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汉中

在中国，从天府算起，档案管理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当档案界出现“中国古代档案学”的提法时，我很好奇，曾在北京的几大图书馆翻阅史料，试图在古代文献中找到根据，结果是无功而返，且不说没有系统论及档案和档案管理的文献史料，甚至“档案”一词都出现得很晚，能够得到史料证实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档案资源与文书和图书长期混合在一起进行管理，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还处于严格的封建垄断之下，档案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纳入历代学者理论研究的视野。可以说，“中国古代档案学”提法是说不通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档案学确实是“舶来品”，档案学的文化基因大都来自于国外。民国时期学欧美，解放初期学苏联，改革开放后一直紧跟国际档案理事会及国际档案大会的风向，被带节奏，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欲望十分强烈。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有成功落地的，如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和开放原则，但也有水土不服的，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炒了多年，最后是一地鸡毛。一门学科能否在学林中取得一席地位，决定于软实力和硬实力。学术一词由“学”与“术”二字组成，它们分别指称两种与学识有关的不同概念。梁启超先生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 所谓的硬实力其实属于术，而软实力则是学或学理。如果档案学在软、硬实力上都不济，则难有立身之地，更不必奢求学术尊严。

回顾档案学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档案学研究曾有过一个黄金时期，由曾三、吴宝康等领衔的基础理论研究，出版了一批理论著作和五本教材奠定了档案学的学理基础，正式启程走上学术独立的道路，然而好景不长，在社会转型和信息技术革命等的挑战和冲击下，使得档案学者无暇顾及基础理论研究，前辈们创立的档案学理论建设势头并没有得到延续，原本并不厚实的学理基础一再被越界，却没有新的理论建树，本世纪以来不仅少见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典作品，档案专业教材已有几十年未见实质性更新，甚至出现没教材上课的窘境。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在重要的历史时期进入空窗期，近似于一路裸奔。由于我们没有做纯学理研究的思想倾向，档案学理论的空壳化导致档案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跟着政治风向走，二是跟着西方人亦步亦趋。

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档案这一事物也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档案学理论建设存在先天性缺陷。对于档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政治家需要用于“資政”，历史学家需要“治史”，社会公众需要“保障身份和利益”，工程技术人员需要“知识管理”……，同时，意识形态、社会体制、公民素质都会导致对档案的认识差异。如果不能在更高的共同平台上取得档案的价值追求，必然是自说自话，难以构成共同话语平台和学术独立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却并没有去做更加形而上的理论归约，而是放纵了学理的束缚，降低了学术门槛，档案学领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可任意编造概念的混乱时期，如口述档案、实物档案、民生档案、虚拟档案、档案治理、大文件观……，即使逻辑混乱、语法不通也大行其道，使档案学的科学严谨性大失水准，在学术界的声望急剧下降。

软实力不足，而硬实力也不尽如人意。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十分强的学科，“术”是档案学的源头活水和立身之本。从西方进口的档案学理论是由在档案管理岗位上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在西方管理“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对我们有借鉴意义，但并不一定都适合于我国的档案管理实践，我们有吸收，当然也有舍弃，而舍弃的部分必须在中国的档案实践中去总结和提升，“术”的研究是无法绕过的。而现实不容乐观。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基层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学领域已渐渐丧失话语优势，由于他们的缺位和失语，档案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难及时地反映出来并得到理论上的回应，从而进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学院派学者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基本的档案实践体验，并不善于或不屑于从档案管理实际工作中提取研究课题，认为不够学术档次，而是紧盯欧美的发展动态和信息技术趋势进行“畅想”，试图“弯道超车”，在信息革命的大潮中谋得生存空间。

当前，档案学学理基础的消解，档案管理“术”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实践基础，已使档案学错过了争取学术独立地位和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也带来了档案事业逐步边缘化的危机。档案学是个小学科，研究范围也不大，众多硕士、博士需要学术认可和成就感的激励，只有由档案的边界向外拓展，在信息资源、电子文件、数字技术等相关领域施展拳脚，更让人忧心的是，也有学者在研究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去档案化”倾向。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悖论，即档案教育大跃进式的发展一步步将档案学逼进了死胡同。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