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仍在全世界肆虐。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5月7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3525116例，死亡病例243540例，这是一场世界大战级的全人类的大浩劫、大悲剧。这些凋零的生命，在所有活着的人心中留下難以愈合的伤痛，也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茨威格曾写道，不要忘记从时代的深渊中抬头仰望，那些曾经照耀我们的昨日星辰。纵然为其陨落而悲伤，请相信在永恒不断的进程中，这样的停顿，终将是人类历史短暂的一阵间歇。我们仅以此篇献给不久前因新冠逝去的建筑、设计、艺术、时尚界大师们，是为纪念。

约翰·普莱（John Prine），1946-2020，

乡村音乐歌手、词曲创作人

2020年4月7日，美国著名民谣乐手、词曲创作人约翰·普莱（John Prine）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享年73岁。就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62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约翰·普莱被授予格莱美终身成就奖，曾获这项殊荣的音乐家还有猫王和迈克尔·杰克逊。作为迄今唯一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普莱的这次演出乃应他的忠实歌迷、美国桂冠诗人泰德·库瑟之邀。除了泰德·库瑟之外，“乡村音乐天王”约翰尼·卡什也是普莱的歌迷。普莱还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最爱的六位唱作人之一，在2009年受访时对他赞誉有加。

普莱之所以备受尊重，并被美国乐坛誉为最伟大的词曲创作者之一，主要原因在于他擅长从卑微的角度切入，描写美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凡故事;底层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正是普莱一生所歌咏描绘的对象。

回到上世纪60年代，普莱只是芝加哥的一位普通邮递员。作为音乐爱好者，每周四晚上他都会到音乐俱乐部观看开放麦演出，但因为一次台上表演者的挑衅——“你觉得自己可以唱得更好？”——普莱跳上舞台抢过麦克风，开始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此后每个周四，他都没有缺席演出，直到两个月后，《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罗杰·埃伯特成为了他的伯乐，为他撰写了一篇赞赏有加的乐评，其中有一句：“他以谦虚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一两首歌之后，甚至房间里的醉汉也开始听他的演唱。” 从此，在芝加哥的乡村、民谣舞台上，普莱成为了一颗新星。到了70年代，普莱过人的写词能力已崭露头角，当时许多歌手找他写歌，后被歌手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Kris Kristofferson）意外发掘，力邀他上台合唱几曲，隔天，他便得到大西洋唱片公司的一纸唱片灌制合同，从此进入乡村音乐圈。1971年，普莱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并广受好评，专辑收录的13首歌曲被视为手法巧妙的经典，展现了普莱优异的文字掌握能力。2003年，这张专辑被《滚石》杂志列为有史以来500张最佳专辑之一。

普莱受到乐评界如此赞誉，主要因为他对悲伤故事的独特演绎——全情投入和时不时流露出的坦率的幽默。比如，“Hello in There”讲述了一对老夫妇在空巢期的孤独感，“Sam Stone”讲述的则是一名纵使返乡、心灵早已遗留在战场上的吸毒老兵。普莱深受美国文学的启发，尤其是受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影响颇深。他写平凡人的生活之歌，为劳动者、悲伤之人、老人和迷途者而抒发高唱。风格看似简单，却不是许多人能轻易仿效的。

在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普莱共发行了九张评价都相当不错的录音专辑。然而生性低调的他却始终很少接受外界采访。在一次受访中，他提到自己对写词作曲的看法，在他看来，好的创作者应该在一些地方留白，让听者自己去用想象填补，创作者只需要打好故事的架构基础即可。例如他在“Angel from Montgomery”中以第一人称口吻唱出一名中年妇女的自怨自艾，其中就有许多场景细节来隐喻女主角受压抑的苦闷情欲，比如苍蝇在厨房水槽周围嗡嗡作响，墙上挂着的牛仔海报让她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风光记忆，以此反映她婚姻关系的停滞和中年抑郁症的折磨。细读普莱的歌词，这些歌中的小人物借由他的文字活灵活现，时而令人莞尔，时而散发出人性脆弱的无奈。除了以生动的文字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刻画闻名外，普莱在歌词韵脚上的安排，亦让他在歌坛上的声誉一直备受推崇不坠。

