金银行的关系，曾达到三千万元的透支额。” 主要是当时订立巨额的透支契约，不受银行规定手续的限制，仅由张廷阁以个人名义作为双合盛的保证人即可，这在哈尔滨商号发展中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名号名商的经商能力与魅力。大连天兴福商号也利用外商谋求发展。1923年，东北北部地区由于天灾，小麦欠收，促使小麦行市暴涨30%以上，造成长春、哈尔滨制粉業原料奇缺，面粉供不应求，天兴福以长春第一制粉厂和双和栈的名义，向日商三菱公司定购了北美加拿大小麦12000多吨， 将小麦运到长春，从长春又运往哈尔滨天兴福第二制粉厂，两个制粉厂昼夜生产面粉，使天兴福抢占了市场，实力大增。

东北地区被日俄分割后，美、英、德等列强企图在经济上划分东北地区利益，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企业。他们积极在东北地区寻求代理，帮助他们进行购销活动。有的商号就成为了洋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代理，从外国批发商进货或者代外商销售商品。营口港开港后，英美商人通商增多，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先后成立，东永茂油坊商号与太古、怡和等洋行取得联系，其产品由销往国内转向国外，获利丰厚。甲午战后，日本派联络人来东永茂“驻在”，即日本三井洋行在营口的代理，也就是说三井洋行通过东永茂在营口建立了活动基地，之后三井洋行在东北各地设立了分行。三井洋行在东北主要贸易是收购大豆、杂粮等，然后销往日本或其它国家，所以说东永茂成为许多外国资本侵入东北地区的“引线人”。沈阳老天合丝房代理英美烟公司在东北地区推销纸烟。1913年开始时为经销，即老天合只能选择英美烟公司出品的几种牌子香烟，如“粉刀王”（大红锡包）、“蓝刀牌”（强盗牌）、“红扇面”、“双十字”等，只要能打开销路，即结5年到10年总包销的权利，老天合从中提取1%的扣佣金（每元1分）。1915年改为总包销后，每年的销售额可达200万元左右，而1918—1920年是包销最盛时期，当时东北有几百个小代理店，都得由老天合办理代销和提贷手续，每年最高销售额曾高达7百万元，老天合提取的佣金额也达7万多元，获利甚厚。 大连源成寿商号代理批发麦粉、杂货，经销英美烟公司产品。商号代理外国产品需订立合同，如义顺利商号与华昌贸易公司订立合同：“本号业与华昌贸易公司订立合同，在东三省全境内独家承销百灵牌靛青，该牌经向上海税关及美领事署注册，无论何人不得私运混售侵及合同权利，倘有违犯，一经查觉，自有相当对付。” 瑞庆是在齐齐哈尔独家代理美孚石油的，其经销品种有桶装煤油和汽油，销量很大，而且还是英美烟公司在黑龙江省的总代理。巴彦县商号王绳铺，从日商三井洋行批发花旗、大尺、褡裢等布匹和羊绒、洋货、洋白糖、洋粉、连纸等货物，销售给当地居民。巴彦县有的商号还挂着卜内门洋碱公司、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公司等牌号，代理他们的产品。

也有的商号却甘愿与外商合股，成为了列强经济侵略的工具。东北地区被日本垄断后，部分商号投向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和日本商人或企业合股，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致使在日本投降后落了个破产关闭的狼狈下场。长春裕昌源的王荆山为服务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业日本，农业满洲”的侵略政策，甘愿为日本掠夺大量的农产品，并在大连设立了裕昌源出口部，直接与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大垄断财团相勾结，将掠夺来的大豆运往日本。他还依靠日本的支持，兼并了“拥有六十名工人、十五台碾子、日产二千四百袋面粉的吉林恒茂面粉厂”。 1941年，日本垄断资本“钟渊实业株式会社”，将其子公司长春“义大制粉株式会社”、哈尔滨“福康制粉株式会社”折价50万元，作6170股加入裕昌源，裕昌源与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结合，并受其直接控制，使它彻底变成了日本侵华的工具。日俄战争期间，大连政记轮船公司的张本政利用租用船只为日本运送军火物资，以此取得了日本的信任，为他以后“打着日本的旗号”行船提供了可能。1941年，政记轮船公司拥有了“大小轮船39艘，总运力达到6.4万吨，雇用船员1600余人”，成为大连“航业界的霸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关东州华商公议会会长特殊身份到处发表文章和讲话，为日寇的侵略战争歌功颂德：“我等自入州籍以来，屡蒙优遇，无不感佩。” 以欺骗舆论，麻痹人民。张本政还屡次为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政治、军事、宗教活动进行捐款。他对日本“陆海军各献3万元，计6万元，以为国防费用”。 并遵照日本殖民政府的旨意，他与邵慎亭等人组织“储蓄报国大连中央储蓄组合”，自任会长，要求凡有关东州户籍的人，不论贫富，都要按等级交纳“户别割”，并强迫人们为日本储蓄，他本人仅在1943年以个人名义交纳“户别割”就达2.6万元。 张本政的卖国行为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多次奖赏，并让他担任大连市商会会长，利用他控制华商工商业。日本战败投降后，政记轮船公司也走到了尽头。