到了80、90年代，普莱的创作数量锐减，1991年的复出专辑《The Missing Years》让他再次受到各方媒体的高度赞扬，认为他是当今乡村乐界少数能承袭美国文学传统、具有真正写词能力的歌手。进入21世纪后，他过去的创作成绩让他的声望备受各方推崇，这使得他2016年的《For Better or Worse》和他2018年最后一张专辑《The Tree of Forgiveness》相继进入公告牌专辑排行榜的前40和前10名，后者的同名主打曲在格莱美单曲排行榜取得了第5名的成绩，超越了之前他所有歌曲的最高排名。

“我一直说，这可能会是我最后一张专辑，”年逾古稀的普莱在专辑《The Tree of Forgiveness》发布时提到，“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为什么不继续创作下去呢？”

不幸的是，普莱一语成谶。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普莱的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他曾两次罹患癌症并接受手术，他甚至以自己的肺癌为灵感创作过一首歌曲：“我在哪里可以喝上最爱的鸡尾酒，并抽一支9英里长的烟？唯一可以逃脱的地方就是天堂，因为那里没有癌症”。

莱拉·门查里（Le?la Menchari）1927-2020

爱马仕橱窗艺术总监

2020年4月4日，爱马仕橱窗艺术总监莱拉·门查里（Le?la Menchari）因感染新冠病毒后逝世，享年93岁。莱拉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爱马仕度过，她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品牌位于巴黎福宝大道24号（24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的總店打造过上百个精彩橱窗，不但是世界公认的橱窗魔法师，更是品牌的灵魂人物之一。

品牌橱窗，不仅代表了品牌门面，更开启了人们与品牌的连结——橱窗让任何人根本无需花费即可一探品牌的理念及故事。1978年，爱马仕决定把它的“门面”托付给炽热的想象力。而这还要从17年前说起，那时，还是巴黎美术学院学生的莱拉，敲开了爱马仕装饰总监安妮·博梅尔（Annie Beaumel）的门。“我当时非常害羞，我找到安妮，她说，‘快给我看一下，我没时间。我把一幅画从画册里拿了出来，我曾在花园里把我自己喜欢的花亲手做出来，用的是皮革。她看着我说，‘你要把你的梦变为现实。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因为我曾被告知梦想只是梦想，生活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而我却恰恰相反，我在美术学院学习，那里每个人都在回避生活的现实。爱马仕给了我机会，让我在追求梦想的同时，可以走在生活的路上。”

仅有12平方米的橱窗是所有梦想诞生的地方。在这里，莱拉展示了迦太基或墨西哥丛林的废墟，非洲大草原或拜占庭的后宫。她的世界充斥着狮鹫、大象、白孔雀、金刚鹦鹉和蓝蝴蝶，装满了大理石、镀金、丝绸和金属制品，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包和配件有时似乎迷失在一堆古董中。“有一次，让-路易·杜马斯（Jean-Louis Dumas，爱马仕前总裁）路过时对我说，'你的橱窗真美……但是没有什么好卖的！'我回答他，‘不是用来卖的，是用来做梦的。”

是的，是用来做梦的。

以窥探的方式，观众在外面欣赏，视觉刺激不断向他们的眼睛涌来，他们痴迷地观察着新的宇宙。莱拉曾解释：“一定有一个未知的地方。如果我们自认为熟知一切，有能力分析了解一切，我们就永远不会到达那个地方。这个梦想如此荒谬，我必须投身于超现实主义和深奥的东西。我制造海市蜃楼，因为海市蜃楼是难以捉摸的，但同时，它使你的眼睛做梦，唤醒你的感官。我们想要触摸，虽然我们不能，但眼睛已经完全吸收了它的精神。”

“我希望我的橱窗会让路过的人拥有三到四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忘记自己生活里的烦恼。如果我能帮助清除他们生活中的障碍，他们的沧桑，他们的忧虑、恐惧，这是最好的赞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因此，我的职责就是平息、镇定、安抚、取悦、引诱。”伴随四季更迭，莱拉用她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一次次地将这方寸空间变成令人惊艳的异想世界，巴黎女人称之为“街边戏剧”。试问这位魔法女王的秘密是什么？一切要从她闯入一座“魔法”花园说起。

11岁的莱拉桀骜不驯，经常赤脚跑来跑去，是名副其实的假小子。一次，从突尼斯炎热的沙滩上漫步而来，在一只黑猫的带领下，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迷人的花园里凉爽的绿色深处……棕榈树在头顶沙沙作响，形成一道道光柱，土路穿过一堆奇异的植物——仙人掌、桉树、龙舌兰，空气中弥漫着曼陀罗、白夹竹桃和茉莉的香味。这座花园属于让·亨森和维奥莱特·亨森夫妇。这对热爱考古和历史的夫妇在一战结束后选择居住在突尼斯的郊外小镇，将花园布置得如同世外桃源，因而成为艺术家们时常光顾的灵感之地，雕塑家贾科梅蒂、著名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等都是常客。花园主人热情地招待了莱拉，“正是在这座花园里，在聆听了所有这些美学理念之后，我明白了决定我人生的是什么——美和自由”。

几年后，莱拉进入了突尼斯的美术学院。“学习结束后，妈妈告诉我该准备嫁妆了。这对我来说是可怕的。那时我明白，我有一场战斗要打，不是与我自己战斗，而是与一种社会形态战斗。”改变在一次步行中到来。“我在巴黎逗留了一天，决定去一趟美术学院。我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排着长队，还挂着一个考试报名的牌子。我填写了表格，告诉自己，我没有冒任何风险，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几周后，有人联系我参加考试。父亲说服了母亲让我去参加，我成功了。游戏总是被创造出来的。”

直到莱拉的母亲去世后，她便开始决定“不再在舞台上扮小丑，而是拿起画笔”。就在这时，她来到福宝大道24号，而这所房子将在今后五十年里一直欢迎她。“和爱马仕签约后，我想起一件很奇怪的事：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借给我一条爱马仕的方巾，为了在考试中给我带来好运。当我回到家时，我意识到我把它忘在学校了。我承诺我一定会去找回来，或者再给她买一条。妈妈回答说，你觉得你会在哪里找到它？在露天市场吗？你不理解它的精致。”显然，爱马仕不这么想。自此，爱马仕成为她“一生中最美丽的陷阱”，但外表的体面难免虚张声势，终究成就她的是强大的内心与非凡的创造力。

杰勒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1940-2020

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策展人、“Arte Povera”艺术运动发起人

2020年3月，杰勒马诺·切兰特（GermanoCelant）从纽约国际现代艺术展（The Armory Show）回到意大利后，开始出现COVID-19症状，随后被转入意大利圣拉斐尔医院治疗;4月29日，80岁的他因其他并发症抢救无效离世。

杰勒马诺·切兰特是意大利顶尖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广泛开展展览策划、书写艺术历史论文和学术研究， 这一切使他成为现代艺术的权威之一，也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作为“Arte Povera”的带头人，他更是几乎代表了一个时代。一时间，追随他的艺术家与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们痛苦万分，纷纷在社交网站发出对他离去的惋惜。杰勒马诺·切兰特自1995年起便与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设计师、普拉达集团执行长）合作，为普拉达文化艺术基金会 （Fondazione Prada，1993年由缪西娅·普拉达和她丈夫共同创立，并担任联合主席）策展，他们因为一份共同的对艺术的欣赏而感情深厚。缪西娅及丈夫得知消息后沉痛不已，为他们的好朋友送上了悼念。去年10月，杰勒马诺·切兰特宣布将与KAWS在今年合作策划新展览，如今也成未知数，但他的艺术还在，他给我们的灵感不会停止……