东北地区商号社会关系复杂、社会职能角色各异，是东北地区特殊生存环境下的产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商号在东北地区各色各类经济成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注释：

① 根据《奉天商业汇编》（1931年）、《新京商工名录》（1941年）、《哈尔滨指南》（1922年）、《大哈尔滨》（1933年）、《营口总商会会务汇刊》（《营口总商会编，1934年》）等资料统计而成。

②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页。

③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三），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版，第2593页。

④ [日]中西正樹：《吉林通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第191页。

⑤ 曲小范：《1893年长春商人抗捐罢市事件述评》，《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⑥ 徐世昌：《退耕堂政书》第5卷，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20页。

⑦ 《东省经济月刊》第5卷第10号，第11页。

⑧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室调查课：《满蒙全书》第5卷，满洲日日新闻社1922年版，第6页。

⑨ 长顺修、李桂林纂，李澍田点校：《吉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页。

⑩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东三省经济调查录》，吉林省档案馆藏，第39、222、300页。

《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第4卷，辽宁省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页。

迟适夫撰、郭宗熙书：《王荆山先生事略》，首都圖书馆馆藏，1921年手抄本。

《哈尔滨油坊同业联合会为拟定章程并职员表等函哈尔滨涉员》，吉林省档案馆藏，全宗号：J101—19—1779。

朱衣点总纂：《桦川县志》第2卷，重庆图书馆馆藏。

《申报》，1934年3月2日。

[日]锦织琢，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兴业部商工课编印：《满州商工概览》，1928年刊印，第69页。

营口总商会编印：《营口总商会会务汇刊》，1934年刊印，第1页。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兴业部商工课编：《关于安东商工业的现状》，满洲日日新闻社1927年版，第240、94页。

文史办汇集：《同记商场》，政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哈尔滨老字号》第12辑，1988年刊印，第89页。

[日]宇山兵士编：《大哈尔滨》，哈尔滨特别市公署1933年版，第3页。

内海重夫编：《大新京经济概观》，新京商工会议所1937年版，第51页。

《呔商之路》编写组编：《呔商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日伪经济部金融司编：《满洲国银行总览》，1939年刊印，第203页。

奉天市商会编：《商业汇编》，辽宁档案馆藏，1933年刊印，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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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商多出山西富户》，《盛京时報》1906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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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根岸佶、片山精一、大原信：《清国商业综览》第4卷;转引自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李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牛淑章：《忆先父吉林巨商牛子厚》，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15辑，1987年刊印，第97页。

梁乃发、缪德骏：《老字号鼎恒升药店的始末》，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齐齐哈尔工商史料》，1996年刊印，第174页。

张子玉：《经营山海杂货的天丰涌》，政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哈尔滨文史资料·哈尔滨老字号》第12辑，1988年刊印，第107页。

[日]南满洲中等教育研究会：《满洲事情》第1辑，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东京三省堂1938年版，第154—15页。

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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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树富、黄本仁：《大连政记轮船公司张本政》，政协大连市中山区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山区政协文史资料·中山文史》，1992年刊印，第141页。

《泰东日报》1942年8月21日。

《泰东日报》1942年11月3日。

《泰东日报》1943年9月11日。

作者简介：王福华，大连医科大学副教授，辽宁大连，116044。

（责任编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