切兰特为人所熟知还是因为他在1976年提出的“Arte Povera”观点。“Arte Povera”表面字义为“Poor Art”，不过，这里的“贫穷”并非指向钱。这场艺术运动的主旨是探索使用更广范的材料来创作，如泥土、地毯、树干等等;这是一场鼓励用一切非传统意义上的材料来替代传统意义上的帆布油彩、铜或大理石，因而追求不受艺术材料束缚的运动。“Arte Povera”始于60年代末，其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国内的工业文化和经济水平，它不仅是意大利最著名的艺术运动，也是意大利20世纪最前卫的艺术改革，与美国波普艺术鲜亮颜色、充满商业气息的风格大相径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顶尖画廊经营者Lucian pistoi曾说，他第一次见到切兰特大概在60年代中期，一群艺术家聚在意大利的都灵讨论绘画，这样的夜晚通常是激动雀跃的，但是在角落里你会看到一个很安静的年轻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低头忙着记笔记，大家都笑称他为“公证人”，那个人就是切兰特。如果说Pistoi这群画商慧眼识珠，一眼便看中这些艺术家前途的话，那么切兰特便是找到钥匙，将这群艺术家变成一个潮流、甚至一个品牌的人。

切兰特还是一早便意识到“艺术与时尚不可分离的共性使得他们需要对方”的人。虽然有关“时尚是否是艺术”的讨论一直无休无止，但正如1996年纽约时报时装评论编辑Ingrid Sischy所说：“为什么艺术只能被放在一个画框里？尤其在我们已经有了电影有了建筑学院之后，为什么我们对艺术的理解还只是一幅画一尊雕塑？”那年，他和切兰特共同策展，将艺术家与设计师——Prada and Damien Hirst， Helmut Lang and Jenny Holzer， Gianni Versace and Roy Lichtenstein——作品完美结合，体现了艺术与时尚的相融性。那时大部分人对“时尚与艺术”的结合观念并不看好，而这场展览必然奠定了一场风潮的开始，因为在今天，时尚与艺术的结合遍地开花。不久后的2000年，切兰特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为阿玛尼策划了回顾展，并联合出版书籍《Armani》。

自1995年起，切兰特携手缪西娅·普拉达为其策展，主题思想就是“扩张”，他们会邀请众多现代艺术家做一些大型且极具代表性与野心的展览。2018年，切兰特在上海的Prada荣宅首展呈现“罗马1950-1965”艺术展。事实上，“罗马1950-1965”艺术展可以算是Prada真正意義上在中国的首次艺术展，展览意在探索二战后罗马蓬勃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氛围。艺术展亦通过当时的文献资料，探究意大利首都罗马在意大利文化和电影创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再现当时的历史和艺术氛围。

在切兰特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普拉达艺术基金会第一时间对外确认此消息：“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朋友和同伴深感难过。杰勒马诺·切兰特在基金会成立初始便是我们学习与研究艺术过程中重要的中心角色。多年来，我们与他分享的许多经验和激烈的交流，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了当今文化的意义。他对学术的好奇，对艺术家作品的尊重，以及他对策展这一职业的重视是我们年轻一代必学的功课。”

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1948 – 2020

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评论家和教育家

2020年，当地时间3月26日，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纽约辞世，享年71岁。他一生为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喊，这个理念在他的建筑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1980年代，他为杂志《Village Voice》撰写的建筑评论中便展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信念，其中包括屋顶绿化、垂直农场和可持续能源利用等超前想法。

建筑工作室 Michael Sorkin Studio 承接各种规模和不同需求的城市绿色建筑设计，索金希望通过他的建筑作品及理念探讨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并出版了20多本探讨这些主题的书籍。在2005年，索金创立了非营利组织Terreform，与杂志《Urban Research》共同致力于研究如何改造城市，使其变得更为公平、可持续与美丽。在工作室最近的中国项目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新区新城的总规划，将绿色空间和农业系统纳入城市结构脉络。

在2018年出版的《What Goes Up： The Right and Wrongs to the City》一书中，索金曾列举出“建筑师需要了解的250件事”，或微观或宏观，条例覆盖知识面之广，反映着索金对事物本源的探索与多面思考，以及他对于建筑及建筑师的理解，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所择事业的画像。最好的纪念是为阅读，以下摘出索金所列清单的10件事，均鼓励对生活瞬间的感性观察。

01. 赤脚踩在冰冷大理石上的触感。

02. 一声呐喊在城市中能传播的距离。

03. 一声低语能传播的距离。

04. 杜鹃花的花期。

05. 维克多·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写“这个会杀死它（建筑）”的真正含义。

06. 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07. 如何疏通一只堵住的针管笔。

08. 如何坐在角落里。

09. 对“风水”有所了解。

10. 另一种语言。

威廉·布尔曼（Wilhelm Burmann），1939-2020

芭蕾舞者、导师

2020年，美国时间3月31日，纽约芭蕾舞大师威廉·布尔曼（Wilhelm Burmann）因新冠肺炎引起的并发症，在纽约西奈山西医院（Mount Sinai West hospital）去世，享年80岁。再过5天，便是他81岁生日。

威廉·布尔曼出生于德国，16岁时才在埃森开始芭蕾学习。尽管起步较晚，对于芭蕾的极高天赋和后天刻苦的训练，成就了这位法兰克福芭蕾舞团、日内瓦大剧院和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他还曾担任华盛顿芭蕾舞团和北方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大师，并亲自执教过美国芭蕾舞团的许多著名舞者。他的学生包括在美国芭蕾舞剧院担任首席舞者20年、目前是乌拉圭国家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胡里奥·博卡，奥利弗奖舞蹈杰出成就奖得主、意大利女舞蹈家亚历山德拉·费里，纽约市芭蕾舞团（NYCB）首席明星温迪·惠兰等舞蹈明星。作为布尔曼近30年的学生，纽约市芭蕾舞团前团长、今年2月被任命为舞团副艺术总监的温迪·惠兰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合照，并配文写道：“威廉·布尔曼给了我们会飞的翅膀，永远感恩！永远的家人！”说起恩师的为师之道，惠兰说道：“我很幸运，每天可以看到芭蕾舞的奇迹在他的课堂上出现。他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同时，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慧。在他的眼中散发出来的，除了对芭蕾永恒的热情，还有对舞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爱。”

1994年，布尔曼在《Dance》杂志上概述了他的教学理念：在课堂上，要想让一名舞蹈学生成为一名专业舞者，就要让他从头到尾参与到课堂的每个部分，用一个正确的节奏去带动他，让他尽可能避免遇到困难和失败，也要学会信任他并且放手。当他完全沉浸于舞蹈中，就可以做到他想要的艺术效果。相反，就会变得毫无趣味。也许学习过程并不美好，但是要尽所能赋予它美好的假象，这是将舞蹈教学提升到极致的方法。

塞爾吉奥·罗西（Sergio Rossi），1935-2020

鞋履设计大师

2020年4月3日，时尚鞋履传奇人物塞尔吉奥·罗西（Sergio Rossi）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享年84岁。他是首位因疫情去世的时尚界大师。人们称他为时代先锋，因为在1968年，他创立了意大利最知名的鞋履品牌之一——Sergio Rossi;罗西在同名品牌中将自己独特的设计美学与精湛的技术相结合，成全了女性12厘米间的活色生香。

14岁时，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居住在罗马大区San Mauro Pascoli小镇上的塞尔吉奥·罗西扛起来家庭的重任。作为鞋匠的儿子，自然也是继续家里制鞋的营生。不过一开始，罗西并不直接参与设计和制鞋，主要负责业务拓展，到了50年代，罗西已经相当熟悉商业运作与客户往来之道。当然，他也没有荒废传统手工制鞋，一边在外跑生意，一边随父亲的5个工人学习各种琐碎繁杂的制鞋步骤，累积女鞋制作的相关知识。每当闲暇之时，他还会跑到当时著名的Finis制鞋工厂——当时鞋界的佼佼者——参观。在这一过程中，罗西先生深入了解了剪裁、缝纫、结合、修饰四个极为重要的制鞋环节，为自己品牌的将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罗西建立了自己的制鞋工厂，1968年第一双以他名字命名的鞋诞生，直到今天，这个工厂仍在生产。上世纪60年代后期，时尚不再是上流社会专利品，逐渐朝平民化方向发展。罗西也改变原只接受上流社会顾客订单的经营模式，放低门槛，陆续与其它品牌合作制作女鞋。到了70年代，Sergio Rossi开始慢慢被大众所熟知并流行起来，而通过与Dolce&Gabbana、Versace、Azzedine Ala?a等众多著名设计师的合作，品牌也成长为米兰时装周的主角，店铺也从意大利开到了巴黎、纽约等时装重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品牌制鞋部门人数已超过380人，鞋子一年的生产量高达五十六万双，但出于国际化扩张的需要，1999年，罗西将品牌70%的股权卖给了PPR集团（即现在的开云集团）的前身GUCCI集团，6年之后，PPR收购了剩余的30%股权，这个诞生于罗马附近小镇的手工作坊，最终成为了开云旗下为数不多的高级女鞋品牌。2015年开云将品牌卖给了意大利私募股权基金Investindustrial，该公司于2016年重新推出该品牌，从那时起就大量引用其档案，突显了Rossi的创造力。

今年3月，罗西在Instagram官方发起了一项抗击冠状病毒的计划：向米兰的一家医院捐款10万欧元，并向所有喜爱Sergio Rossi的女性发出邀请——3月14日至3月20日，在品牌官网进行的交易所得将全部捐赠，用于对抗Covid-19疫情。而令人无比惋惜的是，品牌创始人却因为新冠肺炎，永远地离去了。所幸，他为女性带来的美好永存。

维托里奥·格雷戈蒂（Vittorio Gregotti），1927-2020

现代主义建筑师、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师

2020年3月15日，被称为“意大利现代建筑之父”的知名建筑师维托里奥·格雷戈蒂（Vittorio Gregotti）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不幸逝世，享年 92岁。意大利文化部部长达里奥·弗朗切斯基尼表示：“我们对于格雷戈蒂的逝世感到无比悲伤。他是意大利伟大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望。”

格雷戈蒂所经手的大型建筑项目以与文化和体育相关最为著名，例如歌剧院、运动场等。他擅长既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同时拥抱崭新的变化，巧妙调和新旧之间的冲突。其中最为知名的案例莫过于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翻新及其周边改造。最近，GregottiAssociati International 还在法国完成了普罗旺斯大剧院项目。当时该场馆在举办1955年地中海运动会后便几近废弃，格雷戈蒂选择保留原有的墙壁与塔楼的同时大范围改造体育场内部。而他为中国人所熟知，还是因为他参与了将上海浦江镇打造为“意大利风情”小镇的项目。除浦江镇外，格里高蒂还设计了外滩源的保护开发项目。外滩源是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源头，也是上海现代城市的源头，拥有外滩地区最早建成的一批历史建筑。格里高蒂曾表示，他想把外滩源设计成一个新的历史城市中心，他要把欧洲古建筑保护的经验带到上海。他提供的不是建筑设计，而是城市和城市环境设计，其中考虑的重要内容是保护旧建筑与建造新建筑的关系。

在建筑领域之外，格雷戈蒂还以策展人的身份著称。1975年，他策展“思考斯塔基工厂”（Regarding the Stucky Mill），展览探讨威尼斯朱代卡岛上废弃粮仓的何去何从，聚焦大地艺术与建筑，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80年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中建筑展的诞生。1976年，格雷戈蒂被任命为威尼斯双年展的视觉艺术总监。他对展览进行了拓展，使其容纳视觉艺术与建筑。“1976年，我们开始了在展览中呈现建筑的新尝试。”格雷戈蒂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一部分是历史展，一部分是聚焦欧美的现代建筑展，以此来进行对比。”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也致力于建筑写作、教学。关于一些更具争议的设计，例如巴勒莫的 ZEN 区域或者米兰的 Bicocca 项目，他总是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建造它们。他说道，“（建筑）以必须去回应具体的社会需求，与地理和当地历史紧密联系。